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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军:俄罗斯经济的政治社会根源及国家发展前景

更新时间:2022-02-14 15:07:12
作者: 冯玉军  

   自2000年以来,普京执掌俄罗斯政权已经20多年的时间。期间,除2008年之前借助高油价实现较高速度的恢复性增长外,俄罗斯经济在2009年之后始终低速徘徊甚至几度陷入衰退,普京多次允诺的经济奇迹未能实现,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难以遏制地持续下滑。于是,一个重要问题自然而然地出现在研究者面前: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的结果?研究这一问题,当然有不同的维度,结果也可能是见仁见智。笔者试图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角度来探讨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态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

  

   一、俄罗斯经济发展轨迹

  

   根据主观层面的政策调整和客观层面的经济绩效,我们可以把20多年来的俄罗斯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00年至2004年,可以称为“改良主义”时期。在普京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制定并开始实施“格列夫计划”,也就是政府于2000年通过的《2010年前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在此期间,政府推进了税收、累进养老金和公务员制度改革,通过了《土地法》,大力削除开办企业的行政障碍,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提速。借助这些改革措施,俄罗斯经济增长提速、外国投资流入、卢布开始走强。

   第二阶段是2004年至2008年上半年,贯穿普京的第二个总统任期。这一阶段可以称为“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其最突出特征是大规模的重新国有化。以“尤科斯事件”为标志,俄罗斯联邦政府试图以建立大型国有企业航母来引领经济振兴。这一时期,大部分改革都停止了,重大改革只在宏观经济和金融领域继续进行。但第一阶段的改革无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成果:国家债务几乎全部还清,稳定基金和竞争性银行体系的关键要素——存款保险体系得以建立。通胀下降和存款保险的引入,为金融业的发展、企业和消费贷款的增加创造了新的机遇。宏观经济稳定和投资评级提升促使外国投资急剧增加。在普京的前两个总统任期,经济年均增长率约为7%。从1999年到2008的十年间,俄罗斯经济总量几乎翻了一番(由于油价上涨和外国投资流入导致卢布大幅走强,以美元计算的GDP增幅更高,从1999年的2100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1.8万亿美元,增长7.5倍)。这是俄罗斯现代经济史上最辉煌的十年,经济增速堪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济复苏,高于斯大林治下苏联工业化期间年均5%的增长率。当然,除了第一阶段改革的后续效应之外,国际油价的急剧上涨成为这十年俄罗斯经济较高速增长的重要外部因素。从1998年到2008年,国际石油均价从每桶13美元涨到了97美元,几乎上涨了6.5倍。因此有俄罗斯经济学家认为,油价高企对普京前两个总统任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1/3到一半。

   第三个阶段是2008年下半年至2013年,这是遭遇全球经济危机和实现经济复苏的阶段。实际上,俄罗斯经济的较高速增长在2008年就已经基本结束。尽管政府在2008年就制定了《2020年前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长期发展构想》,提出了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加大人力资源投资和实现创新发展的发展思路,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发展构想所提出的计划化为泡影,实际上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改革。在危机后的十年(2010~2019年),俄罗斯经济年均增长率不到2%。2011年1月,普京指示高等经济大学和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组织大批专家制定新的“2020年战略”。为此成立了21个工作组,重新制定了全面的改革计划。“2020年战略”的主要目标是试图消除商业和人力资源投资的障碍,打造“经济增长新模式”。与此同时,为参加2012年总统大选,有关俄罗斯发展的另一个计划也在2012年出炉并成为了普京的竞选纲领,其经济部分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经济》为题发表在2012年 1月30日的《导报》上。2012年5月7日,普京在重新当选总统后签署了包括12项内容的“五月法令”,其中一项就是关于国家长期经济政策的法令。他提出要促进投资环境的根本改善、减少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并预言这将使劳动生产率在七年内提高一半,投资增加到GDP的27%。但实际上,承诺的改革并未落实,预期的经济成果也没有实现。在经历了2010年至2011年危机后的短暂复苏之后,经济增速又开始迅速下降。

