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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超:隋代明堂建筑形制之争

更新时间:2022-02-13 10:12:18
作者: 李忠超  

   明堂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礼制建筑之一,在形制布局、建筑功能、礼典施行上历来争议不断,“古制中之聚讼不决者,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明堂是礼仪空间的实体建筑,它被认为是天子布政之宫、祭祀宗庙之所、朝贺谒见之地。在经学家的政治想象中,明堂表征了帝王人间秩序合法性,它通过勾连天人之际的建筑形制“标征”了天地宇宙与人的关系。如果说“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那么明堂则是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天人合一美学思想的标识,“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原型表象”。隋代明堂建筑形制之争主要围绕建筑功能展开。明堂作为儒家礼乐美学最高的礼仪制度实践形式,是“统治者践行奉天承运、调理四时、布恩施政的神圣空间”,是儒家礼乐美学在政治空间的建筑想象。明堂建筑既是表征权力的空间美学符号,也是形塑权力话语的审美实践。明堂形制素来难定,在隋代掀起了关于明堂建筑形制想象的论争。

  

   牛弘的明堂建制想象

  

   明堂之所以是想象的建筑,是因“经构之旨,议者殊途”,儒生对于古制、周礼的理解各不相同,“或以绮井为重屋,或以圆楣为隆栋,各以臆说,事不见经”。明堂形制从来没有统一的定式规范,其建筑形制亦因人而异,只需在经典诠释上找到可靠的根据,“今录其疑难,为之通释,皆出证据,以相发明”。

  

   隋代明堂建制想象主要以牛弘、宇文恺为中心。隋代明堂承自南北朝,“明堂在国之阳。梁初,依照宋、齐,其祀之法,犹依齐制”。隋文帝平陈之后,收罗杞梓,郊丘宗社,典礼粗备,唯明堂未立。隋文帝、炀帝先后两次提出建造明堂。开皇十三年(593),文帝诏命议之。“后检校将作大匠事宇文恺,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样,重檐复庙,五房四达,丈尺规矩,皆有准凭,以献。”“及大业中,恺又造《明堂议》及样奏之。炀帝下其议,但令于霍山采木,而建都兴役,其制遂寝。”牛弘的明堂是“依古制”而建,古制即周制,他说:“窃谓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在牛弘看来,明堂的主要功能是祭祀通天,以此推行儒家礼乐美学教化。尽管他认为建造明堂应该遵循周礼古制,但因为记载明堂建制的礼书亡佚,其学说难以详考。相较而言,《礼记·月令》中关于明堂建制的规定较为详细,牛弘于是遍考郑玄、蔡邕、王肃等人明堂建制理论。他最为推崇蔡邕的《明堂月令论》“观其模范天地,则象阴阳,必据古文,义不虚出”,称汉代二京所建明堂与此相同。日本学者南泽良彦指出,东汉明堂虽是九室十二堂,但明堂、辟雍、灵台各有所异,与蔡说不合,北魏平城明堂不但九室更是三雍一体,基本符合蔡邕的明堂设计理念。南泽良彦认为,牛弘的观点未必正确,但由于材料增多,可信度就提升了。

  

   牛弘提出理想化的明堂建制想象空间形制。“今皇猷遐阐,化覃海外,方建大礼,垂之无穷。弘等不以庸虚,谬当议限。”牛弘明堂建制的想象空间遵循了四大原则,可以总结为四点:明堂必须五室;形制必须上圆下方;必有重屋;必须为辟雍。最终这些形制原则统一于基本原则“须以礼经为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数取于《月令》,遗阙之处,参以余书”。最终牛弘明堂建制的想象方案是:五室九阶,上圆下方,四阿重屋,四旁两门。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八闼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殿垣方在内,水周如外,水内径三百步。牛弘的明堂建制想象符合儒家礼乐美学政教方针,“仰观俯察,皆有则象,足以尽诚上帝,祗配祖宗,弘风布教,作范于后矣”。

  

   宇文恺的明堂建制想象

  

