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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兴利:生命权不平等的法律治理

更新时间:2022-02-13 10:31:50
作者: 郭兴利  

   摘要:  生命权不平等是一种综合性的不平等,甚至是各种不平等的综合体现。生命权不平等的表现形式,有直接与间接两个方面,分别指个人的生命权由于直接受到非法的侵害、剥夺而导致的不平等,以及因为与生命权有着密切联系的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而导致的生命权的不平等。应对生命权的不平等,需要整体性的法律治理。宪法通过彰显生命价值为法律治理生命权不平等提供基本原则,宪法应该明文规定生命权并且强化实施机制。普通法律要更好的为法律治理生命权不平等提供更具体的法律保障,刑法要进一步减少和慎用死刑、行政法要更好的关爱生命、社会法要更加关注人性。

   关键词:  生命权 平等 不平等 生命伦理

   生命,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的,更是珍贵的。每一个理性的人,都会珍爱自己的生命,并平等地尊重他人的生命。生命权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应该是不可剥夺的权利。人人生而平等,首先就应该在生命权上平等,这是人类追求平等的最基本、最恒久、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应对不平等,首先应该是应对生命权的不平等。但是,由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种种局限,现实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平等,对生命权的漠视、伤害乃至进犯的现象随处可见,使得生命权的平等面临着重重困境。为什么生命权的平等面临如此艰困的境地?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生命权不平等乃是一种综合性的不平等。在应对不平等的进程中,法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生命权予以平等保护,是法律应当且必须持守的对于生命的伦理关怀。冰冷的法律不会赢得人类理性的尊重,真正的法律信仰不仅是建立在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等抽象原则以及权利、义务等具体规则之上的,而且是建立在对生命和生命权的尊重、确认、呵护、保障之上的。

  

   一、生命权的主要内容与重要价值

   生命,是我们最熟悉的自我的一种存在,是一种与我们自己——无论是作为个体的自己,还是作为类的自己——相伴而行的存在。但这种存在却不时地被人类自己所忽略。生命权概念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更好的认识这一存在。

  

   什么是生命权?生命权是指个体的人所享有的对自己的生命享有的权利。生命权概念,从正向来理解,意味着个人对生命这样一种自然状态的肯定,即个人维持其生命的权利,求生的权利。求生,是人——以及任何生命体的本能,生命权因此也是人的一种自然权利。如霍布斯所言:“自然权利的首要基础就是:每个人都尽其可能地保护他的生命”。[1]从反向来理解,这意味着个人不得被任何人、任何团体、任何组织非法剥夺生命,以及自己的生命安全不受非法威胁的权利。生命权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权利。一般而言,我们认为有生命的人即享有生命权。[2]

  

