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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祥:冠绝千古的苏轼之词——读《苏轼词八讲》

更新时间:2022-02-18 22:50:55
作者: 刘金祥  

  

   《苏轼词八讲》 刘少雄 著  中信出版集团

  

   苏轼犹如一座永不枯竭的精神富矿,越开采越丰赡,越挖掘越深邃,这不仅体现在其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给后人以深沉感悟,而且表现在其丰饶充盈的诗词对后世的无尽滋养,研读和传颂苏词已经并将继续成为永恒的文化话题。日前中信出版集团推出著名诗词专家刘少雄撰写的《苏轼词八讲》,深刻阐发和精透揭示了苏词的主要特征以及苏词与人生的关系,生动状绘和真切展现了苏轼的文化形象,为当下读者了解冠绝千古的苏词艺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文本。

   苏轼是我国诗词史上豪放派的开创者,是宋词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揭幕人。词从唐朝到五代十国再到北宋初期,一直都属于品位不高的“艳科”,至北宋时苏轼将诗的创作理念运用到词中,不仅赋予了词更多的文学性和艺术性,而且从根本上提高了词的文化地位。才华独步天下的苏轼,通过扩展词的题材、突破词的音律、创新词的体例,成为开宗立派的词坛大师和一代文豪,苏词无疑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珍贵的艺术遗产。宋代以降,苏词始终吸引着后世学者不间断地疏解和阐释,900多年来苏词研究演化为中华文化一大热点和一门显学,特别是随着近年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研究的全面升温,关于苏词研考与探究的热度也急剧攀升,刘少雄的《苏轼词八讲》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脱颖而出的一部佳作。

   《苏轼词八讲》一书体系庞大且体例严谨,在结构上分为“词体与人情”“词情的深化”“词境的开拓”“时空的感喟”“文体的抉择”“行旅的省思”“咏物与抒情”和“飘荡与回归”八个章节,这八个章节不仅与原讲稿中的八个专题相契合,而且与书名中的“八讲”相对应,每一章节借助多个相互关联的时间维度和词作本体,对苏词的风格特征以及词作与作者命运的内在关联作了勾陈和阐述,从而启诱读者理解苏轼为何选择词这种“微末小道”而不是诗歌来表达精神世界。

