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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泛论子学时代

更新时间:2022-02-06 23:55:57
作者: 冯友兰 (进入专栏)  

  

   一、子学时代之开始

   中国之文化,至周而具规模。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孔子心目中,周之典章制度,实可以“上继往圣,下开来学”。孔子一生,以能继文王周公之业为职志。此《论语》所明言者也。(详第四章第二节)

   周之文化(即所谓文)、周之典章制度(即所谓礼)虽有可观,然自孔子以前,尚无有私人著述之事。(今所传孔子以前之私人著述皆伪书,《老子》一书亦系晚出,详下。)章实斋云:

   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道不行而师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贤尧舜也。(《文史通义·诗教上》,《章氏遗书》,卷一页二三)

   此言虽有理想化古代之嫌,然若除去其理想化之部分,则亦似近于事实。盖古代本为贵族政治,有政权者即有财产者,即有知识者;政治上经济上之统治阶级即智识阶级,所谓官师不分者,即此而已。贵族既须执政任事,自少工夫以著书,且既执有政权,即有理想,亦可使之见诸行事,发为“政教典章”,亦无需要而必著书,著书乃不得已而后为之事,中国哲学家固多抱此见解(详上文)也。哲学为哲学家之有系统的思想,须于私人著述中表现之。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有无正式哲学,不得而知。孔子本人虽亦未“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然一生竟有未作官不作他事而专讲学之时;此在今虽为常见,而在古实为创例。就其门人所记录者观之,孔子实有有系统的思想。由斯而言,则在中国哲学史中,孔子实占开山之地位。后世尊为惟一师表,虽不对而亦非无由也。以此之故,此哲学史自孔子讲起,盖在孔子以前,无有系统的思想,可以称为哲学也。

   二、子学时代哲学发达之原因

   在中国哲学史各时期中,哲学家派别之众,其所讨论问题之多,范围之广,及其研究兴趣之浓厚,气象之蓬勃,皆以子学时代为第一。其所以能有此特殊之情形,必有其特殊之原因。兹分述之。

   自春秋迄汉初,在中国历史中,为一大解放之时代。于其时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及经济制度,皆有根本的改变。盖上古为贵族政治,诸国有为周室所封者,有为本来固有者。国中之卿大夫亦皆公族,皆世其官;所谓庶人皆不能参与政权。《左传·昭七年》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有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古代政治上为贵族世官世禄之制,故社会组织上亦应有此种种阶级也。贵族政治破坏,上古之政治及社会制度起根本的变化。赵翼曰:

   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并而为七国,益务战争,肝脑涂地,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雎、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而兼并之力,尚在有国者。天方借其力以成混一,固不能一旦扫除之,使匹夫而有天下也。于是纵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使秦皇当日发政施仁,与民休息,则祸乱不兴,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惟其威虐毒,人人思乱。四海鼎沸,草泽竞奋。于是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天之变局,至是始定。然楚汉之际,六国各立后,尚有楚怀王心、赵王歇、魏王咎、魏王豹、韩王成、齐王田儋、田荣、田广、田安、田市等。即汉所封功臣,亦先裂地以王彭、韩等,继分国以侯绛、灌等。盖人情习见前世封建故事,不得而遽易之也。乃不数年而六国诸王皆败灭。汉所封异姓王八人,其七人亦皆败灭。则知人情犹狃于故见,而天意已另换新局,故除之易易耳。而是时尚有分封子弟诸国,迨至七国反后,又严诸侯王禁制,除吏皆自天朝,诸侯王惟得食租衣税,又多以事失侯。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岂非天哉!(《廿二史札记》卷二,《广雅丛书》本,页九)

   吾人对于赵翼所谓天意,虽不同意,然贵族政治之崩坏实当时大势之所趋。此在春秋之时已见其端,故宁戚以饭牛而得仕于齐,百里奚以奴隶而仕于秦;此庶人之升而为官者也。《诗》有黎侯之赋《式微》,《左传》谓:“栾,却,胥,原,狐,续,庆,伯,降为皂隶。”(昭三年,《左传》卷二十,《四部丛刊》本,页十六)孔子本宋之贵族,而“为贫而仕”,“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此贵族之降而为民者也。如是阶级制度,遂渐消灭,至汉高遂以匹夫而为天子,此政治制度及社会组织之根本的变动也。

   与贵族政治相连带之经济制度,即所谓井田制度。《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左传·昭七年》芈尹无宇曰:“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左传》卷二十一,页十六)所谓王土王臣,在后世视之,只有政治的意义,然在上古封建制度下,实兼有经济的意义。上所述社会上之诸阶级,亦不只是政治的、社会的,而亦且是经济的也。盖在上古封建制度下,天子、诸侯及卿大夫,在政治上及经济上皆为人民之主。例如周以土地封其子弟为诸侯,即使其子弟为其地之君主兼地主也。诸侯再以其地分与其子弟,其子弟再分与庶人耕种之。庶人不能自有土地,故只能为其政治的经济的主人作农奴而已。《左传》、《国语》中所载当时之政治,皆不过有数几家贵族之活动;所谓人民者,但平时为贵族工作,战时为贵族拼命而已。王船山曰:

