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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学伟:中国人的人情与面子框架、概念与关联

更新时间:2022-02-13 10:26:56
作者: 翟学伟  

   提要:研究人情与面子,不能脱离中国文化脉络而只将其作为两个抽象概念进行理论建构。它们的含义和运行,深嵌于中国社会网络,尤其以网络中处处弥浸的关系和权力运行为前提。研究中国人的关系模式,应该看到人情、面子与权力之结合所展示出的社会生态以及概念本身的内在关联与差异。这也是中国社会学理论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关联与差异所在。这一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基本原则与儒家思想之间为何种关系,可以通过儒家在其伦理框架中所建立的“耻”和“名”之人性预设看出。即使在全面流动的互联网时代,中国社会的各方面扩展依然高不开人情和面子的运作。

  

   关键词:人情/面子/地方社会网络/儒家经典/本土概念

  

   作者简介:翟学伟,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一、引子:中国传统概念的问题

  

   长期以来,在研究中国人的社会交往时,我的研究策略是尽可能地使用本土概念。本土概念的产生可以来自中国文化所传承的价值体系,比如仁、义、孝、忠等;也可以是人们日常使用且历经多年积淀的词汇,比如人情、面子、关系等;或者由研究者出于研究需要而创立的概念,比如差序格局、情境中心、社会取向等。本研究即将讨论的本土概念属于中间一种,也就是由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词汇而提升的本土性概念。在这一类词汇中,最为基础、重要而令人迷惑的两个相互纠缠的概念,即是人情和面子,它们不但彼此关联,似乎也同第一种情况相联系,即同中国文化价值体系尤其是儒家思想有着深层次的关联。为了更好地研究它们各自的含义及其与儒家的连接,我这里想先探讨一下本土概念本身,因为中国学术史所体现的概念特征与社会科学所强调的概念特征之间有诸多差异。

  

   根据我多年的研究经验,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无论是以价值体系中的概念或是以日常概念作为现代学术概念来使用,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尽可能地将前者接入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之中。

  

   众所周知,中国有自己漫长的学术史,自然也有自己的一套概念体系,随着这些概念投放于社会以及被后来者所接受,有些概念逐渐成了日常用语,有些概念仍是学术概念。但无论哪--种情况,中国人在使用词语或概念上的一大特征就是它往往是多义的、模糊的,许多含义都是在一个特定情境或语境中才可以确立的,而很难在一般意义上加以确立。这一点同西方学术概念的使用非常不同,比如儒家所讲的“仁”“义”“孝”“礼”等,其含义就很复杂,有很多种解释。当然,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一个词语或概念有许多含义是很正常的,许多语言中都有这个现象,但中国人使用多种含义时不但会混杂着多种意思,而且更麻烦的是这种多义性还会产生彼此交叉,并存在多种层次,导致理解者很难分清它的微观与宏观范畴,比如,“角色”或者“君臣”关系这两个概念在社会学中是一个微观概念,只表示一种人际关系,到了宏观社会学就得探讨它们所叠加或聚集的“阶层”“阶级"和“社会结构”等现象,可在儒家概念中,“角色”与“君臣”既是微观的,也是宏观的,更体现出一种社会结构,反之,“阶层”问题在中国社会中也可以回到微观,在角色的“等级”中加以理解,这无形中就打通了宏观与微观的壁垒,甚至没有出现西方社会科学中常区分的宏观分支与微观分支现象。

  

   讨论儒家思想和中国人的人情与面子问题,先认识到这一特点,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不能戴着西方社会科学的有色眼镜来对待这两个概念,比如总想着划定它们的微观层级或者将其定格在一种范畴中去使用,或者面对西方社会科学,把它们归为什么非正式的人际关系,似乎这样就可以区别性地寻求到正式的人际关系,导致我们一开始就发生认识偏差。另一方面,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经典概念很难定义的问题,一种偏西化的研究方式就是对这些概念进行不断的诠释,而且只限于思想史与比较哲学,无法像社会科学概念那样与生活经验相联系。倘若必须联系,那么就被要求先有明确的定义,甚至需要编制量表,以便后面的操作与测量。一旦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此类研究便可以归结到一种实证方面的研究,这种被一再限定和一再定义的方式将给我们深入理解其基本内涵及其运行带来误解。如此,我们首先必须意识到,下面要讨论的人情和面子问题,应该是多义的、多层次的、多情境的及交叉性的。当然,我这样说,不是说那样的研究不可行,而是说遵循现有的哲学和社会学理论框架,我们看不清人情和面子的实质。

  

   那么中国传统概念为何会出现或高或低,没大没小呢?因为其思考问题的方式本源于一套天人关系架构,其社会结构则是家国同构,其社会认知在语言上具有明显的语境特征。也就是说,中国人对于人的思考,需要放入天的思考,抑或放入天下、国家、家族中去思考,或者反之,对于天的思考又要回到人的思考,天之宏大与人之具体,乃至于人的本性与具体到一个有名有姓的个人,都被纳入到这个框架中,比如算命,即使从天到人性再到具体个人,都是浑然一体的,这就或高或低,或宏观或微观,或一般或个别了。比如我们说谈天说地,却是在谈天下大事,有联系到自己的生活;我们说对父母的孝道,也可以扩展为以孝治天下等;而家国同构是说,“家”原本属于“微观生活”层面,而“国”应该属于“宏观治理”层面,但家国同构把这两者合并到一起,便可以以家事推论国事,以国事来连接家事,即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从历史事实上看,中国各个时期的王朝也是由家族统治的,反之,中国人的治家经验也经常延伸到国家治理的方法中。在此,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含有从微观到宏观构成的连续统特点,而“差序格局"所想表达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布局,指中国人的关系划分是从个人开始,一步步进行关系推论,即以个人为中心,层层放大,一直从小家推向大家再推向国家,直至全天下。这一布局方式受到中国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因为它构成了中国人关系上的亲疏远近,也构成从个人层面到抽象层面的联系模式。

