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龚维斌:新中国70年社会组织方式的三次变化

更新时间:2022-02-14 11:52:52
作者: 龚维斌 (进入专栏)  

  

   [摘要]  社会组织方式变化是理解中国独特发展道路成功秘诀的重要维度。新中国70年社会组织方式经历了三次变化。1949—1978年经历了第一次变化,中国从一盘散沙状态走向高度组织化,所有社会成员按照国家意志被整合进统一的组织形态中。第二次变化从1978年开始,从高度组织化转向去组织化,是对原有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突破,给社会成员松绑,让人们获得较大的自主权。第三次变化是在去组织化的同时,社会成员重新组织起来,进行再组织化。社会组织方式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变化,在保持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的同时,又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关键词] 高度组织化;去组织化;再组织化社会

  

   社会组织方式是指社会成员的组织方式,即人们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方式。这里的“组织”是一个动词,与通常所说的社会组织中的“组织”含义不同。我国常用的“社会组织”与国际上的NGO(非政府组织)或NPO(非营利组织)含义相近,其中的“组织”是一个名词,是集体或团体的意思。人是社会的人,一定要与他人交流交往,形成伙伴、结成团体,构成正式或非正式的、初级或次级的组织形式,以满足个人、家庭和社会多样化的需求。因此,人类社会就有了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科技的、环境保护等各种类型的组织形式。社会的组织形式有不同层次,小到家庭,大到国家,既有党派、政府、法院这样的政治组织,也有企业等经济组织,还有学校、科研院所、乐队这样的文化教育组织,还有各类协会、社团、基金会等类型的公益性组织。人们参加各类组织,有是的自愿的,有的是被迫的;有的是自己选择的,有的是被安排的;有的是出于自利目的,有的是出于互益或公益目的;有的是基于利益计算,有的是出于兴趣爱好。从大的方面看,一个国家社会成员的组织方式是受制于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社会结构等内在因素,更受制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内在的和外在的因素。有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从宏观角度看,主要有国家组织、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三大类型。[1] 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运行规则不同,其内部功能和外部功能也不相同。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组织方式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

   一、从一盘散沙走向高度组织化

   毛泽东认为旧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重要原因是中国人一盘散沙,组织化程度低。1949年9月30日,他在全国政协会议讲话中发出号召,“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2]在毛泽东看来,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是中国摆脱贫穷落后、走向富强的重要途径。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配合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农村到城市逐步建立起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组织形式。

   新中国成立,农民分得了土地,翻身解放,当家做主人。但是毛泽东很快开始担心,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小农生产经营方式,长此以往很可能又会重新出现劳动力强的家庭和劳动力弱的家庭两极分化、土地兼并的情况。同时,也是为了适应经济快速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国家开始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走合作化和集体化道路。经过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三种形式,到1956年底,全国入社农户达到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87.8%,标志着基本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农户私人所有的土地性质转变为农村集体所有,分散的小农户也走上集体化道路。农业合作化把小农个体经济改造成为集体经济,使农业经济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3] 在完成农业集体化改造之后,从1958年开始,又以极快的速度在全国农村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体制,既是一个经济生产合作组织,也是一级政权机构,还是社会管理单位。从1958年起,一直到1980年代初,全国农民都工作和生活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里。

   在城镇,1949年以后,党和政府一方面着手进行手工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单位制为主、街居制为辅的城市居民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管理体制。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仅有17.92%,其中90%左右的居民工作和生活在工厂企业、科教文卫组织和党政机构等各种各样的“单位”里,没有正式单位的城镇居民也逐步被纳入街道和居民委员会兴办的集体企业。街道和居民委员会兴办的各类企业也具有单位制的功能和性质。单位控制着每一个城市居民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决定着他们的工作机会、工资福利以及住房保障等方方面面的待遇,也决定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发展机会。因此,单位对个人具有强大的调控和组织动员能力。

   人民公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单位制。农民个人及其家庭拥有极少的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高度依赖生产队、生产大队以及人民公社。农民的生产生活资料、迁移流动等由人民公社决定。为了使“单位制”这样的城乡新型社会组织形式能够有效运转,从1958年开始,国家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4]的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严格限制人口自由迁移流动。

   有学者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中的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几乎全都是单位组织。在结构上,政治组织与具体的专业组织合二为一;在行为取向上,专业取向和意识形态的行为取向融为一体;在功能上,表现为多元化[5]。国家通过户籍、人事档案、各种票证等配套制度,掌控人们的生存和发展资料、机会,使得人们必须高度依赖组织,离开组织将寸步难行,整个社会被高度组织化。

