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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宝麟:公款公产与清末兴学①

更新时间:2022-02-04 23:58:33
作者: 蒋宝麟  

   内容提要:清末十年间,官方与民间共同兴办新式学堂。各类各级学堂创办伊始,几乎在在需款,经费的压力远甚传统教育。因此,各类公款公产往往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不同性质学堂的经费来源。科举制废除后,书院、宾兴、学堂等款全面转型为新式教育经费。即使原本不属于教育性质的地方性收入,如积谷、善举、杂捐,甚至是宗族性质的祠堂、义庄、义田等,其经费也被不同程度用于学堂。于是,“公款公产”这一集合概念应运而生,且朝野上下均有将公款公产用于兴学的一定共识。然而,各地的公款公产并非全然用于兴学,故官方须常清理(清查)公款公产。但这不能简单作国家权力渗入民间的单维度之理解。其实在清理公款公产以及公款办学的过程中,各地许多士绅往往较为主动,同时一部分人则以维持旧款的理由力图排拒,或多或少涉及地方新旧势力的转化。在清末兴学事业推进过程中,各项地方公款公产作为新式教育经费的来源与公款公产集合概念的形成互为表里,并由官方与民间“公论”共同建构。另一方面,官方与地方力量对公款公产的处置方式及其后果则交糅混杂,这使得公款公产长期游离于国家财政体系之外。

   关 键 词:公款公产  学堂  士绅  教育经费

  

  

   1901年后,上至京师,下至乡村,官方与民间共同推动兴办新式学堂。兴学之初,上谕各省府厅州县新设学堂,改书院为学堂。据不完全统计,在清末十年间,全国各地有近600所学堂系由书院改制而来。②书院改学堂,前者经费多移入后者。与此同时,有小部分地区的若干官方科举经费与宾兴、公车、学田等款项开始充学堂经费之用,当时的“庙产”也常被提议甚至以各种手段用于兴学。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兴学的步伐更为加快。原本不属于教育性质的地方性收入,如积谷、善举、杂捐,甚至是宗族性质的祠堂、义庄、义田等,其经费也被不同程度用于学堂。随之而来的是,以上一系列款项或收益在官方与民间渐被归结为“公款公产”。换言之,清末“公款公产”这一专门指称产生于兴学的语境之中。

   关于清末书院、宾兴、公车与学田等问题,当下学界有一些专门研究。中国书院史是历史、教育、文学、中国哲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热门领域,对晚清时期的书院改设学堂亦有较多讨论,但此过程中书院的公款公产问题则鲜有论及。③关于宾兴经费,毛晓阳对清代宾兴有较为全面的研究,并对废科举、兴学堂与宾兴存废的关系有专门论述。④陈明华对清代中后期温州府各县的宾兴与下层士绅权力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⑤杨品优对清代至民国江西的宾兴会组织有专门研究,其中包含科举废除后宾兴会组织的适应与转变问题。⑥张小坡对江南地区官学学田与宾兴的近代转变有过论述。⑦但科举制废除后宾兴等款在新式教育事业,及其他新政事业中的分配情况尚未厘清,仍有继续探索的空间。此外,黄晶晶对科举废除后,京师、四川与其所属各府州县对既有科举经费、书院经费、宾兴经费等进行“分成”有概述。⑧在清代,地方官学形式上是生员接受“继续教育”之所在,基本没有实际意义上的教育职责,而是直接服务于科举考试,与之相关的官学学田收入亦在传统教育经费之列。霍红伟对晚清时期府州县学的变迁有所讨论,指出科举废除后,部分官学改作教育行政机构或学堂开办场所,但对于废科举前的情况并未涉及。⑨

