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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光国:余英时的“迷阵”与牟宗三的“偏误”

更新时间:2022-02-14 23:47:34
作者: 黄光国 (进入专栏)  

  

   【摘要】余英时在其成名作《历史与思想》中所提出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之说,根本就是他在1970年代“冷战时期”,为了配合哈佛大学建构“现代化理论”,迎合当时美国政府的政策需要而刻意打造出来的一套说法,根本没有什么“客观性”可言。

  

   2021年8月1日,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在睡梦中辞世,海内外学术界一片哀悼大声,尊称他为“史学泰斗”、“思想史大师”,大陆学术界有人甚至认为:他是“中国学术第一人”。但是跟他有“亦师亦友”关系的“体制外历史学者”龚忠武,却公开发表一篇长文,认为他“盖棺而论未定”,批判他是“海外最后一个买办学人”!这是怎么回事?一个真正的史学泰斗,怎么会有如此两极化的身后评价?

   一、对“恩师”的评价

   对于一个学者的评价,可谓“众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龚余两人的关系说起。1966年秋,余英时从密西根大学转聘到哈佛,为罹患严重精神病的杨联升代课,而龚忠武则从台大到哈佛作为费正清门下的一名研究生。两人都站在人生的起跑点上,余氏为他的学术事业打拼,而龚忠武则刚入道,为自己的学业打拼。他们除了师生关系之外,平常接触最多的地方,就是周末到余家打牙祭和每个周末参加围棋俱乐部的棋会。余氏是棋社的常客,所以私下有许多互动的机会。1968、1969年,当时余氏只是哈佛代课的助理教授,在哈佛的去留成了他最大的心理压力。

   1969年9月,在龚忠武考博士资格口试时,余氏是他的三位口试委员之一,考他的中国通史,另两位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费正清和欧洲近代思想史的Stuart Hughes。余英时考他时的问题是:能不能简单地概括宋代理学家的治学精神要旨?龚忠武就用余氏平时对他讲过,并讨论过多次的六字诀心得“尊德行,道问学”(honor one‘s virtuous nature and follows the path of inquiry and study)作答,并且沿着陆王内向超越的思路,加以发挥。心中暗想,这是余氏在“保驾护航”!结果口试全程不到半个小时就顺利过关,余英时暗中“护驾”之功实不可没!所以,龚忠武认为余氏可以说是他的“恩师”之一。

   “恩师”过世,和他关系如此亲密的门生竟然发表长文,批评他是“买办学人”!这岂非怪事?我从1980年代初期,致力于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便读过余氏的许多著作,当时只觉得他治学严谨,思虑周密,论证翔实,并没有看出任何问题。

   2019年春节过后,趁着新冠疫情的“闭关期间”,我回顾自己半世纪的治学所得,撰成“中西会通四圣谛”的书系,准备出版。为了说明:为什么我们必须推动“华人社会科学本土化”,在此之前,我已经撰成《中西文明的夹缝》、《台湾自我殖民的困境》与《潜龙与秃鹰的文明对抗》三本书,委由“时报文化公司”出版。在这样的脉络下,余氏身后重新审阅他的著作,才赫然发现:余英时可以说是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以来,华人学术界“自我殖民”的象征代表人物!

   《中西文明的夹缝》一书,提供了析论这个问题的历史脉络。从西元十六世纪之后,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崛起,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纷纷沦为西方霸权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殖民主义在人类历史的某个阶段之所以能够占有优势,当然有其道理。工业革命带来了进步的生产技术、管理方法和繁荣的商业。尽管这个过程充满了劳工和女工遭受剥削的血泪,但崭新的市容和灿烂的街灯,却掩盖了被剥削者的吶喊,让殖民主更加理直气壮。他们深信幷毫无愧色地宣传:由于他们的建设,被殖民者才得以享有比自己同胞更高的文明水平;如果没有被殖民,他们将永远停留在落后状况。

