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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锋:大国礼治何以重要?——政制崇拜、治体论与儒学社会科学刍议

更新时间:2022-02-17 00:27:17
作者: 任锋  
他是在启发我们,不能完全拘泥在现代西学的宪法和政体思维中来观察中国政治。“在中国历史上,无宪法,有制度。政府中各种职权之分配,皆有详密之规定。精细周到,远非西方宪法可比”18。钱穆也曾经将传统上长期施行的制度(察举、“大经大典”)比拟为“中国的大宪法”,或从成文法和不成文法视角解读王室和政府关系【19】。他自己是逐渐锚定在政治制度范畴来解析中国政治传统的特质,而且倾向于更为积极地肯定中国政制传统的价值。

   中国政治传统优先关注的是政治职分,主张选贤与能、设官分职,历史上政府与王室划分清晰,政府与社会融合,政府内部宰相负责最高而综合的职任,选举、考课、监察弹劾各有专职,上下级之间分职综成而又各有定数。这样的制度体系比较富于合理性,有利于长治久安,而较能避免革命性的动荡断裂,钱穆提炼出“政民一体”“直接民权”“信托政权”“士人政府”等命题予以概括。“中国传统政治职权分配的特别细密,各部门各单位都寓有一种独立性与衡平性,一面互相牵制,一面互相补救,政府全局很难普遍腐败,因此留给人以在政治内部自身扭转之希望。”【20】

   钱穆提醒我们观察历史政治,需区分人事与政制,不能把人事问题全部归于政制。即就政制来说,“古今中外,人类历史尚无发现一种绝对有利无弊的政制,亦没有一种可以推行数百年之久而不出毛病的制度。不仅以往如此,将来亦必还如此”【20】。中国传统政制和现代西方政制,都适用于这个法则。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本质的缺点有明确总结。它注重职权分配的细密化,弊病是政事不能积极活泼推进,易于停顿麻痹;另外,太看重法制的凝固性和同一性,利于稳定,难于改革变法。“重法过于重人,重职过于重权,重安定过于重动进,重限制过于重放任,此在一大一统政府之庞大机构来适应农业国家之平稳步骤上,正常容易陷于此等病害而不自觉悟,乃终至陷于大病,不可自拔。”【21】

   二、从政制论到治体论

   《晚学盲言》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提出“中国历代传统政治制度多学术性,非权力性”,士人政府“乃得成其学术性,而非权力性”【22】。这一类判断与现代时论大相径庭,其新意在于对单纯运用权力范畴解释政治制度表达其反思。须知,权力、权威、合法性等等基本概念,构成了现代政治学的基础理论要素。今人的政治理解多倚重马基雅维里、韦伯以来的西方现代性,强调权力政治与道德的分离、政治对于合法暴力的垄断(以及被统治者对于权力统治的信服)。依据权力来界定政治,几乎成为现代政治学的“天经地义”。

   钱穆在基础原理层次强调中国文明关于政治之理解有不同出发点。“政者,正也”强调政治上理想道路的引导性,“社会人事有所不正,政府便该率以正,改其不正以归于正”。治犹如治水,疏导优先于防堵,“国人常连言政教,不言政法。教主化导,法主刑防,此其大不同”【22】,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开篇揭示出来的基本原理。接着,钱穆指出,理想需要有人物来领导执行,因此选贤与能是政治一大事。而人物多变,“制度乃定一长期性选择之标准”【22】。综合起来,“理想、人物、制度,乃中国传统政治最重视之三要项”,这就显示出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治体论思维,也是我们理解钱穆政制论的基本思维架构。

   治体论在中国政治传统中源远流长,秦汉以降自贾谊肇始,历经汉唐演进,至近世发皇,蔚为系统,晚清魏源编纂《皇朝经世文编》仍以治体为政治文献分类的一大范畴【23】。在现代转型阶段,严复翻译西学,受到治体论传统的深刻影响,以“治制”对译西学的政体【24】。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一定程度上复活了治体论的思想生机,在民初共和语境中重估儒家传统和法家的现代价值,显示出这一传统在现代脉络中的潜在能量【25】。

