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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民:当代中国的长期建藏思想

更新时间:2022-02-06 22:01:50
作者: 徐志民  

  

   摘要: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为改变西藏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实现西藏与内地的共同繁荣发展,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西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放弃了进藏部队“三年一换,以励士气”的最初设想,逐渐确立了扎根西藏、边疆为家的长期建藏思想。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央提出“加快西藏发展”、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逐渐探索出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对口援藏办法,这既是对长期建藏思想的丰富与补充,也是实现长期建藏目标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60多年来党的治藏方略,提出西藏工作必须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赋予长期建藏思想新的历史定位和时代含义。通过梳理长期建藏思想的来龙去脉,总结长期建藏的历史经验,为新时期西藏工作提供历史依据和借鉴。

   关键词:当代中国 长期建藏 对口援藏 全面建藏

  

   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长期受封建农奴制阻碍和极地高原环境制约,以及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以致和平解放前当地“生产技术仍然处于极为落后的状态;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土地荒废,人口减少”。西藏和平解放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西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进藏工作人员扎根西藏、建设边疆的长期建藏思想,以推动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变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央提出“加快西藏发展”、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于是,“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对口援藏方针应运而生,成效显著,成为建设西藏的重要方式。十八大后,中央重申长期建藏思想。201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藏工作必须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强调长期建藏就是坚持慎重稳进方针,一切工作从长计议,一切措施具有可持续性,切忌处理问题简单化,不能急于求成,赋予其新的历史定位与时代内涵。目前,虽有人关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长期建藏思想,建议开展长期建藏相关研究,但鲜有论及这一思想迄今为止的发展演变和时代内涵。故而,笔者拟通过梳理中央长期建藏思想的历史脉络,总结长期建藏的历史经验,以资镜鉴。

   一、长期建藏思想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就在思考如何“经营”西藏的问题。1949年8月6日,毛泽东致电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指示他们进攻兰州时要“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11月23日,他又致电彭德怀,并电告贺龙、习仲勋、刘伯承、邓小平,责成西北局担负解放西藏和“经营”西藏的主要责任,同时指出训练藏民干部极为重要。1950年1月2日,鉴于当时由青海、新疆进藏困难较大,毛泽东决定改由西南局担负进军及“经营”西藏这一光荣而艰苦的任务,并建议入藏部队“三年一换,以励士气”。毛泽东缘何如此建议?一则因为西藏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导致进藏人员在藏工作时间过长易患各种高原病,在藏时间过短又会因不太熟悉环境而难以开展工作;二则源于清政府驻藏大臣和驻藏清军官兵亦是三年轮换,可谓有“历史定制”;三则体现了毛泽东对进藏部队官兵的“关怀”。但是,当时西藏与祖国内地之间山高路险、交通不便,驻防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长达4000多公里边境线的进藏部队“三年一换”存在客观困难。

      西藏和平解放初期特殊的政治军事形势,更使进藏部队官兵无暇换防,只能一手握枪,安心边防;一手拿镐,开荒生产,自力更生,团结西藏各族群众,建设边疆。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虽在北京签字,但国际反华势力勾结西藏地方分裂主义分子妄图破坏协议的阴谋活动并未停止;印度趁机派遣部队,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推进;西藏的阿乐群则等人组织“人民会议”,散发传单,叫嚣西藏“独立”;一些反动分子阻止西藏各族群众卖粮食给解放军,狂妄宣称:“解放军不走,饿也要把他们饿走。”鉴于此,毛泽东“感到‘三年一换’无法实现,便很快放弃了这一设想”,并于9月13日致电邓小平,提出入藏部队的当前任务是“生产与筑路并重”,“即令甘孜到拉萨沿途所驻部队……在生产季节以较多的人从事生产,在其他季节则以全力筑路”。

      纵观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历史关系,自唐宋以来虽然历朝中央政府通过资助“蕃学”、茶马互市、赈济“蕃民”、减免赋税、鼓励垦荒、修筑道路、建立驿站、补助财政、政治封赏等措施建设西藏,但都未能实现西藏与内地的同步发展。尤其是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扰和西藏顽固守旧分子的破坏,一些建藏的政策、措施和计划更是付之流水。

      因此,如何建设西藏、实现西藏与内地各民族间事实上平等的历史重任,便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明确规定: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自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从党的民族理论、国家建设和西藏客观实际出发,自上而下提出了实现西藏与内地各民族真正平等的长期建藏思想,并在建藏实践中不断加以丰富。一是中央长期帮助西藏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建设。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指出:“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1955年9月4日,中共中央又专门致函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西藏工委”),指出:“我们党在西藏地区的任务也就是这样,必须用长期的帮助来实现西藏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事实上的平等。”二是长期建藏主要依靠西藏各族干部群众。1953年10月18日,毛泽东与西藏各界代表谈话时指出:“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主要依靠西藏各族干部群众,“中央只是帮助。这点是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里写了的”。一方面希望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另一方面按照《十七条协议》处理中央与西藏地方关于西藏建设事务中的权利和义务。三是遵循“慎重稳进”的方针长期建藏。1954年10月9日,毛泽东同十四世达赖喇嘛谈话时,指出中央帮助西藏进行建设,“是不能性急的,性急反倒慢了,不性急反倒会快”,要培养人才,有计划地、逐步地创造改革条件,“进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工作”。

