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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佛教的中国化过程

更新时间:2022-02-12 21:09:31
作者: 单纯  

  

   按照现在中国人比较通行的说法,佛教是在东汉明帝时开始传入中国的,但是,当时对中国人的思想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经过了大约两百多年,也就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经过与中国新道家的玄学的结合,才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较大的影响。后又经过三、四百年的与中国文化的融合,逐渐在隋唐时期形成了几派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其中较著名的有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特别是禅宗,其最后的发展完全是中国化的佛教了。之后再经过三、四百年的发展、演变,至宋代理学兴起以后,佛教又慢慢淡出中国思想的主流舞台,到元明清连禅宗也变得消沉衰落了。尽管晚清至民国初年的一度时期有人力图复兴佛学,但是效果甚微,随后而至的社会变局使佛教已不再可能出现隋唐那样的高潮了。

   一、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三个阶段

   从整个佛教进入中国并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独立发展的情况看,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是吸收外来的佛教阶段,二是独立发展中国的佛教阶段,三是中国佛教自身的衰微阶段。这种发展、演变、衰微的历史情况冯友兰先生有一个比较概括地说法,叫做中国佛教和佛学发展的“三阶段论”,即第一阶段称为格义,第二阶段称为教门,第三阶段称为宗门。

   此所谓“格义”,就是以中国传统已有的思想为基本参照系,然后选取佛教中与之相应或相近的思想进行类比、解释,俾初学佛教的人可以对照理解、相互发明。

   最早从翻译、弘化、育才、整律等各个方面全面传播并建设中国佛教的人是东晋僧人道安(312-385)。他12岁即出家,曾从后赵名僧佛图澄学佛,于佛教般若学卓有建树,是“六家七宗”中“本无宗”的代表。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宇宙万物皆是从“空”、“无”这种“自然”状态,通过“元气”而变化出来的,其旨近道家、玄学思想中的道本无、道生万物。他的哲学观点是以道家、玄学为参照系解释佛教“缘起性空”宇宙生成论的显例。佛教被介绍进入中国的这个时期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格义”阶段。

   最早传入中国的佛教经典是东汉末年安息国僧人安世高翻译的小乘禅经,但在传入中国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后来真正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以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翻译介绍的大乘佛教经典。当时的翻译,有“格义”、“连类”,即从中国玄学的思想和词句中寻找相近的部分以便译介出佛典中的思想。中国人以“格义”的方式引进的佛教思想绝大部分都属于大乘佛教的思想,引介佛教经典的辉煌时期以东晋的鸠摩罗什(344-413)和唐代的玄奘(?-664)为其代表。鸠摩罗什翻译、介绍的主要是印度佛教中的大乘空宗经论,而玄奘翻译、介绍的主要是印度佛教中的大乘有宗的经论。前者以《大品般若经》、《法华经》、《金刚经》及《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为代表,后者以《解深密经》及《瑜伽师地论》等为代表。由于大乘佛教空宗和有宗的引入,为中国佛教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典依据和理论基础,中国佛教开始进入了自己创教的阶段。

   在印度大乘佛教中,中观学派(空宗)特有的思辨形式及瑜伽行派(有宗)的佛教逻辑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但是,在这些宗派的思想进入中国之后,情况略有些不同,在印度被认为十分重要的经论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欢迎。相反的是,原来在印度佛教中并不十分突出的经论,在引入中国后倒是成了中国佛教独创教门的重要依据并得到广泛地传播。诸如以《法华经》为教义而创立的天台宗,以《华严经》为教义而创立的华严宗、以《阿弥陀经》和《往生论》为教义而创立的净土宗。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教派的创立以及其他一些更具印度佛教特色的流派如三论宗、唯识宗及密宗在中国传播,形成了中国隋唐时期佛教的高潮。这便是冯友兰先生所言的“教门”时期。然而“教门”时期的中国佛教亦有一些历史特点需要特别提及。基本上属于继承印度佛教原型而与中国传统思想结合甚少的教派,在中国要么是延续时间不长,要么只是局限于汉族之外的其他地区。如吉藏所创立的三论宗仅从隋代开创发展到唐太宗时代便已衰微,著名“唐僧”玄奘及其弟子窥基所创立的唯识宗一味恪守印度佛典的教条和繁琐的分析方法,在中国发展仅及二代而衰,而由善无畏、金刚智及其弟子不空所创立的密宗,由于其所奉行的那套乐空不二的密法,则完全与儒家伦理思想相抵触,实际上也只能局限在西藏地区发展。这便是“教门”时期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两种不同的情况。

   佛教在中国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就是“宗门”时期,这是中国佛教的高峰期,因为中国人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创造性地确立了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

   禅宗的产生其情况与隋唐其他佛教宗派的产生情况颇不一样。它既不是延续印度佛教已有的某个宗派,也不完全信奉某部已有的教典,而是建立自己的宗经,标榜自己独特的修持方法。佛教在传统意义上讲都有“经”“律”“论”,这所谓的“三藏”,其中特别是“经”,理论上讲都是佛祖释迦牟尼所说的教义或者是托其名而作的教典。只有中国的禅宗公开宣称六祖慧能的言教为经,并以开坛立宗的形式命之曰《六祖坛经》。实际上,中国人自己创作的佛教著作公开而持久地被称为“经”的,也只有这一部。这样看,它的形成就是中国佛教的一次革命。禅宗

