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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历史延续性视角下的中国道路

更新时间:2022-02-06 21:18:55
作者: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不得不以共同体的方式存在发展相关。以“逐草为生”的游牧业,面对变化不定的自然环境,人们只能依靠部落这种集体组织方式生存。印度和俄国的村社制最为典型,与这两个国家极其炎热和极其寒冷的气候有关。而有利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使中国农业生产相对发达,并促使中国人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率先从狭隘的地域共同体走出来,形成了先进的经济社会组织制度——家户制,其精髓是由自主性产生的积极性。

   家户制是以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的经济社会组织制度。与部落制、村社制和庄园制不同,它更加强化核心血缘家庭的作用和功能。根据农业的自然禀赋和生产特点,家庭是最适合农业生产的组织单位。这已为人类历史所证明。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家”与“户”的叠加。“户”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组织单位。它是基于国家管理而产生的,是国家对人口的管理单位,同时也是国家征收赋税的单位。“家”是经济社会单位,“户”是政治单位。“户”的出现具有革命性意义,这就意味着个人从狭隘的地域共同体走了出来,成为更大的共同体——国家的成员。这一革命发生于春秋战国时代,后来为秦王朝所定制。可以说,秦王朝正是凭借家户获得了统一中国的基础,进而又将这一基础制度化,形成为家户制。秦始皇的伟大功绩不仅仅在于修建万里长城,更重要的是再生产出一代代自主的家户农民。

   家户制的价值在于寻找到农业生产的最佳组织单位,同时使人得以超越狭隘的地域共同体及其由此产生的人对人的依附关系。农民作为生产者是国家的“编户齐民”,是在经济社会政治地位上平等的、具有独立自主身份的“自由人”。而部落制、村社制和庄园制都与共同体内部的奴役有关,农牧民具有奴隶制的特性。正是自主的家户农民,为创造中国灿烂的农业文明提供了基本的动力。

   其一是责任机制。当人从地域共同体走出来,不仅意味着个人的独立和自主,更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血缘关系是最古老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关系。家庭是由血缘关系构成的。在中国,以姓氏命名的家庭单位很早就产生了,而村庄地域共同体则是很晚才出现的。古代中国人的自由不是个体自然人的自由,它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由。每个个体都是家庭的一分子,只有当履行了对家庭的责任之后才能获得相应的回报。家庭内部的关系是不均衡的,而是一种对等关系和分工关系,即“父慈子孝”、“男耕女织”。每个家庭成员都要根据其名分承担相应的责任。如费正清所说,这种家庭制度的“一个好处是,一个人自动认识到他在他的家庭或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他有一种安全感,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履行了指定给他的那部分职责,他可指望这体系内的其他成员反过来也对他履行应尽的职责”。家户制放大和强化了血缘关系,赋予中国家庭成员以超强的责任。家庭成员不仅要养家糊口,还要传承血脉,由此促使他们拼命劳作,以最大限度获取生存发展资料。中国人在成家前,可以任性顽皮,而一旦成家,就肩负着无限责任。家户制实际上是一种责任制。这种责任不同于奴隶是基于外在压力,而是基于生命传递形成的内心认同。

   其二是压力机制。自主的家户农民在获得自主性的同时,也面临生存的竞争压力。部落制、村社制和庄园制缺失个体的自主,但会给成员提供相应的保护。在古代中国,农业进步和血统延续导致人口急剧增多。人多地少始终是根本性问题。而分家析产制度造成家庭土地和财富的经常性均分,不断缩小经营规模。尽管农民从国家那里获得了自主性,但代价是提供赋税和劳役。以上因素构成了家户农民强大的生存竞争压力。他们没有依靠和庇护,只能靠辛苦劳作和极端节俭才能勉强度日。