   生命权的主要内容又如何?生命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其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在学界仍有争议。例如,有论者认为:生命权包括生命存续权、生命自由权、生命尊严权和生命安全权。生命权的限制涉及安乐死、堕胎自由、代理孕母、死刑判决与执行以及警察公务杀人等问题。[3]也有论者指出:人的生命具有生物性与社会性双重属性,生命权权能既包括享有也包括抛弃。[4]换言之,生命权既包括正常状态下的个人享有生命的权利,也包括丧失生存欲望等特殊状态下的个人抛弃生命的权利。我们认为,生命权的内容不是一个先定性的、固定的范围,而是根据时代的发展,可能有所演进的范围。但其最基本的内容,应该是个体享有的保有、持续自己生命的权利。这不仅源于生命是人的价值的前提,求生是人的本能,更是源于人类文明的基本要求和内在脉动。放弃或结束生命,在现实中或许是社会对特殊状态下的个体的一种无奈选择的不愿意接受、但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但是能否在当前的中国上升为一种权利,我们对此持怀疑的态度。这也提示我们,生命权的神圣性,并不意味着生命权的内容是“先在的、固有的”,因为这对于解决尘世的复杂的生命权纠纷往往并无助益。[5]相反,“生命权的内容与范围并非先验的、本质的存在,而是在制度性的论证管道中被逐渐塑造的。”[6]从国家对生命权承担的义务角度看,虽然有论者“生命权要求国家在它面前尽量保持一种消极的不作为的态度。”[7]但是,我们认为,国家对生命权的享有者不仅具有消极的不得任意的、非法的剥夺、伤害其生命的义务,还负有对个体的生命权采取积极的保护生命安全的义务。即“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国家机关对公民的生命权不仅要消极尊重自己不去侵犯,而且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积极保护。国家对基本权利应当在消极尊重与积极保护之间取得恰到好处的平衡。”[8]“生命权从消极防御体系走向积极保护的策略是大势所趋”。[9]甚至有论者认为:“在人的尊严之下,仅有消极意义上抵制国家专断剥夺个人生命的概念理解远远不够,必须辅之以国家能动保护生命的意涵,以维持生命并提升生命质量。”[10]著名学者王利明也认为:生命权的内涵最初主要是法律保护每个个人的生命不受非法剥夺。但近几十年来,生命权的内涵在逐渐发生变化。生命权除了其原有的内涵外,还意味着每个个人应享受适当的条件从而能够有尊严地活着,国家应努力改善社会人的生存条件。从而,生命权的内涵不仅包含国家或任何人不得随意剥夺他人的生命,还包括国家有义务和责任提高每个人的生命质量。[11]

  

   生命权为何重要?生命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不可置疑的。第一,生命权是个人享有其他权利的前提和基础。[12] 任何个人在一个现实的世界中,无论享有什么权利,都有一个前提,即他或她是一个被法律承认的个体的、有生命的人。虽然人的生命究竟从何时算起在学界和法律中还存有争议,但是,这并不影响有生命的人成为享有其他权利的前提和基础这一判断本身。没有生命,人也就不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权利也因为没有主体的承受而空置。可见,只有个人享有保有自己生命的权利,才能够保障自己的生命不受非法侵害与剥夺,进而才有可能享有其他的权利。可见,“生命权是人类享有的最基本、最根本的权利,是人享有其它一切权利的前提和基础”。[13]第二,生命权是人求生的本能的体现。人的本能,是人之为人的一种自然的、永恒的的能力。人的本能有多种多样,简单的如饥食渴饮,但是,在人的所有本能中,求生的本能应该是最根本、最基础的。“主张自己的生存是一切生物的最高法则。它在任何生物都以自我保护的本能形式表现出来。”[14]生命权就是人的求生的本能在法律上的确认和体现。第三,生命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人权是人之为人的权利,是一种所谓的自然权利。米尔恩指出:“生命权是一个人之所以被当作人类伙伴所必须享有的权利”,“生命权,如果说有什么权利算作人权的话,它就是。”[15]布莱克斯通指出:“在法律上,生命权是‘不朽的自然法’赋予个人的绝对权利。这种永远与人类同在的、受上帝本人指引的自然法,当然比其他任何法都具有更高的地位……任何人类法,只要与它相抵触都是无效的。”[16]在一个人权高涨的时代,生命权作为最基本的人权,其重要性当然是不证自明的。

  

