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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萍:从“群己权界”到“公私德界”——道德哲学原理的自由儒学之思

更新时间:2022-02-10 23:34:32
作者: 郭萍 (进入专栏)  

   近来学界对公德私德问题的热议,直接切中了当前中国公民道德建设这一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题。不过,在笔者看来,目前的讨论仅仅局限于道德行为的实践,而没有探究道德规范的建构,其实是没有深入到道德哲学原理的层面。因为“道德行为”只是对既有“道德规范”的遵行;而“道德规范”本身何以可能,才是道德哲学要追问的根本问题。这意味着我们在讨论如何培养落实公私道德行为之前,需要先行考察应当建立何种道德价值规范作为现代公民道德行为的基准才是合理的,即要先明确现代公民道德的内涵及其相应的道德模式,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展开合乎时宜的道德实践。

  

   一、有德无道:目前公德私德讨论的局限

  

   目前的讨论已经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主张,但双方都是基于某种既定的道德规范之下的思考,也即以既有的“德目”为解答公德私德的自明性前提,而对“道德规范何以可能”,也即“德目”背后所依据的“道”却未加省察,因此这些主张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有“德”无“道”的局限性。

   (一)效法传统私德的疑难

  

   一方学者认为,近代学人由于参照现代西方伦理学说而导致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弊病,因此建议效法传统的“家国一体”道德模式,即通过个人道德的推扩,直接贯通家与国、公与私,以克服公德私德失衡的问题。其理由是:在“我们儒家的文化立场”上,“治平”之公德与“修齐”之私德都是内在于自身的美德,因此都属于“个人基本道德”,即广义的“私德”,而且“《大学》的‘八目’修身工夫就是有效的实践途径,以人格修养为核心,落实于个人身心,但……对国家、社会也有积极意义”。所以,现代公民道德建设“应是以个人基本道德为核心,从中演绎或推化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形成完整的道德体系”。换言之,提升道德自律,培养以个人修身为核心的私德也就是当前公民道德建设首要而根本的任务。

  

   然而,这种聚焦中西之别的思考恰恰掩盖了一个更为一般的事实——中国社会的古今之变。自近代以来,中西问题与古今问题一直交错纠缠,致使不少人将“现代的”混同为“西方的”而予以否定。殊不知,中国的现代化正是人类社会的一般现代性在中华民族身上的具体实现,而中国的民族性也始终是处于时代发展之中的民族性,这一实情本然地要求我们一切思考都应当,而且也不得不以现代性为首要立足点。当前关于公德私德问题的讨论也不例外。事实上,公德、私德问题本身就是以现代社会公私领域的界分为前提的(第三节详述)。而上述学者基于传统的“家国一体”道德模式作解,是以古代社会在家尽孝与为国尽忠的一体性为基准,直接否认了现代社会公私领域划界的现实必要性。由是,基于现代社会而讨论的“私德”概念,即区别于公共领域的私人领域中的道德内容,被偷换为“德之在我”的自我道德修养,这也就将公德顺理成章地纳入私德(实为自我道德修养)之中。如此一来,其论述的重心也就转变为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个人道德自主自觉性问题,而这其实已经偏离了当前公德私德问题的核心。

  

   沿此思路,不论公德,还是私德,其内涵实质与传统“家国一体”模式下的“德”无异。因此他们强调,当前培养私德自律的基准就是传统的道德价值规范(礼),其中最基本的内容就是传统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其中还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以传统的“忠孝”观念来培养现代公民道德,主张通过对父母尽孝,转而实现对国家尽忠,进而在“移孝作忠”的意义上强调“孝”是现代公民道德之基。在他们看来,传统儒家道德“完美地实现了民众日常生活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契合,求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在家能孝亲,在朝就能忠君,这……对我们今天也是深有启发意义的”。

  

   事实上,这些学者已经有意无意地将传统道德规范视为恒常不变的道德行为标准,既没有对其合理性进行时代省察,也没有追问规范本身何以可能。这就根本导致他们对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的理解只是局限于道德行为培养的层面,似乎只要现代公民自觉地认同传统道德价值,自主地遵从传统道德规范,那么现代道德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然而,其中的疑难是:传统道德价值规范作为现代公民道德行为标准的现实合理性何在?传统道德价值规范扎根现代社会的现实可能性何在?进一步讲,基于“家国一体”的传统道德价值规范是否合乎现代社会的价值共识,是否能适应现代生活方式,这都是值得商榷的。

  

   (二)倡导现代公德的缺憾

  

   另一方学者从近代中国谋求现代民族建国的基本事实出发,反驳了前述学者的观点并给出了不同的建议。蔡祥元指出,“家国一体”模式抹去了“大家”与“小家”的区别,导致公私不分,从而使理想的“公天下”沦为了现实的“家天下”。任剑涛指出,一些学者之所以主张将传统伦理直贯现代社会,就在于他们采取了中西之别的静态打量而脱离了古今之变的时代前提;而现代社会的事实是公私分立,私领域(个人、家庭)与公领域(社会、国家)互动关联,但边界清晰,不能直接贯通,因此现代道德需要在个人、社会、国家三层结构下展开:个人道德依靠自我约束,社会公德是靠个人自守和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而国家权力则不应直接干预社会事务与私人事务。进而,他们强调,与私德只关乎个人自身不同,公德直接关乎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益,其核心是社会正义,“倘若社会秩序供给短缺、国家立宪机制有缺,那么个人就无法独善其身,也很难友好相处”。所以当前公民首要的道德

  

