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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柏峰:送法下乡与现代国家建构

更新时间:2022-02-03 22:21:52
作者: 陈柏峰 (进入专栏)  

  

   摘要:《送法下乡》的理论视角是“现代国家建构”。这一视角至今仍可被用于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基层法治发展。“送法下乡”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序幕。随着现代性的深入,“乡土中国”发生变迁,村庄社会呈现出“结构混乱”局面,“迎法下乡”需求凸显。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令人瞩目的成就,使“迎法下乡”在物质层面成为可能。“建设均等普惠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公共法律服务下乡”等现代国家建构在法治维度的重要工作持续推进,则为民众知法用法提供了巨大便利。此外,关涉基层的法治规划、立法与法律实施,也都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这些领域成就斐然。而上述一切,都建立在我国优越的国家体制和强大的国家能力上。

   关键词:送法下乡;现代国家建构;迎法下乡;公共法律服务;国家能力

  

   一、《送法下乡》的历史方位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和《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以下简称《送法下乡》)是苏力早期的两部著名著作。二者相比,《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影响力似乎更大。这可能是因为“本土资源”一词触及了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重要问题,引发了人们对法治发展模式的广泛讨论。而与作为论文集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不同,《送法下乡》是对基层司法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它分四编讨论了司法制度、司法知识、法律人及研究方法。第一编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考察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的问题及其理论指向;第二编将传统司法理论视而不见,而司法实践中切实有效的基层司法技术与知识“问题化”,纳入司法理论的分析中;第三编考察中国基层司法中的各类法律人及其司法功能,包括那些常常不被视为法律人的非专业群体;第四编是研究方法论的反思,讨论实地调研中的权力问题。

   《送法下乡》初版于2000年,距今已过去20多年。在拉开了一定的时间段后,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这本著作,以20多年的学术发展实践为背景去检视其学术价值。当前,中国的法治发展已经突飞猛进。从依法治国到全面依法治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基层司法也站到了新的起点上。受其影响,在细分领域与具体问题的研究中,比《送法下乡》一书更为深入的作品已不少见。但论开气之先,创建学术话语平台,似仍是《送法下乡》。苏力将“送法下乡”置于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视野中,建构了至今有效的话语平台。改革开放至今的法治实践历史,都可以在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视野下予以完整理解。

   《送法下乡》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司法裁判的具体问题,二是司法管理问题,三是司法背后的政治问题。在前两个方面问题的研究上,20多年前,学界研究司法裁判不太注重经验研究,对司法实践的关注相对不够。对司法体制的讨论,则往往以西方为理想模型,缺乏对中国法院系统内部行政管理状况的观察体悟,更没有注意到司法管理与法院审判职能之间的紧密关系。而《送法下乡》提出从常识、常情与常理去观察司法裁判或司法体制,从具体场景讨论个体面临的制约和理性行动,揭示隐藏在当事人“理性”和体制惯性背后的理论性问题。它引发了学界的激烈争论,引申出了一系列新的学术问题,深深地塑造了司法研究的格局:在第一个方面,基层司法到底应当走向治理化还是形式化?是否会变成韦伯所担心的自动售货机,或是难以被法律格式化的“法盲”秋菊式的“反叙事”?这些议题至今仍有很大讨论空间。第二个方面,“中国法院内部存在针对法院审判职能和内部管理工作的两套正式制度”“审判职能与管理职能关系紧密”等论断成为常识。在此基础上展开的讨论层出不穷。并且,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化,司法管理的发展,相关学术讨论与时俱进,司法权和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的分离被学者提出。如何通过更好的司法管理来优化法院审判职能的发挥,已经成为司法体制改革及相关学术研究的重点关注领域。

   然而,前述两个方面的学术贡献还不足以体现《送法下乡》的高度。苏力对基层司法背后政治问题的讨论,也即该书第三个方面的内容,才使《送法下乡》拥有了更宏大的历史视野与政治视野,站在了更高话语平台上,成为新的话语表达。在这本书中,“送法下乡”被理解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由于基层司法制度及“送法下乡”“巡回审判”等司法实践现象同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紧密相连,司法便具有了重要的政治性功能,独立于通常所强调的司法的纠纷解决功能、社会治理功能。这将中国基层司法置于更为广阔的政治实践中,扩展了学界对中国基层司法的基本认知和研究取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20多年后,站在新时代,再用这一视角来审视中国的司法实践和历程,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其历史方位和理论意义。中国基层司法的发展,呼应了现代国家建构理论,构成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维度。