   这种思维否定了被殖民者同样具有建设和创造的能力,也否定他们能够依靠本身力量完成现代化。因此,殖民主义的统治正当性,必然建立在公然的民族歧视与压迫之上。历史上殖民者以“文明”之名大肆屠杀被殖民民族,甚至以之作为炫耀,即源自这种思想。久而久之,连被殖民者也相信了这种说法,演变成“自我殖民”的心态。

   二、“全盘西化论”的代表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流行的“全盘西化论”,认定唯有“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两位“洋菩萨”可以救中国,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激荡之下,最后演变成“全盘反传统主义”,甚至陷入“自我殖民”的陷阱而难以自拔。

   余氏号称“中国思想史大师”,他的著作其实正是“五四意识形态”“全盘西化论”的代表。用龚忠武对他的批评来说:“余氏之享誉为史学大师、中国文化思想界之泰山北斗,固然有余氏学术成就作为支撑,但主要还是靠台港海外华人的自由主义学者,以及海外民运分子在政治上大力吹捧、宣扬;特别是,后者亡命海外,亟需找个思想和精神靠山,抱团取暖,以图适存;于是遂推崇余氏为民主导师、中国民主自由人权的斗士、反共的急先锋等。于是,余氏声名,超越华人学术界,而在华人社会鹊起,大有誉满天下之概。而洋大人也趁机炒作,遂对一个倾心向化的著名华裔学人如余氏者,如获至宝,呵护备至,授以各种学术荣衔,以便将余氏塑造为海外华人民主自由人权的偶像、灯塔。”

   这个说法,基本上我是同意的。然而,在同一篇文章里,龚忠武又说:“平心而论,余氏作为一个学者,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确用功很勤很深很专。余氏博采西方的先进学术成果,例如卡尔·贾斯帕(Karl T. Jaspers)的‘轴心时代’观念、西方的反智论、韦伯的宗教伦理观、历史心理学等,在他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思想学养的基础上,系统地梳理了自先秦至明清数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文化思想史,堪称巨构;其中的确提出了一些大问题,有助开拓文化思想研究领域的新视野。所以,对于余氏,就学术成就而言,应当就事论事,不能以人废言,而应将他的政治与学术分开对待:政治上是个买办,学术上确有发人所未发的一家之言,有insights与vision,有利于中国历史文化思想之研究。”

   坦白说,这个说法我完全无法同意。在我看来,余英时的政治与学术是无法切割的,他的政治态度影响到他的学术研究,他的学术研究成果又回过头来,支撑他的政治态度。在《辛丑元年祭》中,龚忠武说余氏是“海外最呕一个买办学人”,这一点,我也无法同意。在我看来,像余氏这样的“买办学人”,不仅在香港和台湾到处可见,即使在中国大陆,余氏的“粉丝”恐怕更为普遍。

   因此我决定以余氏最为畅销的名著作为对象,在香港《亚洲周刊》上连续发表文章,每周一篇,深入批判余英时的“历史与思想”。我很清楚地表明:余英时已经过世,这一系列文章的对话对象,不是余氏本人,而是余氏在海内外的“粉丝们”。

   三、史识史才,天下景从?

   这一系列文章从八月底开始刊登以来,余英时的“粉丝”们没有任何反应,却有一些我意想不到的效果。

   十月八日,“第四届社会科学本土化学术研讨会”在彰化师范大学举行,一连三天,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五百多人报名参加这次视讯会议。开幕式颁奖先给四位“思源学者”,接着举办“思源学者论坛”。我忝为今年度的受奖人之一,轮到我发言时,我先介绍另一位受奖人叶启政教授的著作《传统与现代的斗争游戏》,极力主张: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界必须以科学哲学作为基础,将自己的文化传统建构成社会科学理论,来和西方主流理论进行对抗。

   另一位“思源学者”受奖人王邦雄教授发言时,引用老子《道德经》中的许多名言。在接下来的讨论时间中,我问他:“你刚才对《道德经》的解释很恰当,也很到位。余英时在他的成名作《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中,说老子的《道德经》是中国‘反智论’的始作俑者。中国文学界为什么没有人向他提出抗议?”