   其三是希望机制。自主的家户农民具有自主支配其行为的制度化可能。由于狭隘地域关系的突破,使古代中国的土地支配权可以自由流动,“田无常主”。对于每个农民来说,发家致富以光宗耀祖是他们的梦想。尽管这种梦想对于绝大多数人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它给人以希望,并促使人全力以赴去实现这一梦想。部落制、村社制和庄园制在提供其成员基本保障的同时,并没有一般成员发家致富的制度化可能。在与印度村社制相伴随的种姓制下,低种姓的人根本没有改变世代命运的任何可能。在俄国村社制下,个体家庭的发家致富甚至成为一种耻辱。

   正是由于以上合力,造就了中国家户农民的勤劳和进取心:“敬时爱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吕氏春秋集释·士容论·上农》)孟德斯鸠承认中国人的勤劳精神,韦伯更是对中国人的勤劳给予极高评价:“中国人的勤奋与劳动能力一直被认为无与伦比。”正是这种勤奋与劳动能力造就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同时,家户制将血缘传承、财产传承与国家延续三位一体结合起来,为农耕文明在一个国家内的长期延续提供了重要基础。远古以来,无论经历多么大的历史曲折,只要有人,有以土地为生的农民,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国家就会延续下来。

   (二)内生性的政府能力

   中国农民得以较早地从狭隘的共同体中走出来,成为自主性的家户农民,相伴随的是政府的产生。只有具有超越狭隘性的政府的产生,才有可能形成更大范围的国家共同体,并将狭隘共同体成员变为国家共同体的“编户齐民”。政府作为一种建立在大规模地域基础上、以赋税和强制为支撑的政治组织,具有动员资源、统驭社会的能力,它能够获得其他社会力量所不可能具有的强大能力,并在扩大统治规模基础上形成更大的帝国。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先后产生了各种政府,并形成了不同的帝国,有的帝国规模相当大,政府能力也相当强大。但就帝国延续的历史看,没有哪一个帝国能够如中华帝国延续那么长的时间。其重要原因就是中华帝国作为一个农耕帝国,其强大的政府能力具有内生性,是国家内部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公共需求和能力,且高度制度化。

   其一是内生的公共建设需求。中华帝国是以农耕作为其存在基础的。农耕的重要条件是水利。中国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农耕条件,就在于有两条世界大河——黄河和长江及其相应的水系。大江大河及其水系给农业带来了优越条件,也可能因为水患给人们造成灭顶之灾。而将水患变成水利,绝非一姓一族一地可以完成的。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正是治水的需要推动了中国先民率先超越血缘和地缘的限度,形成规模更大的国家共同体。中国因此很早就有“大禹治水”的传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孟子·滕文公上》)也正是在治水的过程中,政府能力得到了增强。马克思对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作过对比,认为东方社会的国家有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公共工程。“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设施归中央政府管理”。中华帝国作为世界上最为典型的农耕帝国,其政府都设有专门的包括治水在内的公共机构,如清王朝的工部。

   其二是内生的武装防卫需求。农业耕作的特点是在固定的土地上进行反复生产。特别是中国的农耕生产以家户为单位,组织规模较小。而中国西北方却是干旱少雨的高原游牧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时常造成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对东南方农耕地区的侵扰。固定在农地上的单个家户是很难抵御以部落为单位且流动性极强的游牧民族的。单个家户和村落只能寻求超越游牧部落的力量的保护,这一力量就是更为强大的组织——政府。中华帝国正是在与边缘地带的部落民族的战争中形成和发展的,其政府具有保护本国民众不受侵犯的职能,如古代政府的兵部。

   其三是内生的社会管理需求。在古代世界,部落、村社和庄园既是经济社会单位,又是政治单位,拥有许多国家才能拥有的权力,如司法权。中国的家户主要是经济社会单位,其作为政治单位主要是对国家的责任,而不是权力。由于土地、山林、河流、住宅等资源边界的不确定性,家户之间、扩大了的家户——宗族之间以及由若干家户共同构成的村落地方之间,乃至这些组织内部经常发生冲突。这些冲突有些是依靠家户、家族进行自我调节的,但有相当一部分需要国家加以调节,由此内生出社会管理的职能,如古代政府的礼部和刑部。

