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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维护并延长对中国发展有利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更新时间:2022-02-18 22:16:02
作者: 刘伟 (进入专栏)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是否继续存在一度成为学界思辨议题。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在国际权力结构转化期、全球发展格局调整期与科技革命蓄势期三大历史长周期叠加之际,“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下中国发展环境作出的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战略研判,也是继2002年党中央首次提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是必须紧紧抓住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之后,再次对国内外形势作出的坚定而审慎的决策部署,直接决定中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形势认知与政策走向。

   “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但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却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与重大风险期并存的时代大背景下,如何准确把握21世纪第三个十年及以后一段时间中国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与国际的重大机遇与关键挑战,如何理解“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期”,如何继续维护与延长对中国发展有利的战略机遇期,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从主观意识、客观条件以及主客观良性互动关系审视“重要战略机遇期”

   “战略机遇期”是由国内国际各种因素综合形成的,是能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机的、客观存在的历史时期,也是国家决策者总体战略布局而主动塑造的、有助于国家发展内外部环境的特殊时期。(易金务:“关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答问”,《人民日报》2004年1月19日)“战略机遇期”需要从主观意识、客观条件以及主客观良性互动关系等三个层面来审视。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有辨识与抓住战略机遇的丰富经验与伟大实践。冷战结束以来,中央决策层发现、维护并延长“战略机遇期”至少能提供三点启示。

   第一,从主观条件上看,中国长期具有发现与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现实需求。冷战结束以后,党中央从国际矛盾、周边形势、科技革命等各方视角发现中国发展的有利条件,敏锐地发掘有助于突破国内困境的条件与抓手,捕捉提升综合国力竞争优势的诸多战略细节,清晰勾勒与准确设计下一步国家振兴的前进步伐与壮丽前景,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士气。党中央总结近代史上因闭关锁国、痛失机遇最终导致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丧失早期经济增长时机的原因进行深刻反思。“战略机遇期”的思考意在提醒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抓住当下难得的时机,要加快发展,提升效率,推动改革,避免重新陷入历史的桎梏中。

   提出和抓住“战略机遇期”的20年,恰恰是中国发展实现大跨越的20年。200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1.47万亿美元,仅是美国的13%、欧元区的20%,排世界第7位;2021年,中国GDP已跃升至美国的74%左右、欧元区的114%,稳居世界第二位。可见,中国认知、抓住与巧用“战略机遇期”有清晰目标和强烈意识,那就是推动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二,从客观条件上看,世界复杂矛盾与全球要素流动性为中国提供发展新契机。20世纪末,“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形成,美国霸权一度缺乏有效的国际制约力量,而使其推进单极霸权与单边主义的行为变得肆意妄为,让世界多地陷入混乱与失序,与此同时,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及多国的反恐战争和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反向造成对自身发展的牵制,加速国力衰落,客观上为中国集中精力搞建设、谋发展营造了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

   进入21世纪,新科技革命成果迅速产业化为中国发展提供新的技术创新机遇。中国开放本国市场,大力吸引外资与引进前沿技术,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学习海外先进管理经验,极大缩短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发展领域的总体差距,实现中国跨越式发展。

   第三,从主客观条件互动看,中国运筹能力与国际格局演变不断营造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战略机遇期不仅需要主观意识与客观条件,还讲求外生性与内生性的互动与转化。(张宇燕:“战略机遇期:外生与内生”,《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国内国际环境错综复杂,瞬息万变,能否抓住机遇取决于国家的政策选择与内部互动。有时外部环境恶劣,但若国家主动作为,力挽狂澜,就能创造转危为安的新环境;若国家犯历史性错误,则会痛失好局面。与多数大国崛起进程不同,中国主动迎接与塑造外部环境,善于“改变自身,影响世界”,既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与世界各国打交道,又通过学习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并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历史经验表明,对传统安全问题的过度关注容易使各国陷入安全困境,引发双边关系的恶化,为国际形势带来不稳定因素。针对过往500年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中国弱化传统安全变量,强化经济发展因素,统筹发展和安全,从而把握住了战略机遇期。无论是改革开放连续40多年的经济增长,还是2001年加入WTO后的对外贸易、科技合作等,中国不以传统安全竞争作为战略追求目标,而以经济社会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以改变内生因素影响外生变量,精细应对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成为把握与善用战略机遇期的主要原因。