   从理论思维上看,治体论透过对于治人、治道和治法的辨析,试图把握优良政治秩序的关键所在(政有体,治有要)。治人、治道和治法,分别代表了政治主体、政治原则和制度方略三个类型要素。扼要地说,从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到黄宗羲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显示出治体论内部不同基调的典型表达。总体上,治体论保持了对于政治秩序宪制整合关系的辩证自觉,主体、原则和制度在其中各有位置,价值相对均衡。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前言中标识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同时给出相关七点意见,笔者曾指出“钱七条”体现出传统的治体论思维。钱穆强调现代人的政制崇拜不应轻视制度与人事、时空条件、历史意见和文化传统的复杂关系,就是基于治道与治法、治人与治法辩证关系而展开的思考。钱穆《政学私言》辨析人治与法治、提出法治新诠,也是在治体论传统的延长线上激活关于治法、治人和治道辩证关系的话语。《晚学盲言》论述政治社会人文部分的开篇五节,立纲定调,同样体现出以治体论为思维架构的立国视野:第一节论“国家与政府”,其次分别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政与学”、“政党与选举”、“权与能”。政治制度对应治法代表的制度方略领域,而“政与学”对应治道即政治原则领域,其它两节主要对应治人即政治主体。开篇五节展现出了治体论的思维架构,以立国为其总,并不断与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立国方案进行比较。

   《如何研究政治史》提醒现代国人,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必须注意两点,第一点是不仅仅着眼制度本身,而是会通与此制度相关的一切史实来研究。制度是人事发展中变动性较小的一部分,制度研究对于自身依托的人事变动性不能失去感觉。钱穆喜欢拿人事与制度对举,人事就是指从政治主体出发形成的实践活动。第二点是必须明白制度背后的思想和理论,这就是与治法相关的治道。钱穆特别指出,中西政治传统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异,西方历史上的政治思想家与政治实践的距离相比中国较大,中国士人政府的传统使得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等实践过程结合较为紧密。“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其当时的实际行动实际措施中,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26】。中国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就是一部极好的政治思想史。这个特征,值得今天的政治学人好好体会,现代学术分科下政治思想史与政治制度史的教学研究,结构上处于割裂分离的状态,折射出中国政学传统与现代学术体制之间的差异。钱穆对于政治制度的理解,扣紧了政治主体和政治原理,这个思维方式本身即是治体论传统的特色。

   无论处于治法、治人和治道中的任何一类要素位置,治体论架构都倾向于思考这一要素与其他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共生依存,可以说治体论的思维宗旨是强调总体的宪制整合关系。这一点对比现代国人形成的政制崇拜,更为均衡地把握到了秩序构成的辩证复杂面,不轻易地将政治运行的关键归因到某一类要素之上。因此我们看到,钱穆十分重视政治制度,然而却不断提醒我们注意政治主体和政治原理的相对影响力。

   回到钱穆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多学术性而非权力性的判断上。这个判断的具体语境是围绕杜佑《通典》而发,“杜氏此书并非其私人之政治哲学。根据历史事实,叙述其各项制度之先后演变,上自创制时之争议,下及演变中对此各项批评。一切意见,详罗无遗。利病得失,无所遁隐,可供后人之参考与抉择。故读杜氏书,便知中国历代传统制度多学术性,非权力性”【27】。“政与学”一节指出,“中国政学合。秦汉以下,政治以学术为向导。全体政治人员,自宰相以下,皆出于学。先有察举制,后有考试制,为之作规定。王室在政府之上,乃亦同受学。政治在中国,可称为一种学治”27。西方政治传统中,掌握政府者,多属贵族、军人和富人。中国的士人政府传统强调政治主体的贤能品行,相对超越出身、强力与财富等因素的约束。无论是形成政府组织的制度,还是政府组织处理制度事务,中国传统相比起来更强调力量权势之上的道义性、公共性,这是士人政治重视文治、学治的原理导向。