   高度组织化的中国社会具有极强的资源调配和组织动员能力,体现了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使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城乡基础教育极大发展,文盲率在短时间内大幅度下降,初级卫生保健事业的成就及其经验在发展中国家独树一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搞出“两弹一星”,为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社会大发展奠定了物质、人才和精神基础,为新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提供了有力保障。

   城乡居民按照党和政府的意志被安排到各种“单位”组织里,没有充分顾及个人的兴趣爱好、禀赋能力和利益诉求,没有处理好集中统一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好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之间的关系,个人的自主性、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发挥。高度组织化的特点是政府、市场与社会不分,国家高度政治化,企业成为国家权力的派出物,社会严重萎缩,个人和家庭的空间受到挤压。高度组织化,一方面具有极高的组织动员能力,另一方面严重影响了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尤其是经历了10年“文革”动乱,中国现代化事业进展缓慢,人民生活十分困难,至20世纪70年代末,绝大多数农民仍然没有摆脱贫困,甚至连温饱都没有得到解决。

   二、从高度组织化转向去组织化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从农村到城市,中国社会的组织方式进入了改革创新的新时期。改革开放实践首先也是最有效的举措是去组织化,表现为冲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由此带来的单一僵化的社会组织方式,给人们以适当的自由空间和灵活参与多种组织的权利。

   农村改革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1980年前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肥西县山南乡以及浙江省、四川省多个地方农民大胆突破政策限制,私下偷偷地将集体的土地分到农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此后,在上级领导的默许和支持下,以“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两种形式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生产经营责任制改革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在全国推开。农村改革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前提下,让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适度分离,使农民成为土地的生产经营主体,他们有权自主决定种什么、不种什么、种多少、什么时候种、以什么方式种,而且更重要的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个人和家庭可以通过辛勤劳动获得更多的利益。经济学通常把这种改革的本质概括为生产关系的变革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换个角度看,这种改革的本质是社会组织方式的变革,不再需要高度统一的组织形式,农民获得了较大的自主权,个人利益得到较好保障,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被充分调动出来。同样的土地、同样的人,在生产技术没有多少改变的情况下,只是由于社会组织方式的改变,农业很快获得大丰收,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人民的吃饭难题,而且为国家经济社会更大发展提供了支持。

   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很快被引入城市。当时有一句话是“‘包’字进城一‘包’就灵”。1980年代初,国有企业进行“承包制”改革,在企业管理方式上,探索实行厂长、经理承包责任制。在收入分配上,探索实行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允许发放奖金,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格局,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将工作表现和工作质量与个人利益挂起钩来,鼓励多劳多得、优劳多得、少劳少得、差劳少得。从1993年开始,国有企业开始破“三铁”(即铁交椅、铁饭碗、铁工资)改革;对经营效益不好的企业,允许企业兼顾重组,甚至申请破产。国有企业、国有单位对其职工不再承担无限责任,个人对单位也不必再从一而终,单位和个人开始双向选择,个人自由流动的空间逐步增大,自由流动的资源和能力不断增强。[6]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为突破高度集中、国家统一安排的社会组织方式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强大的改革动力。根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19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大批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仅1998年的劳动力供给由于下岗工人激增达到2800万人,而平常年份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增量不足600万人。[7]随着国有企业以及集体所有制企业改革的深入推进,城镇职工与企业的关系越来越单一化,不再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高度依赖企业,人们在企业的就业有进有出,广大职工和城镇居民的社会组织方式从由国家安排向国家安排与市场选择同时并存,纵向的被动的政府安排方式逐渐向横向的主动的个人自由选择方式转变。

   1978年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也在不断完善,建立了正常的离退休制度,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改革和完善行政体制,精简机构和人员,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管理层级,优化政府间关系,建立公务员制度,使得政治体制、行政体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政治和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一方面,为建立更加尊重个人选择、更加合理有效的社会组织形式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的组织形式之一的政治和行政组织方式也更加扁平化、更加富有弹性。

   人们从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中解放出来的强烈愿望和大胆探索的实际行动,推动了社会组织方式的变革。高层领导的肯定和支持加快了社会组织方式变革的步伐。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成功,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户籍制度改革,人口可以自由流动迁移,粮票、布票、肉票等各种票证退出历史舞台,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所有这些都为社会成员走出传统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创造了条件。

去组织化的本质是改革高度集中的、僵化的社会组织方式,摆脱传统社会组织方式的束缚,让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利益、条件等有更多的自主选择空间和自由选择机会。去组织化要求党和政府改革完善执政方式,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为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让出空间、提供支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1491.html
文章来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