   第四个阶段是从2014年至今,这是在克里米亚危机之后俄罗斯与全球经济日益隔绝和陷入停滞的阶段。实际上,俄罗斯经济在2013年就呈现疲态,当年经济增速只有1.8%。随后接连出现的油价下跌、克里米亚危机、西方制裁以及新冠疫情,使俄罗斯经济遭受重创,2014年至2020年的年均增速只有0.35%。以美元计算的俄罗斯GDP保持在2008年的水平,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从2008年的3%降至2018年的2%。投资没有增长到GDP的27%,而是保持在20-22%的水平。外商投资下降、资本加速外流,2014年至2018年,资本外流总数达3200亿美元。

  

   二、经济不振的政治与社会根源

  

   导致20多年间俄罗斯经济从较高速增长到持续低位运行甚至几度陷入衰退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油价下行、西方制裁等外部因素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俄罗斯经济发展,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治理方式、社会生态等上层建筑因素使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

   以2003年尤科斯事件为肇始,之前以社会市场经济、国家减少干预为要旨的制度环境就逐渐改变,并让位于以政治威权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为核心的新政治经济体系。垂直权力体系的日益强化不断改变着俄罗斯国内的政治氛围和社会生态,并对经济发展构成了重大负面影响。

   在新的政治经济体系下,国家对政治、社会和经济体系所有过程的干预大幅提升。自2003年以来,在投资、价格、利润分配、回报率、进出口、采购和销售等几乎所有主要宏观和微观经济环节,政府干预都在持续增强,税收、关税、财政等方面的法规和政策调整对企业经营的束缚日益增多。尽管政府还没有掌控所有经济资源,尚未对经济实行全面管制,但市场配置资源和企业主体自主经营的空间已经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压缩,导致经营主体难以充分自由运转、经济效率日趋低下。如果行政监管扩张的性质和速度保持不变,未来几年市场空间可能进一步压缩,并最终导致市场与监管之间的矛盾全面爆发。俄罗斯经济学家谢尔盖·古里耶夫认为,“国家对社会生活各领域过度干预的政治体制限制了经济增长”,而这种“超级集中的管理系统并不适合管理像俄罗斯这样庞大的国家。”另一位俄罗斯学者尼基塔·马斯连尼科夫也强调,“经济问题持续多年得不到解决的根本原因是权力的过于强大,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而未来的权力交接过程可能会对政治乃至经济体系造成过于严重的冲击。”

   任何类型的政治经济模式都不是在真空中运行,人的因素在现实政治中至关重要,特别是权力精英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投资环境、社会生态、人力资源甚至民众情绪的变化。自2003年以来,与俄罗斯重新国有化相伴随的,是新的一轮利益分配和权力争斗(如乌柳卡耶夫案)。在重新国有化的过程中,不少政府高官出任大型国有企业董事会主席或监事会主席,而其亲朋好友、门生故旧则纷纷在这些国有企业中抢占有利位置、坐享国资红利。

   相较于科技进步、创新发展、人力资源的优化,这些人更关注如何瓜分自然垄断资源和财政资源,这导致国有企业总体而言效率低下。而国有企业占据市场资源、备受政府保护,让中小企业长期难有良好的营商环境。更为重要的是,重新国有化导致国内外投资者对俄罗斯政府是否有意愿、有能力保护可靠的私有产权丧失信心,进而引发资金长期大规模外流并始终难以得到有效遏制。