   宇文恺是隋文帝御用的建筑大师,他规划设立了隋大兴城。大业三年(607),宇文恺上《明堂议表》提出明堂建制方案,“自永嘉之乱,明堂废绝,隋有天下,将复古制,议者纷然,皆不能决,博考群籍,奏《明堂议表》”。他认为明堂是天子布政之宫,在地成形以象天,居正阳之位,统人神之际。他的明堂设计方案遵循古制,采用郑玄五室说,反对今文经学的九室说。据称,宇文恺还专门制作了1:100明堂建筑模型。自黄帝以来,明堂的主要功能是祭祀,表达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宇文恺说:“金口木舌,发令兆民,玉瓒黄琮,式严宗祀。”

  

   宇文恺认为明堂制度自神农始,上古朴略,创立典刑。上古明堂是用祭祀祈谷之用,其形制有盖无方。“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燥湿不能伤,迁延而入之。”从尺寸上看,夏之明堂大于殷、周。《周官·考工记》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博四修一。”他认为三王之世,夏最为古,从质尚文,理应渐就宽大,夏之明堂大于后世是不合理的。郑玄所谓明堂形制上圆下方的“方”不是长方形,而是正方形,如果是长方形则不能为上圆之制。

  

   宇文恺重新设计了明堂的结构、功能、尺寸。晋起居注裴頠议曰:“尊祖配天,其义明著,庙宇之制,理据未分。直可为一殿,以崇严祀,其余杂碎,一皆除之。”他否定了裴頠的“一屋之论”,认为明堂是天垂象,其建筑应该遵循天文之法,有重楼、璧水,以五室九阶为本。宇文恺对于南北朝之际的明堂也不满意,“后魏于北台城南造圆墙,在璧水外,门在水内迥立,不与墙相连。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间通巷,违舛处多”。他认为南朝宋、梁、陈之明堂也不合规制。“虽湫隘卑陋,未合规摹,祖宗之灵,得崇严祀。周、齐二代,阙而不修,大飨之典,于焉靡托。”宇文恺最终的明堂方案是:自古明堂图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刘熙、阮谌、刘昌宗等作,三图略同。一是后汉建武三十年作,礼图有本,不详撰人。臣远寻经传,傍求子史,研究众说,总撰今图。其样以木为之,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

  

   明堂建制想象凸显权力之争

  

   隋代明堂建筑形制的经学想象之争的实质是权力之争。首先,明堂作为实体礼制建筑主要功能是宗庙祭祀、布政施令、谒见朝贺。它是君主身份、皇权地位的表征。牛弘、宇文恺的明堂建制方案在当时虽都受到赞赏,最终却未能践行。明堂建筑从经学想象成为现实,需要由皇权意志推动。牛弘是隋代礼典的主要制定者,他参与并主持了隋代礼典行用和创设,但最终施行与否要由隋文帝裁决。宇文恺是建筑大师,主要从建筑美学、工程美观角度考察南朝明堂遗址。他的设计以法天垂象,标征圣人治道,却更像是一个艺术方案。

  

   其次,牛弘、宇文恺明堂建制的差异是因其身份地位不同。南泽良彦说,牛弘的设计方案是文科官人的代表,宇文恺的方案则是理科官人的代表。这个说法或待商榷,然归根到底牛弘、宇文恺的身份和职能不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重视身份等级,牛弘是传统的学者型儒家文官,主要负责隋代礼典创设。宇文恺的身份只是一个匠人,他对于都城营建,工程设计美学的熟稔,充其量也只是技、术、艺而已,相较形而上的礼乐之“道”,建筑技艺是形而下的“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牛弘、宇文恺的明堂建筑形制之争是道与器之争。从整体上看,在专制社会,儒家礼乐之道是服务于皇权的。终隋一代,明堂未成,既是因其本身形制复杂,儒者各持己见,更为关键的是隋代帝王不能“圣情创造”“自我而作”。

  

   最后,明堂建筑的主要功能是为帝王服务。隋代明堂设计遵循的原则是法天、尊经、崇古。法天垂象,以天文星相为范规划明堂设计,明堂代表了天子在人间统治的秩序,因此明堂建筑要实现天上秩序与人间秩序的一致,彰显皇权至上。明堂建制历代皆久议不绝,就是陷入了儒生之争。有隋一代尚且如此,唐代更是凸显了儒生之争对建造明堂的负面影响。这种情况直到武则天时期才结束,武则天以绝对的权力意志,绕开旷日持久的明堂建制之争,真正地把明堂变成了现实。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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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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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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