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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锋:大国礼治何以重要?——政制崇拜、治体论与儒学社会科学刍议

更新时间:2022-02-17 00:27:17
作者: 任锋  

  

   摘要:在中国社会科学诸多学科纷纷推进本土化发展的过程中,本土资源的深层蕴积无法绕开儒学传统。钱穆代表了现代中国学人处理现实政治与学术传统关系的一个典型进路,其学思的社会科学潜能值得我们积极发掘。对于现代流行的政制崇拜,钱穆强调应将其置于立国思维中予以安顿,警惕变革论调下的反传统激情,注重与立国大传统相贯通,并紧密结合人类的整体现代命运来思考自身发展道路。中国政治制度围绕大一统秩序形成了系统与古今两个维度上的通贯性,我们应从宪制体系中审视其得失利弊,注重治体论对于政治主体、政治原则和制度方略三者关系的均衡安排。钱穆由此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权力、制度、组织和理性化等要素展开了深刻反思,显示出传统转型中基础原理层面的替代性路向。而他对礼治和法治的不断探析,则提醒我们重估礼治的现代价值,在大国宪制之外重视大国礼治对于治理体系之秩序优化乃至现代政治文明发展方面的贡献。

  

   从社会科学视野观察儒学思想,是承接现代性转型压力而衍生的应对性命题。通常认为,社会科学是西方文明主导衍生的现代性产物,而儒学思想属于中国或东亚地区的本土文明资源。近四百年来,前者逐渐兴盛,而后者终至沦落。自传统文化展开现代转型以来,国人把几千年的儒学思想传统放置在现代社会科学视野中加以审视,从而形成了以西非中、以今非古的强劲价值导向。伴随现代转型的渐趋稳健和成熟,我们现在或许到了一个重新调整的时刻:儒学传统不再是博物馆意义上的古董,而是从未断绝生机的文明活水;中国社会科学诸多学科在当前纷纷推进本土化的发展方向,而本土资源的深层蕴积无法绕开儒学传统。

   实际上,在现代转型历程中,对于二者关系的考察也有比较辩证、蕴涵丰富启示的面向,足以成为我们今天调适进路的智识资源。笔者近年来参与发起历史政治学的新兴路径,从政治学视野追溯这个路径的现代谱系,曾以梁启超和钱穆为例加以剖解【1】。梁启超对于政治学、法学等现代中国社会学科的创立有奠基之功,在其晚期的现代文明反思中逐步调适早期启蒙阶段的儒学判准,为社会科学与儒学传统的良性互动遗留下了珍贵线索【2】。相当程度上继承任公遗志,钱穆不仅是现代极具代表性的史学家、儒学发扬者,其思想学术的社会科学气质尤其值得我们注重【3】。笔者近年来致力于发掘钱穆作为政治学家、政治思想家的一面,曾称其为20世纪最具创发性的政治学人。时论多重视钱穆对于政治传统专制论的抗议,实则这种抗议的另一面是对于西方政治学理论的重重突围和儒学社会科学资源的反复锤炼【4】。钱穆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文化学等领域提出了富含洞见的论述,也从中国文明的系统视野对于现代学术分科做出了具有根本反思性质的“论衡”。笔者曾以“会通为体,分别为用”来概括钱穆先生在现代共和语境中的大义家言【5】。本文聚焦政制论和礼治论,沿着钱穆的思考路径加以申发(“接着说”),试图为我们再思儒学传统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树立可资借鉴的现代模板。

   一、政制崇拜与立国思维

   对于政治制度或曰政治体制的注重在现代中国十分显著,或可说已经形成了某种政制崇拜、政体迷思,学术研究和政治实践受此影响深巨。政制中心性往往被吸纳在以立宪、民主、法治、权力制衡为宗旨的西式现代国家话语系统中,韦伯所揭示的理性化和科层化被视为文明现代性的标配。近期学界对此已有一定反思【6】。

   钱穆先生最为一般读者所熟知的作品当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是一本聚焦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学术讲座记录,至今仍引发公众浓厚的阅读兴趣。钱穆对于政治制度的注重清晰可见,贯穿其学术生涯,比如《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如何研究政治史”强调政治专史的重点就在制度,晚年集大成之作《晚学盲言》论述政治社会之部,在章节安排上,第一节“国家与政府”之后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7】。钱穆如何安顿其制度论,这一点最值得留意。笔者曾试图提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隐言微义,阐发其制度论背后的治体论思维【8】。这里依据《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史学名著》《现代中国学术论衡》《晚学盲言》等作品再加申论。