   社会内生的公共需求形成了政府的强大能力。一是动员能力。无论是修建公共工程,还是军事防御,都需要征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短时间内迅速有效进行动员和集聚,如万里长城、大运河的修建。二是汲取能力。政府的存在和职能的履行都是建立在对社会资源的汲取基础上的。古代中国强化“户”为单位,主要目的就是更便于直接从家户手中汲取资源。相反,部落、村社和庄园作为地方自治单位,具有抵制外部力量汲取资源的功能。三是组织能力。政府是超越血缘和地缘的强制性组织,拥有将一个个小规模的家户组织为一个整体加以管理的强大能力,单个的家户个体是无法抗拒政府这一强大组织的。

   古代中国作为农耕帝国,其强大的政府能力不仅仅来源于内生需求,而且加以制度化,其主要制度支撑便是郡县制。郡县制与家户制可以说是帝国体制的两大支撑。

   郡县制与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相伴随。随着帝国规模的扩大,统治者对土地和人口的直接管理显得捉襟见肘,必须形成稳定的地方行政体制代表中央行使管辖权。秦王朝最早实行郡县制,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凭借郡县制统一了中国,之后更是凭借郡县制统治国家。郡县制的突出特点是通过服从中央的地方政府,将中央权力带到全国各地,保证在全国形成统一的法律、统一的制度,获得国家统一性。政府的动员、汲取和组织能力依托郡县制加以落实。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县制作为完备的基层政权得以长期延续,相当一部分县从设立至今都未改变过。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极其少见的。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论述具有普遍性。但是不同的国家,其政府能力及相应的制度有所不同。古代中国与其他帝国一样,都具有统治和压迫的性质。但是,与其他帝国不同的是政府能力的性质及其体制性的支撑。在世界文明史上,古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等都是大规模的帝国,其规模和能力甚至远远超过中华帝国。但这些帝国的根基是商业和游牧业,帝国的建立主要依靠军事征服,帝国的维系也主要依靠暴力强制。它们强大的政府能力主要源于外部性的暴力强制,而不是满足内生的公共需求。被统治者更多的是基于恐惧而不是需求才服从统治。因此,帝国只是一种外部性力量,这种外部性力量为维系统治会无节制地进行掠夺,最后造成帝国内部的反抗。同时,军事帝国也未能建立起稳定的地方建制,将政府能力制度化,以保持其可持续性。世界史专家斯塔夫里亚诺斯对此有过精辟的阐述,他在对比中国和印度时说:在印度,“村一级以上的政府通常被看作外人强加的多余的和寄生性的赘疣。所有这一切同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在中国,帝国官僚制度给社会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内聚力。中国农民周期性地造反,以实质上一模一样的‘好’政府来取代‘坏’政府。”专攻现代化道路的学者巴林顿·摩尔也作过比较:“中国也像印度那样每隔几年就要遭受一次灾荒。但从很早的时候起,中国农民就为自己的能力和精耕细作而普遍感到自豪。”

   (三)调适性的国家治理

   古代中国作为农耕帝国能得以长期延续,并创造出最为灿烂的农业文明,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人为地经营或治理的结果。

   与具有流动性的游牧业和商业不同,农业的特性是稳定。人在固定的土地上精心耕作和经营才能获得理想的结果。在耕作过程中,人们必须面对各种问题,并有效处理问题,由此就形成了经营或治理的理念。治理在中国的国家形成和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远古时期的“大禹治水”便反映了治理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

随着帝国这一更大规模的国家共同体的产生,对治理的要求更高。一般来讲,帝国均是家族统治,如韦伯所说的“家产官僚制国家”。农耕帝国的农耕思维更追求家族对国家的经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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