   这个问题像在一潭湖水中丢下一颗大石头,许多人纷纷举手,抢着要发言,还有人在视讯银幕上秀出林安梧教授早先写的一幅“敬悼余英时先生嵌名挽联”:“英奇有余,史识史才,天下景从,故国招魂,虽宾四夷,求道乎诺,时正不测,知几知势,万方争睹,新邦显魄,未宗三教,论学也思。”

   这时人在线上的林安梧教授立刻要求发言,他说:写这幅挽联,并不是全面肯定余氏。余英时是钱宾四(穆)先生的弟子,是新亚出身的大学问家。他说他自己的治学方式,是重视“客观的学问”,而不是“求道”。所以上联说:“故国招魂,虽宾四夷,求道乎诺”。他已经归化美国,并不以“儒、释、道”三教的中华文化为宗,所以下联说:“新邦显魄,未宗三教,论学也思”,希望思源学会的学术同道们在做学术讨论时,能够审慎思考这些问题。

   林安梧教授的解释我可以接受。可是,林教授的说法却有两点值深思之处:第一,林教授的挽联说余英时的“史识史才,天下景从,知几知势,万方争睹”,这一点更具体地说明了大陆学术界对他身后的赞誉:“中国学术第一人”。林安梧对新儒家的研究极为深入,为什么连他都会写出这样的挽联?

   第二点,林教授说:余英时重视“客观的学问”。然而,余氏的治学是否能真正做到“客观”,我却极度怀疑。我在《亚洲周刊》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将逐步论证:余英时在其成名作《历史与思想》中所提出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之说,根本就是他在1970年代“冷战时期”,为了配合哈佛大学建构“现代化理论”,迎合当时美国政府的政策需要而刻意打造出来的一套说法,根本没有什么“客观性”可言。这一点必须要有一套对照的知识系统才能看得清楚。这套对照的知识系统,是我在2019年春节过后,回顾历年研究成果,撰写而成的“中西会通四圣谛”,其论述的核心人物,则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

   所谓“四圣谛”,是借用佛教“苦、集、灭、道”的说法。这四部书系的第一部题目为:《超越与实在:牟宗三的科学观》。“现象”(phenomenon)和“本体”(nomenon)之间的关系,是科学哲学在讨论“本体论”(ontology)时,必然会触及的核心问题。在阅读牟宗三(1975)所著的《现象与物自身》时,我发现牟先生竟然把康德知识论中最重要的“先验理念论”(transcendental idealism)一词,翻译成“超验观念论”!他这样的译法,并非出自一时的错误;而是有意为之。他在《现象与物自身》一书中,很清楚地批评康德的主张,并且说明了他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我称之为“系统性的偏误”(systematic bias)(Hwang,2017)。

   《超越与实在》一书的析论指出:中国与西方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西方文明源自于希腊和圣经神话。从西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到第十五世纪鄂图曼土耳其帝国攻克君士坦丁堡之间的一千年,西方世界笼罩在基督教统治之下,称为“中世纪”的黑暗时期(dark age)。十四世纪发生的黑死病,促成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理性主义和科学的兴起,可以看作是对基督教黑暗统治的一切反动。大航海时期西方人对外在世界的探索,则促成了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的勃兴。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康德(Imnanual Kant, 1724-1804)可说是西方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他的哲学为近代西方文明的发展奠下了重要的基础。

   四、中华文明的体用观

中国文化的根源是《易经》。和西方文明相较之下,中国文明可谓相当“早熟”:春秋战国时期,儒家解释《易经》,形成中国的伦理;道家解释《易经》,形成中国“有机论”的科学,这和西方近代兴起的“机械论”科学有其根本的不同:中国的科学是以“阴阳气化宇宙论”作为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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