   “不是和隋唐诸大宗派并行的,而是它们的对立面。它不是像其他宗派那样信奉一部佛经,信奉一部佛经作教条,对它做咬文嚼字的研究,而是不信奉一切佛经,打倒一切佛经。它认为一个人的心就是佛,从一个人的心中直接发出的声音,比任何经典都有权威。”

   禅宗的人认为,自己不仅不是印度佛教某派在中国的延续,也不是信奉某部印度佛教教典而在中国宣教的某个派别,如唯识宗、华严宗、净土宗那样,相反,它自己是一个完全独立发展出来的新宗派。他们将过去已有的一切佛教宗派称为“教门”,而称自己的宗派为“宗门”;“宗门”和“教门”是对立的,它有自己祖师的经典而且修持方式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佛教,它已成为完全中国化的佛教。由于顺应了中国民众的信仰需求,禅宗形成之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其他佛教宗派(不包括密教的藏传部分)则唐武宗灭法运动后逐渐衰微,唯识宗、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律宗或一蹶不振,或永远消失。唐朝中叶禅宗兴起以后中国佛教的发展即以禅宗为其标志,禅宗获得了中国佛教的主导地位,甚至成了中国佛教同义语,此后的中国佛教基本上就是指禅宗。

   在中唐以后的中国,禅宗发展一直贯穿了宋元明清历代。但对于整个中国佛教来说,像隋唐那样五彩缤纷、蓬勃发展的局面已不再呈现了。除禅宗的持续发展之外,净土宗也还在继续发展,但规模和影响要小得多。天台宗、华严宗、律宗虽然余绪未绝,甚至还一度中兴,但总是花果飘零,气数渐尽。

   二、禅宗的历史轮廓

   佛教在唐代到五代之后的发展,主要是以禅宗为其代表,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和核心。但是,禅宗的历史该怎么讲,却始终是个不太清楚的问题。既然是以《六祖坛经》为其立教宗经,禅宗的发扬光大也是慧能弘法之后的事,那么真正的开山祖师就理所当然地是慧能,可是,慧能又为何以六祖名之呢?这倒是有些费解。不过,教内、教外都因循一种传统的说法,一方面将禅宗的历史渊源追溯到释迦牟尼那里,另一方面也尊奉慧能是中国禅宗中最后得以广泛流传的南宗派的祖师。这样的说法也还是勉强可以将中国特色的佛教与其发源地的印度佛教联系起来。不过,治佛学的专家在论述这种联系时是十分谨慎的。

   关于禅宗的历史,汤用彤先生在其《隋唐佛教史稿》中基本上也只能采用禅宗内部的说法:

   “禅宗自谓教外别传,盖谓灵山会中,如来拈花,迦叶微笑,即是付法。迦叶遂为印度禅宗初祖。秘密相传,以至二十七祖般若多罗授法于菩提达摩。菩提达摩于梁武帝时来华,是为中国禅宗初祖。达摩传慧可,可传僧璨,璨传道信,信传弘忍,忍传慧能。慧能世称为禅宗六祖,与其同学神秀分为南北二宗。此禅宗定祖之说之大略也。”

   中国其他的佛教著作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个传统的说法来介绍禅宗形成的历史的。不过,中国人所熟悉的禅宗祖师乃中土的“六代祖师”而已,印度西天的二十八代祖师却并不熟悉,为了以后理解禅宗的哲理的方便,顺便也将这些祖师按顺序列出:摩诃迦叶、阿难、商那和修、优波毱多、提多迦、婆须蜜多、佛陀难提、伏驮蜜多、胁、富那夜奢、马鸣、伽毗摩罗、龙树、迦那提婆、罗睺罗多、僧迦难提、伽耶舍多、闍耶多、婆修盘头、摩挐罗、鹤勒那、师子尊、婆舍斯多、不如密多、般若多罗、菩提达摩。菩提达摩是承前启后的祖师,自他之后的便是中国人熟悉的禅宗祖师了。

   佛教在印度,无论称之为显教或者密教者,实际上都可以寻找到典籍以为依据。可是禅宗在印度的传承就没有考证资料,这不能不引起学者对西天二十八代祖师传法的疑惑。当然也有倾向相信其传说的人认为,既然此宗是教外别传,以心传心,哪里可以寻找到什么正规的文字记载呢?无论如何,禅宗自己的人却相信灵山会上拈花微笑的公案:

   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惟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法眼藏,涅媻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咐嘱摩诃迦叶。

   这个传说,既然成为了公案,也就算是禅宗式的载籍了。

   三、禅宗的哲学特点

   佛教在传入中国后,甚至是建立了中国特色的佛教之后,印度大乘佛教那种繁琐逻辑、名相分析、教理辩驳、文字经论、戒律约束等,使得中国修习佛道的人难以得到真正的精神解放和心灵的自由。禅宗的出现迎合了中国人追求精神解放和心灵自由的需求,所以它标举“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众生皆有佛性”,“见性成佛”,这样一种“平常心是道”的实践性哲理,让普通人在平凡事中体会宇宙的真谛。