   随着西藏经济社会各方面建设的全面展开,进藏部队官兵也自下而上地萌发了扎根西藏、建设边疆的思想,逐渐放弃了“三年一换”的想法。“三年一换”虽在进军西藏之初起到过“以励士气”的作用,但容易造成个别官兵产生“早进早出”的急躁情绪,导致他们在工作中贪多求快、忽视质量;或者敷衍了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等消极思想与行为。负责进藏重任的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并从西藏建设是国家建设的一部分,以及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都应积极参加国家建设的角度,动员进藏部队官兵投身长期建藏,树立改变西藏贫穷落后面貌的勇气和信心。他指出:不仅我们现在要建设西藏,今后国家还将选派更多的人才进藏建设,“不然的话,你来我走,一百年过后,西藏还是个贫穷落后的样子,怎么能行呢?”1952年12月1日,张国华在西藏军区第一届党代表会议上,指出树立长期建藏思想的“基本目的是打破‘换防’的情绪……以积极的态度从事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巩固国防的各项工作”,要求进藏部队官兵开展长期建藏思想教育活动。驻守亚东前哨某团团长郄晋武、政委杨军带领全团官兵联名上书毛泽东,声明“愿终身为西藏建设事业而奋斗”,表达了长期建藏的决心。

   正是在这种正确思想的指导下,进藏部队官兵、工作人员与西藏各族干部群众一起,埋头苦干,艰苦创业,掀起了西藏经济建设高潮。一是开荒生产,自力更生。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后,为缓解粮荒危机,发扬延安大生产运动精神,开展了大规模开荒生产运动,到1954年开荒6.1万亩,植树15万株,兴修水渠110条,不仅实现了粮食部分自给、蔬菜基本自给的目标,而且建立了一批颇具影响的现代农场,如澎波农场。二是农牧业科技改良与推广。拉萨的“七一农场”、“八一农场”等,既进行农作物的试种、培植和生产,也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和农机设备改良。如,“七一农场”至1959年引进、培育了84种作物的870多个品种,同时将拖拉机、收割机等现代生产工具引入西藏,提高西藏农业机械化程度。三是打通入藏公路,确保物资供应。随着川藏、青藏公路于1954年12月成功通车,中央安排盛产粮油的湖南、四川、山东、河南等省,负责供应西藏粮食和食用油;上海、天津、广州等市,负责供应西藏日用工业品;首钢、武钢、鞍钢等,负责供应西藏金属物资和建材,确保各类生活生产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西藏。四是动员和组织内地工人、技术人员进藏,创建西藏现代工业基础体系。1955年3月9日,国务院决定在西藏建立发电厂、皮革厂、铁工厂等,重点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当时西藏第一化工厂的硼砂效益良好,不仅为国家偿还抗美援朝时期所欠的苏联债务,而且使人们看到开发西藏资源的希望。上海市将所属毛麻纺织品公司及其他几个小厂的机器设备、人员等整体搬迁西藏,创建林芝毛纺厂,发展西藏毛纺织工业。

   西藏经济建设的初步成就,为西藏社会制度变革奠定了基础。据统计,西藏粮食产量从1952年的31067万斤,到1956年增至33573万斤;牲畜头(只)数从1952年的974万头(只),到1958年增至1104万头(只);工业总产值从无到有,到1958年达4500万元,公路通车里程达5648公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西藏上层反动农奴主集团不仅不顺应历史潮流,反而于1959年3月发动武装叛乱,抵制任何可能的社会变革。中央政府一边平叛,一边实行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延续千年之久的西藏封建农奴制,扫清了西藏社会制度变革的最后一道政治屏障,使“坏事变成了好事”。到1960年底,西藏建立1个市、7个专员公署、72个县、283个区级行政机构、1009个乡级政权,基层干部4470人。西藏的“领导者已不再是一小撮僧人、农奴主和领主,经过民主选举的劳动者掌管着全区从乡村到城市的各种事务”。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标志着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真正实现。“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期间,西藏在曲折中完成对农牧业、手工业、工商业的改造,走向了社会主义道路。

   与此同时,中央为保证长期建藏工作持续有序开展,还不断地选派干部和技术人员进藏工作。如,卫生部几乎每年抽调医疗人员进藏工作,并以各种形式选派进藏医疗队,培训藏族医疗工作者,配合进藏部队就地转业的医护人员,创办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及各地的一些医疗机构。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藏的医疗机构已建到乡一级,一些村也有了医生或卫生员,初步建立了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再如,教育部于1956年7月下发《关于抽调初中、师范教员和教育行政干部支援西藏的通知》,决定从内地省市选派教师和视导员支援西藏教育事业。其后,仅1960—1966年就有400余名内地师范毕业生进藏任教。1974年4月26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内地支援西藏大、中、专师资问题意见的报告》,强调要切实做好支援西藏师资工作。1976年教育部安排内地10所高校,为西藏代培439名中学教师。这种支援师资和代培教师相结合的方式,促进了西藏教育事业的发展。到1978年,即“西藏和平解放28年来,中央从全国调派30000多名干部到西藏工作……约有13000名在藏工作15年以上,有的已达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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