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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光国:余英时的“迷阵”与牟宗三的“偏误”

更新时间:2022-02-14 23:47:34
作者: 黄光国 (进入专栏)  
西方的科学兴起之后,科学哲学家们也随着提出不同的“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试图对“科学”的演化做出最合理的解释。巴斯卡(Roy Bhaskar, 1975-2014)主张的“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将知识论的进展分为三步骤:古典经验论、“先验理念论”和“先验实在论”(transcendental realism),后两者都是从康德的知识论衍生出来的。牟宗三为了完成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刻意对康德的知识论作系统性的扭曲,这样势必无法对科学哲学的演化系谱有相应的注解。

   1990年代中期之后,心理学本土化运动发生路线之争。我觉察到科学哲学对于发展本土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因而下定决心,撰写一本《社会科学的理路》,将科学哲学有系统地引介入中文世界。

   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2000年代之初,我曾经请教担任过香港新亚书院院长的金耀基教授:“港台新儒家一度是以香港新亚书院作为根据地。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今天香港的社会科学研究有没有什么影响?”他直截了当地回答:“完全没有。”

   这是令人感到十分纳闷的现象。牟宗三(1982)在他的《历史哲学》中,说他最大的心愿是达成儒家人文主义的“三统并建”。他耗用一生的心血,独力将康德的三大批判书翻成中文,以之作为参考架构,整理宋明理学,写成三巨册的《心体与性体》,(牟宗三,1968-69),这是要确立“儒家人文主义”的“道统”。在“全盘反传统主义”席卷中国知识界的五四时代,他非常明确地指出:要完成“儒家人文主义”的三统并建,“道统之确立”,仅只是第一步,除此之外,还必须吸纳西方文明之长,建立自主的社会科学传统,这就是他所谓的“学统的开出”。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才能确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治体制。这就是所谓的“政统的肯定”。在《历史哲学》一书中,牟宗三(1982)承认:他穷一生之力,只能梳理出儒家的“道统”,至于要开创出“儒家人文主义”的学术传统,他力有未逮,必须由后世学者继续努力。

   科学哲学可以说是西方文明的精华,如果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对科学哲学普遍缺乏相应的理解,我们如何可能开创出“儒家人文主义”的自主学统?因此,“中西会通四圣谛”第一部《牟宗三的科学观》以他对康德知识论的“系统性偏误”作为切入点,说明新儒家无法开出学统之“苦”。

   任何一部学术著作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够解决问题,“离苦得乐”,所以本书后半部四章,说明科学哲学的演化系谱,希望华人学者能够藉以“离苦得乐”,看出未来的发展方向。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这本《牟宗三的科学观》仅只是“中西会通四圣谛:苦、集、灭、道”书系的第一部。第二部《科学哲学的演化系谱》将重新组织并改写第四版的《社会科学的理路》,每一章后面添加一节“文化反思”,说明该章在社会科学本土化中的应用。这是“集”,希望能够汇集西方科学哲学之精华,为华人学术社群所用。

   第三部中的第一本书《破解科学主义的魔咒》严词批判五四以来弥漫于华人学术社群中的“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本书并以作者所写的两篇“靶子论文”作为标靶,邀请台湾社会科学界的关键人士参与“打靶”,希望藉以让华人学术界中“科学主义”的阴魂现身,而得以“灭”渡之。

   第四部包含两本书,一本是《自性的心理分析》,另一本是《传承儒家的科学进路》。这是我以科学哲学作为基础,依照我所发展的知识论策略,建构“含摄文化的理论(Hwang,2019)”,并整合历年的研究心得,走出的本土社会科学研究之“道”。

   五、余英时的迷阵

   在“中西会通四圣谛”的对照之下,余英时学术路线的是非得失,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在《辛丑之年祭》中,龚忠武批判余英时的学术路线,把西方近代文明出现的民主自由当作是人类最后的终极价值,忽视它在实践过程中所造成的种种副作用和异化现象,又忽视中西文化间的根本差异,既不瞭解中国王道文化的仁性,以及重视和谐的价值观,更轻忽西方文化的强制性、压迫性和侵略性,硬要将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强加到中国头上。

   这是当前中美文明对抗的关键本质,也是我写《潜龙与秃鹰的文明对抗》主要的关怀所在。余英时虽然是钱宾四的学生,但是他的学术主张已经背离了新儒家的立场。牟宗三对康德知识论的中译虽然有“系统性的偏误”,但是只要经过调整,就可以接上“科学哲学的演化系谱”。相形之下,余英时的学术主张是两头落空,只有空洞的“现代化”,背离中国文化传统,也无法和西方文明的精华接笋,所以林安梧在其挽联中说:“故国招魂,虽宾四夷,求道乎诺”,“新邦显魄,未宗三教,论学也思”!

   在《牟宗三的科学观》“序言”中,我特别强调:对一个学者的研究成果做最严厉的批判,就是对他最大的尊重,因为藉由这样的批判,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好的未来。可是,看余英时的著作,我却觉得步步陷阱,后学者一不小心,就可能陷入余氏精心布置的迷阵,而找不到出路。这个迷阵承袭了五四时期“全盘西化论”的余绪,它的结果必然是林毓生(1986)所谓的“全盘反传统主义”,认为自己的传统文化一无是处,产生不出“文化自信”,在中美文明对抗进入白热化阶段的今日,显得特别不合时宜。因此,我决定以余氏的“粉丝”作为对话对象,每周写一篇文章,用条陈缕析的方式,在《亚洲周刊》上,公开批判余英时的“历史与思想”。将来这些文章可以收集成一本专书,列在“中西会通四圣谛”的“灭”部。

   六、中华文化“返本开新”

   在“社会科学本土化学术研讨会”三天的议程中,“余英时现象”变成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余氏所谓“中国学术第一人”的尊称,就像“国王的新衣”一样,一旦被说破,没有任何“粉丝”站出来为他说话。

   林安梧教授曾经受教于牟宗三,对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在研讨会的闭幕式上,他语重心长地表示:当年牟宗三主张“民主开出论”,认为儒家文化必须“开出”民主与科学。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他认为这个说法有问题,应当调整成为“民主学习论”。

   我听了后立刻表示同意,认为中国和西方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系统,连“科学开出论”也应当调整成“科学学习论”。因为,从中国儒释道三教的传统文化中,绝对开不出西方式的“科学”和“民主”;但中国人绝对有能力“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习西方文化的优长,视自身文化的需要,为中国文化所用。因此,我们有必要梳理“科学哲学演化系谱”,方便后学者学习。这是“思源学会”最重要的学术主张,也是新儒家“返本开新”说的最佳诠释。

  

   黄光国,台湾大学心理学系荣誉教授。本文原载《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12月号(总第28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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