   禅宗在中国确立之后,经过蓬蓬勃勃的发展,其宗教哲学的特点倒是可以归结到两个方面:一是本体上的佛性论,一是与之相应的、简便易行的人生论中的方法论。就佛性论讲,禅宗的人相信,人的本性从存在的根源上就是自觉的和清净具足的,充满着般若菩提之智。既然众生皆有菩提佛性,何以还不能成佛,还要修行、参悟呢?就是因为有贪爱等“无明”的遮掩,须有一种快速有效的方法去掉此“无明”,使佛本性表显出来,即可成佛了。所以,人生解脱论中必须有一方法,禅宗恰好寻找到了这种方法,即单刀直入,直指人心,这样人就可以见性成佛了。根据禅宗灯录中提供的各种公案,一个人见性成佛并不难,只是需要通晓佛理的禅师的指点,以各种各样的奇特的方式包括语言、动作、喝骂、责打,来启示禅修的人瞬间灭掉世俗的妄念,顿见自己本心所具的自觉而清净本性,达到成佛的目的。总之,禅宗在哲理上的核心旨趣就是“性觉自悟”。

   四、禅宗各派:五家七宗

   从理论上讲,中国后来各派禅宗的人都宗奉菩提达摩为其初祖。实际上禅宗后来发展出的各种门派情况又各不相同,总的情况是以慧能的南宗为其主流。中土的禅宗,传法至五祖之后便由神秀和慧能分出北、南两支。北宗神秀一系曾盛极一时,神秀本人也被雅称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但在“安史之乱”之后,南宗慧能弟子神会北上洛阳弘法,声势大振,北宗一系遂淡出禅宗,而南宗则从此宗风强劲,特别是在南方地区得到迅猛发展,很快便取代了北宗而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

   南宗一系慧能的嗣法弟子中,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是两支最大的传法宗系。在唐末五代间,南岳一系派生出沩仰、临济两宗,青原一系派生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合称禅宗五家,也称五宗。到了宋代从南岳系临济宗又分出黄龙、杨岐两派,与历史上的前五宗合称“五家七宗”。

   禅宗的“五家七宗”皆能陶冶龙象,各成一方弘法宗师。南岳怀让弟子中以马祖道一为甚,是所谓“踏杀天下人”的“马驹”,其门下人才济济,号称有八十四善知识,皆是弘法一方的高人,特别是其传法世系中的百丈怀海,由于其创建的“百丈清规”制度,使禅宗取得了完全独立的地位,最终发展成为中国禅门第一大宗,是所谓“禅门独行,由海之始”。后从南岳怀让系发展出的临济宗实际上成了中国禅宗的最大宗派,有宗门“临天下”之雅。青原行思弟子则有石头希迁(石头宗),再经洞山、曹山、丹霞、天童的传扬,亦形成较有影响的“曹洞宗”,亦有“曹一角”之雅,不过势力不如临济宗大。总之,慧能禅宗之后的发展,虽有“五家七宗”,但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南岳系下的临济宗,其次便是青原系下的曹洞宗了。禅宗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主要是得益于其方法论上的创新与革命,这一点与佛陀改瑜伽修行的繁杂姿势为结跏趺坐是一致的。但是,中国的禅宗更加能够体会和灵活运用这种由方法上创新而带来的思想活力,甚至不受坐禅的拘束,所谓行、住、坐、卧皆是佛道。这样就将佛教三大法门(戒、定、慧)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慧”彻底地表显出来,让人在最平常的生活中体悟普遍存在的佛性智慧。在戒、定、慧三法门中,印度佛教认为,修行者的智慧主要是来自戒和定,所以戒律比较多、禅定的姿势基本上也延续结跏趺坐。中国的禅宗却不同,它主要强调的是慧,有了慧,定就只有形式意义了,所以禅宗超越禅定的形式的方法简直就是层出不穷;慧能禅宗最大的戒律,就是“无相戒”,就是超越一切名相的束缚,实现这种超越的最有效、最灵活的方法还是来自于心性中的智慧。所以,禅宗之所以不同于印度佛教、不同于中国佛教的其他教派,就在于它是以慧助定、以慧持戒。既然承认慧或众生皆有佛性――实际上就是本来具足的自觉而清净佛性――是普遍存在的根本性法门,那就应该扫除一切约束它得以表显出来的障碍,印度佛教认为读经、持戒、坐禅、虑心都是清除这些障碍的方法。可是,禅宗的逻辑则认为,在没有觉悟到本来具有的自觉而清净的佛性之前,戒和定只可能成为“枷锁”,“披枷带锁”的人怎么可以获得思想自由的佛性呢?所以,它所主张的戒律和方法,恰好就是破除一切枷锁、破除一切名相,以“不道之道”言说禅宗的真谛、以“不修之修”修行禅宗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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