  

   回到社会学的框架内来看,如果说一种国家的建立模式是从仿造家庭开始的,那么其中每个人的天然与后天所结成的关系上的亲疏远近,将给他们带来一种网络化的认知及实践模式。虽然这一点未必总是符合社会事实,因为客观上国家的设立不可能只满足于网络状的结构,它依然在事实上也具备西方政治学和社会学当中讨论的政治架构、官僚制度、组织方式、社会阶层与阶级等,但由于认知模式的影响,人们依然维持着以网络化来想象他们所处的社会,并在实践中依照网络来建立社会。虽说作为一个地缘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全社会的网络化只能是一种想象,而在事实上最多也只能形成地方社会网络,也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家族、宗族都处于地方网络之中,并参与构造地方网络化的连接,但这样的认知在相当的范围内会不断地被强化。

  

  

  

   二、从社会结构看人情和面子

  

   地方网络化的前提条件是农耕社会。土地和房屋是其基础,而拥有自己的土地与房屋的家庭成员只能生长于此,构成中国人的家乡观念。家乡观念也叫乡土观念,其社会学意义就在于生活于家乡的人往往不发生社会流动,而是聚族而居。按照我曾给出的关系向度理论,稳定的社会交往最容易引发人情和面子问题,反之,松散的社会交往则很难建立人情和面子问题。这一点是从结构意义上讨论的,可以不涉及儒家思想的问题,或者说,即使不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牢固的社会关系即是人情和面子滋生的土壤。当然,要想形成中国式的人情和面子,还是需要有相应的文化观念。粗浅地讲,所谓人情原本是指人与人在交往中产生的情感,这一点在血缘和地缘关系中最容易建立。

  

   大体而言,所谓面子,可以理解成人们彼此如何交往并由此产生“别人如何看我”的问题。也就是说,人情和面子问题的发生,往往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中,人们会因为彼此非常熟识而建立起情感生活,并造成他们在交往中非常关注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问题,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通常,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人情是人情的问题,面子是面子的问题,可以分别讨论。但本文这里放在一起讨论,正来自于它们在含义上出现了交叉性,比如中国人的词汇中有“情面”的说法。有关这样的交叉性,比较经典的研究是台湾大学心理系教授黄光国提出的“人情和面子模式”。以我个人之见,这个模式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从众多的本土概念中寻求到了这两个概念,并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说明。但我并不同意他将符号互动论、社会资源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正义论等来作为对其认识的基础,因为以这些理论来说明人情和面子及其相互联系恰恰扭曲了中国人所理解的人情和面子。黄氏理论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他希望和主流社会学对话,也希望主流社会学关注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在这点上他是成功的,但作为一种理论本身,他并没有说清楚中国人社会交往的特点。

  

   我这里的研究,试图从人情和面子的本土含义及其所依托的社会文化背景出发,即把人情和面子放在中国社会情境中去理解。而这一社会情境首先需要启用的就是地方网络,因为地方网络的稳定性型塑了人情和面子发生的背景,而随着地方网络的扩大,人情和面子也随之扩大,所以这个地方网络作为一个家族、村落、地方乃至整个中国都是可能的,相应的,人情和面子也能从一个人一直扩展到一个国家。其相关性见图1(这里重新做了修订):

  

  

   在这一图示中,我们看到人情与面子是嵌入于地方社会网络之中的,而地方社会网络又受制于中国社会文化大背景中,其间的所谓文化当然以儒家文化对人情与面子的影响最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社会网络的形成,其最重要因素是关系和权力。其中,关系是网络形成的基础,而权力说明了这样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人际关系或者社会互动,而是充满了交往中的等级地位、权威及其张力,至于这样的等级和张力是如何形成的,只要先理解中国人的家庭在纵向上所建立的家长制、辈分体系以及在横向上建立的亲属制度,包括在家庭日常中实施的平均主义分配方案,便可以获得关键性的理解。带着这样的理解.如果关系和权力扩张到国家层面,一样可以在宏观上获得由社会地位及其分层而产生的更为宏大的张力。虽然本文在此不讨论中国家庭结构中的等级和权威问题.但我们在讨论人情和面子的问题时应当意识到权力的重要性,意识到权力的重要性便是意识到社会资源的重要性,因为人情和面子不仅是交往的法则,其背后也有实际利益上的交换关系。如果说我们只把人情和面子理解成中国人交往的一般性规则,那依然还是不能深入地理解它们作为解读中国社会的关键意义。再者,这一图式的另一层含义也是对黄氏理论的批评,这是说,中国人的面子、人情以及关系和权力都必须放在中国社会文化的背景中来理解,不建议从中抽离出来或者迫不及待地借用西方社会学理论来解读。

  

具体而言,该图式想表达的内容有:(1)理解人情和面子需要放入一个半封闭半开放的社会网络中去认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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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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