   钱穆并非完全否认政治制度的权力性,历史演变中如明清专制的确更能体现出权力斗争的逻辑。更准确地说,他是透过政治主体、政治原理对于政治制度的积极塑造来标识中国文明传统的主导精神。从政治原理来说,钱穆认为中国人的政治观是文化的、道德的,政治是发扬人类文化和道德的机构;西方人的政治国家观是权力的、工具的,人们运用这种权力和工具实现另外的目的。这造就了“一统”与“分裂”各自成为中外政治的传统特征28。相对于权力论,中国政治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职分论、责任论(职任论),在政治主体的位置上认定其职分和责任【29】。在政治主体的意识上,中国属于“较偏重于从政以后如何称职胜任之内在条件上,而不注重于如何去争取与获得之外在获得上”,是内倾型而非外倾型。连带民众对于政府常抱一种信托与期待的态度,而非对立与监视的态度,钱穆称之为“信托政权”与“契约政权”的区分【29】。另外,政府与民众、政府与社会并非敌对分离的抗争关系,而体现一体融合的精神,这是“政民一体”而非“政民对立”【30】。

   治人在中国治体论传统中长期得到优先关注,“有治人,无治法”可以说代表了这一种具体取向。钱穆在现代语境中肯认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同时不断指出不能忽视人事,即使是在人民群众地位上升的组织化时代,也不能轻视政治家、政治活动中的领导要素等制度化以外的人事因素。制度变迁自然会产生人事认知,钱穆强调后人应当重视制度演变当期的历史意见。中国历史上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能贯通联结,这体现出精深的传统塑造力量,究其实是一种承担了道义政治原则的政治主体在其间前仆后继、师古随时,这是《通典》能够“立事”的要义。钱穆反思中国政治传统的尚法重法弊病,就在于不能充分发挥政治主体的活力。人治与法治的区分体现的是政体论意义上的现代焦虑,而钱穆将其转轨到治体论传统的治人与治法之关系轴上,揭示出更为宏阔的思维架构。现代共和政治的出路,不能局限于师法西方的制度化、制度移植,根本方向在于“看重活的人超过于看重死的法,随时好让多数的意见来更改向来规定的法制,让人心在法外多留活动之余地”。自家药方需要切中自家病症,政制崇拜不能造就普适灵丹妙药。“一切政治上的变化,正是活的人要求从死制度中解放。这一根本精神差了,于是从西方抄袭的,只是仍成为一种敷衍文饰虚伪与腐化,始终没有把社会人心要求变化的内在活力引上正路”【29】。这样的治体论视野,也使得钱穆的政制论能够自觉突破法治逻辑的局限,而在晚期思想中不断强调礼治的中心价值。

   三、从大国宪制到大国礼治

   礼治与法治之辨,是现代中国思想的一个枢轴型命题,也是我们思考儒学传统与社会科学的统领性视角。回溯相关论辩,除了晚清司法改革时期的争论,严复西学译著已经触及这个问题,大体依照孟德斯鸠的政体论推崇民主立宪代表的现代法治,将礼治纳于君主政体的良治中定位【31】。这种表彰西方优越性、批判中国落后性的思维在梁启超早期启蒙学术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也正是梁任公,在晚期学思中开始扭转启蒙基调,重估中华文明的传统资源价值。《先秦政治思想史》极具代表性地在肯定法治现代性的同时,为儒家礼治正名,将其置于现代共和的时代语境中加以阐释。法治代表了政府制裁力,而礼治表征扎根于社会民间的国民政治信条、习惯和能力,透过民情风俗体现出秩序更为深远的维度,超越科层化、组织化和制度化,指向秩序主体的活力本性。

钱穆对于梁启超的晚期转向至为激赏,他的礼法论述既承接了严复、梁启超开启的诸多端绪,也在梁启超晚期辨析的基础上做了重大推动。扼要来说,钱穆的礼法新说在前期以《政学私言》为代表,仍然聚焦于回应法治现代性,声明中国在实践上重视法治而思想上致力于矫正尚法偏弊【32】。在其晚期思想中,论述逐渐从法治中心转变为礼治本位,致力于阐明中国文明传统的礼治精义,认为礼治代表了更为优良的秩序模式。这一前后转变并非思想上的断裂或转折,而是从一种综合的礼法视野试图全面解释中国政治传统的精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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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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