   在掌握对经济资源的操控权力之后,俄罗斯政治精英对如何实现经济的长远发展、应对日益激烈的大国经济竞争缺乏明确的战略规划与切实行动。尽管2003年俄罗斯政治权力日益集中,但表面上仍实行的是选举政治。一方面要维系权力稳定甚至长期执政,另一方面又要获取选民的支持,在此种存在内在张力的目标的压力下,用基本的生活保障、社会福利购买民众手里的选票就成了俄罗斯政治经济生活的一个基本逻辑。在此背景下,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控制通胀就成为政府经济政策关心的核心议题,而用油价高企时赚取的石油美元建立的稳定基金和国家福利基金成为重要的“安全气囊”,并未对经济的战略性发展进行有效投资。俄罗斯银行系统在过去20年中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汲取的大量资金,最终却流向国际投机性业务,而非用于国内实体经济投资。俄罗斯总统原经济顾问格拉济耶夫就此认为,多年以来,库德林、格列夫、纳比乌琳纳等经济高官固守“芝加哥学派”的货币主义,限制货币供应以减少通胀率,成为导致国家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弗拉基米尔·金佩尔森则认为,导致俄罗斯经济衰退的关键是当前政府的保守政策与技术、教育、文化长期现代化趋势之间的差距和矛盾。莫斯科卡内基中心2021年9月发布的研究报告称,报告作者在与了解权力高层思维逻辑的人士进行的多次对话中证实,当权者的生存原则是“只要在我们执政的年代有足够的石油和天然气为联邦预算获取收入,并以预算支出来购买选民的忠诚度、压制民间社会和媒体舆论就足够了。在那之后(2036年),哪管洪水滔天。”可以说,在当前的体制环境之下,相当一部分俄罗斯权力精英目光短浅,他们对国家面临的长期战略风险漠不关心,不仅从根本上拒绝现代化努力,而且还丧失了务实的战略思维。他们中的很多人对现有的管理模式感到满意、习惯于在自以为舒适的“小天地”里生存,漠视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和前所未有的新挑战,而且越来越听不进专家的意见。不仅如此,决策者们还相当自负,他们认为自己制订的经济政策是理想的。他们不是以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来考虑经济发展,而是自以为是地把经济分割成出口、国有经济、社会消费等不同部分,甚至自欺欺人地认为“一切都还不错”。在官僚体制坐大的情况之下,社会和民众已经失去了政治经济自主性,他们似乎是餐厅里没有选择权的消费者,厨师做什么就得吃什么,似乎厨师比客人更了解自己的口味。

   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权力阶层更多地关注的是“瓜分蛋糕”而不是“做大蛋糕”。正如经济学家安德烈·莫夫昌所说,俄罗斯作为一个社会体系并不创造价值,而是以出口原材料的方式提取价值并在国内分配。相较于以竞争为前提的多元化经济发展,这种利益分配很容易掌握在统治集团手中,他们在这一过程中获益更多。这也导致“保护对价值分配过程的控制以压制独立的价值形成中心为前提,其结果就是压制创业过程和多元化的经济增长。”

   这一分析,从另外一个侧面揭示了俄罗斯经济结构“原材料化”长期难以扭转的政治社会根源。

   尽管资源出口所获利润的绝大部分被权力阶层所获取,但由于暂时还可以从中分得一杯羹,再加上对因表现出不满、激怒权力阶层进而遭受压制的恐惧,绝大多数俄罗斯民众选择了得过且过的态度。最高权力核心也坚决反对任何改变,满足于“以克里姆林宫的方式”保持稳定,试图通过增加系统的刚性来应对挑战。

   垂直权力体系的支持者认为,权力集中会提高决策效率。但20多年的俄罗斯政治经济实践表明,由于管理者的集权化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相冲突,因而日益强化的垂直权力体系导致的结果是管理效率低下。权力集中与管理能力是负相关关系,权力和资源的集中带来的往往是市场内在动力熄火、是手握大权的官员不愿或不知如何承担责任、是越来越多的少数群体利益被忽视。

在现代经济决策过程中,结构性政策应当是经济决策者与经济体系的多元参与主体之间沟通和持续对话的结果。然而,20多年来俄罗斯垂直权力体系的日益膨胀破坏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交流渠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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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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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欧亚经济》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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