   比如第一章“词体与人情”,作者对诗词在唐宋不同时期的不同形态进行梳理和比照,对词的文体意义提出独到见解,进而较为深入地阐发了词作为一种抒情体裁的文本属性和审美特质,指出“词的情韵是由一种冉冉韶光易逝的感受与悠悠音韵节奏结合而成,其主调是好景不长、人生易逝、此情不渝”,强调“词善于表春情,诗则长于叙秋感;词多表达女子的情怀,诗则多抒发士子的情志”;再如第二章“词情的深化”,作者以苏轼在杭州的全部创作历程为经,以疏解和点评杭州题材词为纬,从写景、酬赠、思乡和送别四个方面系统分析了词作的创作背景和内涵寓意,引导读者认知每一首词作都是苏轼彼时境遇和心境的反映与折射,萌生一种苏轼于杭州所见的朗月清风同样会照临吹拂自己的美妙感觉。于苏轼而言,人生可以有缺憾,但词作不能不完美;命运虽然经常作弄苏轼,而苏轼却从未敷衍过词作,作词不仅是苏轼生活的主要内容,而且是苏轼生存下去的重要理由。有鉴于此,一向秉持“不读宋词,不足以谈感情”的刘少雄,在本书中将苏轼身世遭际、宦海沉浮与不同时期创作的词紧密联系起来,剖析和厘清苏轼人生境遇和词作思想意蕴、艺术风格之间的瓜葛,尤其是阐明词作创作前和创作后或微妙或显豁的变化,让读者感到苏轼在承受世间磨难煎熬与淬炼的同时,其词作是怎样日渐完善并最终实现完美超越,进而成为有宋一代词界的魁首和领袖,这种把人生经历和诗词创作融为一体,通过回首个人际遇来剖释词作意旨的研究方法,是《苏轼词八讲》一书的最大亮点与鲜明特色,也是读者审视苏轼精神遗产的一个新的视点和角度。沿着这一思路,读者可随着苏轼跌宕起伏、风雨飘摇的命运舟船,观审一代词宗如何臻入阔大高深的艺术境界。换言之,通过理解苏轼的人生来理解其词作的意蕴,这才是全书的核心与主题。依循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苏词大体分为三类,即豪放风格、旷达风格和婉约风格,其前期词作悲壮雄健,犹如江涛破堤,大都属于豪放旷达风格;而后期作品则简约清逸,恰似桂馥兰香润肺浸脾,基本属于婉约风格,长久以来人们更为在意和欣赏的是豪放旷达风格的苏词,而真正属于豪放旷达风格的苏词却为数不多。已故诗词专家朱靖华先生在《苏轼新论》中指出,豪放旷达类词作仅占苏词的十分之一左右。苏词的豪放旷达就是将慷慨激昂的情感融入词中,以彰显作者坚毅的精神气质,刘少雄教授在书中也持此观点。如上所述,苏轼写词与其人生遭际直接相关,正是在“人生有别”“岁月飘忽”的凄婉与感伤之中,苏轼逐渐找到精神的依归和心灵的安顿。《苏轼词八讲》立足于索解苏轼从词作中寻求内在超脱的密钥,从文体到词境、从境遇到人格,由浅入深地剖解和揭橥苏词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的变迁,既有通俗易懂的学理阐释,也有打动人心的情感挥洒,特别是生动而细腻地阐释和注解了众多词作,这是对苏词原作的一种深化和升华。词如其人。苏词与其说是豪放不如说是旷达,正如苏轼遇事往往由窄处向宽处设想、从坏处向好处推演,所以才能写出“一蓑烟雨任平生”“此心安处是吾乡”等千古名句,其人生态度才能成为后代文人的楷模:从容淡定、进退自如、宠辱不惊。苏轼迷恋诗词,诗词也眷顾苏轼。刘少雄教授通过盘点词的发展历程、词与诗的特性区别,以及苏轼的情感轨迹和生命萍踪,着重透视和阐发了苏词的社会价值和人格意义。正如书中所说,苏轼往往能够以一种比较正面的态度,转换自己的事业,在情理中寻求内在的平衡,进而展现出较为旷达的胸襟。苏词中名声最高的当然是《水调歌头》,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深切道出了离家游子的期许和渴盼,对此书中评骘“它不只文辞优美,情意跌宕有致,更重要的是它传达了一种温煦且充满希望的情怀,宽慰了许多离人的心灵”。苏词中最愁肠百结的可能就是那首《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后人从中读出了苏轼的情真意切和郁郁寡欢;而刘少雄教授却独抒己见——他对亡妻的悼念,并不仅仅是生死相隔的深切思忆,其中也哀悼着一份徒然失落的青春岁月与理想。这无疑透露出词中的人文意识和现代精神。

   除了解析和诠释之外,《苏轼词八讲》一书还有一个特点和优长,就是该书文字表达隽逸畅达,语言叙述唯美深情,加之句式长短不一、节奏有疾有缓,富有较强韵律感,律动着人文之美、艺术之美和人性之美,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此书脱胎于教案讲义有一定关系。苏轼写词绝非像柳永等人一样为歌女表演所用,而是将词作为抒发心绪情感的一种载体,作为扬厉家国情怀的一种手段,所以他才能把词写得豪情万丈、澎湃激昂、绝世独立。闻说刘少雄教授对苏词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虔诚与挚爱,经年浸润于苏词的长歌短赋之中,潜移默化地承受苏词的教化和熏染,因而该书行文流畅、文脉贯通,非常宜于朗读。同时,鉴于刘少雄教授极为尊奉苏轼和高度迷恋苏词,全书由始至终调整和变幻形容用语,竭力称颂和不吝赞美苏轼的每一首词作,以至于通过阅读《苏轼词八讲》,读者或许可以重温那种在现实生活中业已隐遁的表述范式,或许能够找到那种略带古风、温润典雅的话语传统。

  

   刘金祥,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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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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