   除此之外,清末公款公产的整体性研究多集中于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澳大利亚学者鲍雪侣(Sally Borthwick)通过对清末地方学堂体系的研究认为,地方士绅在拥有“官督绅办”权力的背景下,向当地民众征收税捐与获取公产(Public Property)用于教育,是形成地方自治的条件。⑩晚清,士绅与乡村社会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任金帅考察了辛亥革命前后两湖地区的士绅对公产运作与乡村权力结构的变化。(11)柳镛泰认为,从清代开始,掌握公产(含族产)的乡村士绅被国家授予所谓的“合法性”,获得社会政治权威与权势,所以公产、公堂(经管公产的机构)越多的地方,乡村权力结构越稳固。(12)清末新式学堂分官立、公立与私立三种。樊德雯(Elizabeth R.VanderVen)通过对奉天海城县乡村学堂的研究,指出公立学堂(Community School)的经费由乡村社区自筹,主要是公款(Public Funding)与公产(Community Resources)。在公立学堂的办学过程中,地方村社积极整合各种资源,充分利用公产,同时政府居间协调。(13)这对公立学堂特质的观察极有洞察力,但公款公产并非仅挹注公立学堂,其在“官”与“公”之间的张力本就体现了其界限的模糊性,而且公款公产更不局限于乡村(镇)。

   清末,官府数度清理(清查)公款公产。罗志田认为清末清查公款公产是“国家向民间挺进”的表现,即政府直接干预民间经费,以公款公产支撑“大政府”的职能。(14)此论较为片面,忽视了更多复杂的面相。自认受罗志田“国退民进”观点的影响,梁勇指出从清代至民国初年,重庆地区的公款公产经历了“国家化”的进程。即在清末新政时期,官方提拨公款公产用于办理新学、警务等地方事业;至民国初年,部分公款公产又进入县财政体系中。(15)至少在清末的语境下,地方事业并不全属“国家”(官),官方提拨公款公产虽系“国家行为”,但并不等同于款产“国家化”。此外,吴滔通过对清末民初江苏宝山县的个案考察,系统梳理了公款公产纳入县级财政的过程。在这一研究中,论者呈现了当时制度文本所示“公款公产”的各项名目。(16)

   “庙产兴学”是清末民国时期新式学堂(学校)筹款的重要来源。关于这方面,既有研究已进行较为充分的探讨。(17)最近,张佩国从“民间福利”的角度探讨了清末以来乡村学校的庙产兴学问题。他在文中指出:“所谓原有本地方公款公产,在乡村主要是指祠产和庙产。”(18)但值得留意的是,在当时的语境中,庙产与族产在多大程度上能与公产划上等号,又为什么会被归入“公款公产”?这个问题本身体现了公款公产用于新式教育的限度。华若璧(Rubie S.Watson)通过对香港新界厦村的田野考察,研究了近代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公产(Corporate Property)与地方领袖的关系。他的研究主要聚集于邓氏的各种族产(义庄、义田、祭田、祖/堂等),但立论仍为整个乡村中的“公”。(19)这反映了族产“公”的涵盖范围实具弹性。(20)

   在中国,无论是传统时代,还是近代,“公”都是一项重要观念,并对一些物质进程起到塑造作用。陈弱水对中国历史上“公”的观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类型学研究。他认为,“公”观念大致指代朝廷(政府)、天下(世界)、公理、聚私为公、共同共有(集体事业)等五种类型,第五种类型较晚出,晚清产生的“公德”与“公益”观是其进一步发展。(21)清代的公款公产更接近于上述的第五种类型。黄克武从精英观念的角度讨论清末“公”观念的变化,指出知识分子倾向以“合私为公”的方式认同新的国族主义。(22)这些研究对本文把握“公”的含义极具启发意义,但也应在具体的时空范围内加以理解。若观察当时舆论对公款公产性质的检讨,当时一般人的“公”意识与国族意识仍有相当大的距离,“公”在很多时候仅限于某一地域。

   本文无意否定相关区域或个案研究成果,只是尝试从财政史与社会史双重维度,对清末公款公产与新式学堂的关系做更为宏观的思考,以提供一个较具系统性的阐释框架。本文并非关注何人以何种方式方法将公款公产作为办学经费,而是侧重何为“公款公产”,文献中的“公款公产”集合概念如何形成,以及公款公产如何变为兴学的物质资源。