   二、为什么21世纪第三个十年和更长的时间,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国际上“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此起彼伏。那么,“战略机遇期”是否还存在,成为人们讨论和关注的重要问题。(秦宣:“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提出及新变化”,《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4期;王栋:“对新时代‘战略机遇期’的再思考”,《和平与发展》2018年第1期)事实上,党中央对“战略机遇期”的认识和判断在不断发展和深化。党的十九大以后,党中央冷静观察,认为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大转折的新时期,中国发展有了新的历史方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正在经历显著的历史性变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且仍然可延长。基于这些深刻思考,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决议以及2021年3月发布“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都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前加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时间状语,既正面回应了当前不少人对“战略机遇期”的疑虑,还延长了2002年最初表述时的“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的时间限定,将其拓展至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和更长的时间。

   鉴于此前抓住和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启示,中央决策层在新的历史关口判断“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外部环境看“有着重要依据”,从发展现状看“有着坚实基础”(中共中央宣传部:“如何理解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31—132页)。

   第一,从主观条件上看,中国利用与延长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意识、能力、经验与制度保障空前提升。21世纪进入第三个十年和更长时间,无论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或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新征程,中国都希望继续营造和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希望通过增强综合国力和制度优势维护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希望通过总结与积累对外斗争经验来夯实与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

   一是在意识层面,党中央高度重视战略机遇期的把握和延长问题。2013年10月,在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要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工作会议上强调国家安全工作必须“立足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大背景来谋划”。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性,中央决策层对“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性与持续性更是高度重视。党的领导是中国一切工作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党对“战略机遇期”的高度重视也会成为“战略机遇期”得以延长的根本保证。

   二是在能力层面,经济长期向好、国力持续提升将使中国有足够实力延长战略机遇期。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是由中国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都实现了量与质的飞跃,自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中国已连续十年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全产业链优势,并且在产业配套、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等方面综合竞争力突出。(中共中央宣传部:“如何理解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32页)当前,中国依托强大国内市场,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形成国民经济与对外开放合作的良性循环,国内创新驱动力稳步提升,新经济增长点加速酝酿,经济发展有着坚实的实体基础与支撑。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8.1%,仍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基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2022年中国人均GDP有望达到1.33万美元,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门槛,2035年中国GDP总量有望达到44.46万亿美元,超越美国成为总量第一的经济体,有望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长期保持着全球最有潜力的大市场、最完备的产业配套条件与最有韧性的抗风险能力。当下,在持续推进对内深化改革、对外市场开放政策的背景下,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拥有足够的政策能力与发展韧性不断延长战略机遇期。

   三是在制度层面,愈发凸显的中国政治经济制度优势为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了机制保障。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中国逐渐摸索出了一条与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相适应的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并及时转化为实践成果,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充分彰显。新时代以来,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全面依法治国,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确立宪法宣誓制度,并通过一系列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如制定民法典、外商投资法、国家安全法、监察法等,修改立法法、国防法、环境保护法等,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的立法完善与机制保障;提出改革强军战略,领导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还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和政策体系,建立一系列能够确定国内国际风险应对与保障战略机遇的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和应急管理机制。制度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最大优势,战略机遇期的维护和延长离不开制度完善。当下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全力识错纠错避错,确保各项政策不走样不走偏,定能确保战略机遇期的延长。

四是在经验层面,中国在沉着应对内部风险与对外大国博弈中积累了延续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丰富经验。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事业取得重大成就,尤其是21世纪以来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和有利条件。但客观地讲,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还面临不少长期沉淀下来的深层次矛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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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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