   三代之国,幅员之狭,直今一县耳。仕者不出于百里之中,而卿大夫之子恒为士,故有世禄者有世田,即其所世营之业也。名为卿大夫,实则今乡里之豪族而已。世居其土,世勤其畴,世修其陂池,世治其助耕之氓。……(《读通鉴论》卷十九,《船山遗书》本页十六)

   “其助耕之氓”,即系农奴,夏曾佑曰:

   井田之制,为古今所聚讼。据汉唐儒者所言,则似古人真有此事,且为古人致治之根本。以近人天演学之理解之,则似不能有此。社会之变化,千因万缘,互为牵制,安有天下财产,可以一时匀分者?井田不过儒家之理想。此二说者,迄今未定。兹据秦汉间非儒家之载籍证之,似古人实有井田之制,而为教化之大梗。其实情盖以土地为贵人所专有,而农夫皆附田之奴,此即民与百姓之分也。至秦商君,乃克去之。此亦为社会进化之一端。(《中国历史》第一册,页二五八)

   史谓商鞅“坏井田,开阡陌……王制遂灭,僭差无度,庶人之富者累巨万”(《食货志》,《前汉书》卷二十四上,同文影殿刊本,页七)。此农奴解放后“民”之能崛起占势力为大地主者也。所谓井田制度之崩坏,亦当时之普通趋势,不过商鞅特以国家之力,对之作有意识的、大规模的破坏而已。

   其次则商人阶级亦乘时而占势力。《汉书》曰:

   及周室衰,礼法堕。……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无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富者土木被文锦,犬马余肉粟。……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货殖传》,《前汉书》卷九十一页三)

   此谓因“王制灭”,“礼法堕”,故庶人崛起而营私产,致富豪。然若就经济史观之观点言之,亦可谓因农奴及商人在经济上之势力,日益增长,故贵族政治破坏,而“王制灭”,“礼法堕”。商人阶级崛起,弦高以商人而却秦存郑,吕不韦以大贾而为秦相,此资本家之与当时政治外交发生直接关系者。总之,世禄井田之制破,庶民解放,营私产,为富豪,此上古经济制度之一大变动也。

   【注】《左传·昭公十六年》:“宣子(韩起)有环,其一在郑商。宣子谒诸郑伯。子产弗与。……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左传》卷二十三页十四至十五)按誓词所约,在以后皆为不成问题之事,而乃信誓旦旦。可知贵族之欺压商人,在当时为常事,而商人原来地位之低,亦可见矣。

   此种种大改变发动于春秋,而完成于汉之中叶。此数百年为中国社会进化之一大过渡时期。此时期中人所遇环境之新,所受解放之大,除吾人现在所遇所受者外,在中国已往历史中,殆无可以比之者。即在世界已往历史中,除近代人所遇所受者外,亦少可以比之者。故此时期诚中国历史中一重要时期也。

   在一社会之旧制度日即崩坏之过程中,自然有倾向于守旧之人,目睹“世风不古,人心日下”,遂起而为旧制度之拥护者,孔子即此等人也。不过在旧制度未摇动之时,只其为旧之一点,便足以起人尊敬之心;若其既已动摇,则拥护之者,欲得时君世主及一般人之信从,则必说出其所以拥护之之理由,予旧制度以理论上的根据。此种工作,孔子已发其端,后来儒家者流继之。儒家之贡献,即在于此。

   然因大势之所趋,当时旧制度之日即崩坏,不因儒家之拥护而终止。继孔子而起之士,有批评或反对旧制度者,有欲修正旧制度者,有欲另立新制度以替代旧制度者,有反对一切制度者。此皆过渡时代,旧制度失其权威,新制度尚未确定,人皆徘徊歧路之时,应有之事也。儒家既以理论拥护旧制度,故其余方面,与儒家意见不合者,欲使时君世主及一般人信从其主张,亦须说出其所以有其主张之理由,予之以理论上的根据。荀子所谓十二子之言,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也。人既有注重理论之习惯,于是所谓名家“坚白同异”等辩论之只有纯理论的兴趣者,亦继之而起。盖理论化之发端,亦即哲学化之开始也。

   孟子曰: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滕文公》下,《孟子》卷六,《四部丛刊》本,页十三)

   庄子《天下篇》曰: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庄子》卷十,《四部丛刊》本,页二十五至二十六)

   《汉书·艺文志》曰: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前汉书》卷三十页三十)

   所谓“圣王不作”,“贤圣不明”,“王道既微”,即指原有制度组织之崩坏也。因此崩坏,故“道德不一”,故“时君世主,好恶殊方”;而“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上古时代哲学之发达,由于当时思想言论之自由;而其思想言论之所以能自由,则因当时为一大解放时代,一大过渡时代也。

   【注】《艺文志》所谓“时君世主,好恶殊方”一点,本亦为战国时代思想发达之一因。吾人试看后来皇帝显宦及富商巨贾对于学术之关系,便可知矣。但春秋战国时代时君世主,及当时社会,所提倡之学术,与后来皇帝等所提倡者,何以不同,则不能不以春秋战国时之政治社会经济的背景说明之。时君世主及社会之提倡学术,非春秋战国时代所特有之情形,故未多论及之。

   三、子学时代之终结

世多以战国之末,为古代哲学终结之时期。盖一般人以为秦始皇焚书,禁天下藏“诗书百家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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