   钱穆制度论的首要特征在于,他是在一种立国思维的脉络中来定位政制之重要性。在他看来,政治史与关注一般性政事的通史之不同,就在于政治史是以政制为中心,特别注重那些关系到“立国规模”与其“传世共守”的制度【9】。这种以政制为中心的立国政治关切是贯通古今的,既体现在对于中国政治传统的解释中,也落实在中国现代政治的安顿中。在钱穆看来,中国文明以政治创制能力、或曰政治制度化能力为其特长,这在中国以大一统为基调的政治秩序建构中表现得十分充分。中国能在人类文明史上保持四五千年的持续积极发展,政治上实现较长时期的安定和平,并在现代依然保持了大一统的国家形态,正是由于我们这个文明在政制智慧上较为发达。

   理解钱穆的政制观,首先要清楚他的这一立国思维视野,尤其是将这个视野与现代国人更为熟悉的立国政制论进行比较,才能窥见其深意。现代转型以来的立国政制论,最显著的特质在于与中国自身传统的断裂,同时依据西方现代发展经验来树立自我理解和规划的参照系,因此形成唯西学马首是瞻的模仿型立国【10】。在这个以变革思维为特征的思路下,政制制度论也是以模仿、移植为主,无论是民族主义构建,还是民权民主、立宪法治的体制构建,概莫能外。从这个视野反观中国传统,实在是没有什么资源需要汲取,也没有什么传统需要赓续。模仿型立国进路在晚清恰恰接受了西学以民主政体为绝对中心的现代方案,形成了现代转型透过政体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神圣政制论崇拜【11】。

   严复、梁启超一辈在早期对于神圣政制论贡献巨大,辛亥革命建立共和之后,国家建设的实践历程促成了先贤由变革思维向立国思维的回归转型。从中国政治传统的国家构成来思考现代立国的多方面要素,思想上的某种保守化趋向实际上代表了立国思维的稳健成熟【12】。对于现代意识形态竞争洞若观火的钱穆,不轻易依附于流行的主义与党派,强调现代中国的立国规划必须认清其悠久深厚的传统根基,认为这是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的基本前提。任何现代的立国方案,都需要置于中国自身的客观传统实践中来审视其得失利弊【13】。不仅如此,中国自身的发展与人类文明整体、世界秩序密不可分,中国以其超大规模体量有其世界责任,大同太平的人类世界秩序必以中国为中心,历史上如此,未来也应当如此。这是我们在现代谈论政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因此,钱穆的政制观所依托的立国思维有两点现代意味:一方面,要正面充分理解和评价中国立国传统发展起来的政治制度,不能用西方现代某一时期的局部经验作为唯一判准;另一面,中国立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对于人类世界秩序未尝不包含普适价值,这或许需要我们从更大的共同体视野来重估。在古与今、中与外的关系上,不是以其中一面否定另一面,而是把握古今相续、中外依存的一体逻辑,那种以现代西方经验为绝对标准的思路过于短视和褊狭。

   钱穆对于中国立国传统在政治制度方面的表现做了多方面、系统的审视,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了解。

   首先是政治制度围绕大一统秩序形成的系统与古今两个维度上的通贯性。大一统是中国自封建到郡县时代政治秩序的中心特征,确保了中国作为广土众民国家的“可大可久”【14】。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大一统秩序的构成:追求团结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秩序意向;以国家组织体系、元首制度、士人政府、礼法传统为中心的一系列政制安排;以儒学为主干而具有开放多样性的文教信仰体系。在政制层面,大一统秩序的制度体现出系统性的通贯精神。钱穆特别强调,中国广土众民,各地的族群、风俗民情、资源多种多样,政制法度在大国宪制中扮演的角色就是将这些多样性有效地整合、凝聚起来。诸如土地制度、税赋制度、军事制度、政治人才选举制度与行政和监察制度相互之间必然有系统配置性。“在一个大一统的政府之下,则必然有其相通合一的统一性的制度。制度有多方面,有法律、经济、军事等一切。但既是在一统一的政府之下,它必然得彼此相通。中国古人称此为一王大法,可见此非枝枝节节的,而实有一共通大道存在。”【15】不仅如此,大一统国家的宪制精神是在国家的整体凝聚中形成一个积极整合的中心力量,这是它超越帝国政治形态的关键之处。这个精神表现在政治制度的系统通贯性上,就是总体上促进国家的内部融合,逐渐推进地域、阶层和信念形态的开放性与平等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国家中心与四围的积极活泼转化。历史上的郡县制度、科举制度与汉宋儒学传统都是这类制度的重要代表,有力促成了国家的统一、阶层族群区域的平等化与社会整合【16】。