   素质是要具备良好的公德,这对于公共人物尤其如此;而且公德的维护“不能首先倚重人的‘良知’,而首先需要通过规则来限制和规范人的行为”,因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具有高度道德自觉的人极少,依靠个人自律而实现社会道德理想的可能性极小;而且个人自律也缺乏外在的明确的尺度,最终往往是位高权重者占据道德制高点,这不仅会导致“以理杀人”,而且社会正义无法维系,因此他律才是有效落实公民道德行为的决定性手段。

  

   这些立足现代社会的思考充分考虑了中国社会古今之变的实情,但其反驳与建议主要是以道德实践的现实成效或弊端为理据而展开的,仍然没有深入到道德行为的背后对道德规范本身进行探究。因此,他们一方面缺少对“家国一体”模式下的传统道德规范的学理分析和历史省察,导致相应的反驳并不彻底;另一方面缺少构建道德规范的合理基准和根据,导致其无法提供一种可供参考的现代性道德模式。

  

   综合上述种种问题,当前的讨论有必要深入到道德哲学原理的层面,对道德规范本身进行追问和省察,这也将有助于我们思索现实道德问题更为深层的症结。

  

   二、德有损益:儒家的道德哲学原理

  

   毋庸置疑,任何道德实践都是个人自觉自主的活动,而且其中必然体现着某种人格品质和价值观念,而不论自律还是他律都是引导落实道德实践的有效手段。也就是说,道德实践无不是基于一种内在于“我”自身的道德价值观念而落实为“我”自觉自主的行为活动,其一般逻辑就是:由“我”出发而施于“他者”乃至“群”。在这个意义上,古今中外的道德观念都普遍体现着一种推己及人、由己及群的道德实践逻辑。

   但这一普遍的逻辑在不同时代具有根本不同的内涵。因为我们判定一种行为是否道德,实质是在考察一种行为是否合乎某种道德规范,用儒家的话说就是,是否合乎“礼”。这就是说,所谓道德行为(道德实践)必然是对某种道德规范的遵守和践行,即守礼、行礼;反过来说,道德规范就是道德行为的前提和基准,否则根本谈不上行为的道德与否。这意味着有什么样的道德规范就相应地有什么样的道德行为,而道德规范所体现和维护的价值观念决定着一般道德实践逻辑的实质内涵。

  

   然而,如孔子所说“礼有损益”,任何社会制度规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的变迁不断地删改(损)或增订(益),历代的道德规范也不例外。这其中不仅包括具体道德规范的增减,而且包括整个道德价值规范体系的转变,所谓“转变”也就是要解构(损)旧的道德价值规范体系,建构(益)新的道德价值规范体系,此可谓“德有损益”。这意味着道德规范总是有其时代性,而道德行为需要与当下的道德规范相吻合,自然也有其时代性。其中在社会转型期间,由于旧的道德规范尚未消退,新的道德规范还不健全,还会导致“非礼之礼”的现象普遍存在,即某些合乎传统道德价值规范的行为,却并不合乎现代道德价值规范,此时人们对于道德行为的理解常常相互冲突,甚至陷入自相矛盾、手足无措的窘境。这其实正是道德规范时代性转变的集中体现。

  

   当然“德有损益”并不是任意的,而是要合乎“道”。这其实已经涵盖在黄玉顺“中国正义论”所揭示的儒家制度伦理的一般原理中,即“义→礼”,也就是孔子所讲的“义以为质,礼以行之”。更明确地说,“德”的损益与“礼”的损益一样,是要以“义”为根本原则才能合乎“道”。从历代典籍注疏看,“义”作为“礼”的根本原则,既不是一种具体的道德规范,也并非有学者所误解的无关善恶的“价值中立”,而是表达着合理(如《荀子·议兵》曰:“义者,循理”);适宜(如《中庸》:“义者,宜也”);合适(如《论语·学而》邢昺疏:“于事合宜为义”)等意味的基础伦理观念。进一步借助“中国正义论”的归纳,我们还可以推知道德规范所要遵从的两个基本原则:(1)历时维度的适宜性原则,即道德规范的建构要顺应时代变迁,适应当下社会的生活方式;(2)共时维度的正当性原则,即道德规范的建构要以“一体之仁”为出发点,确保有效维护和体现当下社会的价值共识。这就表明,任何道德规范都有其时效性,需要我们根据新的生活方式及新的社会价值共识进行重建。

  

   对此,我们首先要了解:生活方式变迁的核心是组建群体生活的社会基本单元发生了时代性转变,进而导致一系列社会价值观念及其社会制度的时代性转变。所谓“社会基本单元”也就是社会的经济、政治、道德、文化诸领域生活得以展开的最小单位,而整个社会生活追求和谐有序也就是为了维护社会基本单元的健康,因此这既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社会生活的根本价值。也就是说,社会基本单元作为一个基本价值单位,是真正的“社会主体”。历史地看,自古至今中国人组建群体生活的社会基本单元由前现代的宗族、家族转变为了现代性的个体,因此形成了前现代的宗族、家族生活方式以及现代性的个体生活方式,同时这也使古今社会(群)体现出根本不同的价值共识,由此便赋予了“我”不同的道德价值内涵。这就要求不同时代的人们根据“正当”与“适宜”的原则建构不同的道德规范,以适应不同的生活方式,维护不同的社会主体价值;而不同时代的“我”施于他人与社会、国家的道德实践也就具有了不同的内涵。具体而言:

  

西周时期是以宗族为社会基本单位,这既决定了当时社会宗族性的价值共识,也赋予了“我”宗族性的价值内涵,同时由于宗族之间皆依靠自然血缘勾连,因而“兄弟阋于墙”的家事也就是国事,这也就形成了一个家国同构、天下一家的社会。因此,在当时基于自然血缘形成的宗法伦理就是一种合乎“道”的“德”,其基本的道德模式就是《礼记·大学》所记载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一体”模式。相应地,“我”对于这种血缘宗法伦理的践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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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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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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