   一、从科举旧款到公款公产:科举制废除前后传统教育经费的转型

   区别于官学、书院、私塾与义学等传统教育机构,晚清时期国人与东西洋人在国内陆续兴办的各种新式教育机构,甲午后渐以“学堂”为通称。(23)戊戌变法时期,清廷曾令各省推行“书院改设学堂”,但因变法失败而中辍。庚子事变后,清廷于1901年起推行“新政”,兴办学堂是其中一项重要改革事业。1901年9月谕示:“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着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24)此后,各省督抚陆续在省城筹设大学堂。这些学堂的经费,一部由原书院收入转入。如江苏(宁属)江宁省城的各大小书院,一半改设学堂,“酌留其半”仍为书院。(25)新学堂的经费“先将裁改各书院经费,分别存留提用”,不足部分由司局垫款。(26)在外府州县及镇乡,各学堂的创办亦多利用书院款项,也有将宾兴、公车与学田收入挹注学堂。然而,在科举仍存的情形下,这些款项多所受限,无论官绅,均不敢将其尽化学堂之用。(27)

   1905年9月,科举制废除后,传统教育机构的消亡已是大势所趋,新式教育体制正式以明确的姿态占据中心,书院、宾兴、学田等经费用途全面转化的障碍被扫清。

   一般而言,书院、宾兴、学田等经费变更原有用途,须得官府批准。距科举废除不足两个月,11月29日,主持全国新式教育事务、直接管理朝廷(京师)各学堂及留学事务的学务大臣孙家鼐上奏,要求各省将有关科场各项经费,无论内销、外销,全部提解京师,宣称“各省地方公款,如学田、书院、义学、宾兴、册局等类,但能实心清理,专作兴学之需,就本地款目办本地学堂,挹彼注此,足资应用”。(28)同日,上谕准请。(29)这意味着朝廷承认两点:一是书院、宾兴、学田等款属于“公款”,非“官款”;二是朝廷不会提用这些款项。尤应注意的是,检视各种古籍与报章,在此之前,从道光年间开始,已有将这些款项分别称“公款”或“公产”者。(30)如江苏的“书院善堂公产”(31),广东韶州府的“宾兴公款”。(32)但最高当局将这些款项统归为“公款”,尚属首次。孙家鼐奏折中“就本地款目办本地学堂”,“本地”的涵盖面是指一省之内,还是一府、一州、一县之内,甚或更基层的镇、乡、村,并未明确说明。

   教育公款公产,多根植于镇乡之内,这些经费也有直接就地转用者。如在科举废除前夕,浙江镇海县柴桥镇士绅曹赞宸创办芦渎公学,拟将该镇久已停课的书院资产改充学堂经费,获浙江学务处与府县官府批准。(33)科举制废除伊始,浙江台州同知沈东录将所辖临海县海门镇的东山书院经费改作本镇的椒江学堂之用,士绅也欲“将本镇之乡试、会试两项宾兴款拨作(椒江)学堂”。(34)同一时期,江西德化县合邑士绅禀请知县,将全县宾兴公款拨给18个乡办蒙学,获准。(35)

   大致而言,这些教育公款公产大部分归本州县与下级镇乡支用,也有提解至省城的情况。有人在宣统年间言及,宾兴、公车费“各地有已提归省城者,有仍留地方者。其筹集之时,必遍及于全境,故论理不应提归省城”。(36)

   科举制的废除使书院、宾兴、学田等经费更具转为新式教育之用的正当性。1905年9月2日,科举制正式废除。20天之后,《申报》有消息称,江宁士绅黄宗泽等禀请两江学务处拨公车经费息银开办学堂,两江学务处回复称:“现在科举废,尤应多建学堂,培植后进。该绅等请公车费开办学堂,洵属知所先务,公益梓桑,本处不胜嘉悦之至”,准予立案。(37)在四川绵竹,因科举废除,“旧日宾兴各款虚悬无着,于是有请资东游者,有请立中学堂者,有请送学生入中央师范者”,所以知县令各士绅开会商议。(38)

清代学田有官学学田、书院学田、社学义塾学田等,一般专指官学学田。学田来自官绅捐助,或民地充公,或拨入无主的荒田、沙田、荡地等,到清末多被归入“公款公产”之列。科举制废除前,学田收入用于地方官学教官或生员、贫寒士人的生活津贴。(39)但官学学田的性质系“官”,所以学田中津贴廪生、贫寒士人的租课收入作为州县内销的留支款,属内销正款。(40)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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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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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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