   二、平等生命权的双重困境

   生命权对于个人而言是无比重要的,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理性的讲,生命权的平等是应该是所有平等中最基本的、最起码的平等,也应该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平等之一。但是,人类在发展的历程中,由于不断的受到“丛林规则”的过度影响,战胜对手成为一种“高尚”的追求,成为一种“成功”的标志,成为一种“价值”的体现,甚至成为一种“快感”的刺激。进而言之,在这样的“零和博弈”中,享有不平等的特权已经成为了胜利者的欲求与专利。正是在这样的已经异化的争斗中,生命权,这个本来人人都最尊贵的基本权利,成为了最大的牺牲品。因为,对他人生命的漠视乃至蔑视、对他人生命权的侵害乃至剥夺,不仅不能带给征服者羞愧与报应,反倒是成为了征服者炫耀的资本与功绩。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生命权越来越承担着更多的价值,它超出了自己本来的边界,内蕴着更多的权利的因子。因为,争斗中的强者,总是在侵害与剥夺弱者生命权的过程中,不仅体现着自己作为胜利者已经战胜了弱者,而且内隐着自己作为强者可以和弱者不平等,在财产上不平等,在地位上不平等,在权力上不平等……,正是由于有这么多的不平等做支撑,现在,连弱者的生命——这个人类每一成员最基本的权利,强者都可以不平等的加以非法的侵害与剥夺。因此,生命权的不平等,是一种综合性的不平等,是各种不平等的综合体现。在一个平等观念没有得到启蒙的社会,强者对弱者生命的剥夺,难道不是“家常便饭”吗?在一个平等观念没有得到法律保障的社会,强者对弱者生命的剥夺,难道不是“屡见不鲜”吗?

  

   作为一种不平等综合体的生命权不平等,有着诸多的表现形式。为了论证的简洁,我们从直接与间接两个方面加以讨论。即我们一方面直接讨论生命权不平等的一些典型表现,另一方面讨论其他权利不平等中对生命权平等的影响。当然,前者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其一,直接的生命权不平等的表征。所谓直接的生命权不平等,就是个人的生命权由于直接受到非法的侵害或者剥夺,从而与他人的生命权形成的不平等。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个人的生命权有时还遭受到来自公共管理机关和他人的非法侵害或者剥夺,从而使个人的生命权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影响着生命权的平等。一方面,公共管理机关的不法或者不当行为造成的个人生命权的不平等。公共管理机关拥有强大的组织系统,手握巨大的唯一的合法性的暴力,是维护社会公正和生命安全的坚强后盾。但是,在现实的复杂多面的社会中,公共管理机关的公职人员由于各种原因,可能会不当行使公共权力,甚至由于受私人利益的干扰、侵染,可能“公器私用”,非法行使公共权力。这样一来,正好遭遇这类不当或者不法行使公共权力的个人,其生命权可能或者现实的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死刑的滥用、死刑冤假错案与非法行政强制行为造成的死亡事件。这些问题,对于特定个体的生命权无疑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尤其是,在非法的行政强制行为中,面对公共管理机关的强大暴力,或者在公共管理机关授意下的包括但是并不局限于拆迁公司、截访公司、地下监狱、精神病院等社会力量,[17]个体的生命权时有遭到侵害的可能。另一方面,非公共管理机关造成的生命权的不平等。在当下的中国,由于部分地区、部分人口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一些人为了生存的需要,还在条件非常恶劣的环境下谋生。而提供工作岗位的公司或者企业,在利益的驱动下,一些时候根本置劳动者的生命安全不顾,使安全事故在中国成为一个高频发生的事件。例如,从2005年至2009年,“我国平均每天至少有 11 名矿工因为矿难而丧身。”[18]在这些事件中,受害者的生命权受到侵害,而这往往是他们在窘困的经济条件下的一种不得不进行的“自由”的选择,因为他们要生存,需要一份养活自己及家人的工作,而工作环境的安全隐患,他们也知道危险的存在,但是,为了“面包”他们实际上很难选择甚至别无选择。

  

其二,间接的生命权不平等的表征。所谓间接的生命权不平等,就是个人在一些和生命权有着密切联系的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时,与他人的生命权形成的不平等。生命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生命的存在与生命的质量,都需要一些与之密切联系的物质乃至精神的要素,而这些要素中的最为重要的部分,已经和生命权一样,成为个人的一种权利。很显然,与生命权相关的其他权利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生命权很容易被弱化进而可能虚化,因此,很有必要对此类权利进行讨论。那么,哪些权利与生命权的关系最为密切呢?我们认为其主要有:住所权、医疗权、环境权等。住所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本的场所,是一个人有安全感的物质保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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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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