   如果说政制系统的通贯性是一种横向的通贯,那么古今一体就代表了政治制度纵向意义的通贯。钱穆特别强调政制在历史演变上的传统性。政制的通,不仅是一个时代内部制度间的紧密贯通,而且是古今传统上的因革损益。钱穆推崇杜佑《通典》的历史价值,就在于它标志性地开启了“三通”“九通”的传统,特别显示出政治演进的传统性和通贯性。政事代有不同,而政制却能保持相对超越于朝代的通贯性,郡县制度、选举制度、监察制度、税赋制度等往往展现出更长时期的延续性。钱穆认为,这一点对于形成绵延深厚的文化和政治认同贡献非同寻常。孔子儒学基于对三代兴替的观察提出因革损益的历史政制智慧,这已透露出中国立国源头的精神基调,在礼法的因承大前提下来看待变化和调适。这种优先强调延续性的文明精神深刻塑造了秦汉以降的历史传统。钱穆经常念及罗马之后再无罗马、汉唐之后中国常存,其要即在这个政制传统性中发现奥秘。杜佑《通典》的价值,在于体现出唐人在政治实践中的伟大气象,既能在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度的系统中“通筹全局”,也能在继承三代、秦汉传统的意义上“直通古今”【15】。《通典》透过食货、选举、职官、礼制等分类将历代制度的演进梳理出来,展现出古今制度的承续损益,制度的通贯性由此符合“百世之常道”的典则标准。“朝代、人事可以随时而变,而历朝之典章制度、大经大法,则必贯古今,通彼此,而后可以知其所以然与当然”【15】。钱穆称道《通典》“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这是平衡古今的政制实践智慧,而现代国人丢掉了师古一环,立事随时沦落,片面取法西洋。“三通”“九通”代表的制度史是通史的典范,较之凑集各地区历史片段而编排的所谓世界史更显会通精神。

   其次,我们要正视政制在立国宪制中的利弊得失。现代中国转型在政制上面临的一大挑战来自于立宪法治话语。严复、梁启超等人的早期启蒙努力孜孜于揭示中国政治传统与现代立宪法治之间的距离。钱穆承续这一议题,在前期思想中对于中国政治传统的法治相关性做了多方面探讨,在晚期学术中立基于礼治积极阐发对于法治的辩证反思。如前所述,大一统国家的整合凝聚离不开法治意义上的政制维系,因此在实践上中国传统不仅有法治,而且尚法重法。从周代宗法礼制文明到秦汉以后的郡县国家,作为国家治理传统的法治历经了长期演进,法度意义上的政制保障了国家长治久安。政治演进的兴衰隆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制法治的中庸抑或偏至、公忠抑或分裂、适宜抑或失当【17】。而中国政治思想在理念上对此习以为常,视为当然,因此在对策应付上更为人所知的是儒家矫正尚法积习的德治、人治主张,如黄宗羲对于现实政制的激烈批评,其实更多表达的是儒者之激情,不是平实就情的据实之论。钱穆在这个问题上清晰区分了法治的做法与说法,现代国人却往往只看到批判性的言说而忽视建构性的做法。只要正视中国政治秩序的深厚立国传统,就不会拘泥于现代某一主义的法治标准,去断然否定中国政治实践的重法特质。

《晚学盲言》论中国政治制度,指出中国历史上“无宪法,有制度”,《国史新论》《中国历史精神》论中国政治传统,指出政体视角的外在性格,钱穆的这一类主张当然都是在西学挑战下的矫枉之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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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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