   现代国家建构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迈进的过程。传统国家通常建立在血缘、伦理或宗教关系的基础上,其形态包括部落联盟体系、城邦体系、封建国家体系和大型帝国体系等。但不论何种形态,它们往往都是松散的文化共同体或文明体系,虽然拥有政治权威中心,但权威力量和权能有限,不能及于统治领域内的每个家庭或个人,显得分散、碎片、多样。与之相对,现代国家在界定的疆域内拥有绝对的统治力,不仅垄断国家政权和暴力,还能通过理性化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体系实现统治和管理。中央控制的武装力量、有效的意识形态体制、专业的科层体制、统一的税收制度、严明的司法体系等现代国家的重要制度都具有强化统治力的功能。正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就是将人们不断从地方性的制约中解放出来,直接面对国家的全民性规范,面对行政监视、工业管理、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现代国家的建构,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度设计、政策推动、反复调适——有时甚至需要先对旧的传统国家体系进行破坏——来逐步实现。这一过程本身建立在拥有巨大理性能力的政党或国家政权的基础之上。

   实际上,现代司法制度就具有保障全民性规范实施的功能。因此,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迈进离不开司法制度的发展。在建立稳定的主权国家的前提下,现代国家的建构往往指向两个维度——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前者着重于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后者着眼于民权保障体系的演进。在国家内部,现代国家建构具有两个重要目标:(1)树立政权的权威性,在领土范围内实现国家化整合;(2)树立政权的正当性,保障政权获得人民的认可。其中,现代国家的权威性构建,要求全国范围内实施统一的行政和司法制度,将地方社会纳入全国的统辖和实际管理,否定领土范围内多元主权并存的合理性。而以民权为导向的现代国家的正当性建构,同样需要通过平等司法来保障民众对国家的统一认同,否定地方认同的主导地位。这个过程是一个韦伯(Max Weber)意义上的理性化过程,即实现“行政管理与司法的理性化”和“对所有‘国家公民’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范统治的形式的理性化”。由此,司法建设,尤其是基层司法建设便嵌入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当中,成为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渠道和手段。

   司法建设主要通过如下两种形式推动现代国家建构。一方面,司法制度和能力的发展,应当实现司法的理性化,完成权威性建构,实现对全国范围内司法主权的掌控。所有的纠纷应当纳入司法制度的范围,或司法制度所认可的其他制度的范围。另一方面,司法制度和观念的发展,应当实现对国家所有公民的约束。公民信服司法权威,愿意在遇到法律问题时诉求于司法权威或司法权威认可的其他权威。同时,司法制度有能力承接公民的诉求,可以帮助所有人使其诉求得到受理和回应。在这两个维度上,司法实际成为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需要设计有效的司法制度体系,将民众法律诉求有效纳入司法体系,将司法权威建立在民众认同的基础上,从司法制度层面实现公民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现代性关系。

   二、从送法下乡到迎法下乡

   在苏力看来,20世纪90年代的送法下乡,类似于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村建立根据地,是通过法律的方式保证或促使国家权力向农村有效渗透。因此,从大历史去看,送法下乡是20世纪现代国家建构战略的延续和发展。一般说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国家政权,早已实现全国执政。但此时,她为什么还需要通过送法下乡来实现权力渗透,而不是以“形式理性”的法律和程序自动贯彻国家意图?这与中国社会的特点及其之上的权力运作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上,当时的基层社会还处于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国家权力在其中相对松散弱小。在边缘地带,社会势力抵制国家权力运行的状况仍时有发生。尤其是乡土社会的熟人社会特征,有利于社会势力对国家权力的抵制,而不利于国家权力的渗透和支配。所以在局部,国家权力的支配难以通过法律和程序来自动实现,需要借助地方社会的村干部群体及其知识。此时,具有主动性的、与地方社会状况相结合的送法下乡的重要性便凸现出来。

   由此可见,送法下乡是国家权力在乡土社会创立权威并使之真正实现的战略性选择,是在边缘地带重建国家权力支配性的方式,是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域现代国家建构的有效方式。实际上,比“送法下乡”更能凸显这一点的是“送法上山”。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尽管道路崎岖艰难,国家还是一年年坚持送法“下乡”和“上山”。通过“马背上的法庭”,坚毅、平凡的法官,国徽以及国徽代表的国家,基层司法进入崇山峻岭,走进山村边寨。而在背后推动这一切的,是执政党的政治决心、政治决断、政治信念。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将国家的力量延伸到每一寸土地,不仅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还把原来更多归属于边寨、家族的村民,塑造成了一个个可以享受国家直接保护的公民,用法律把不同的人、不同的制度和广大的疆域,以国家的名义“统”了起来。司法建设因此成为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野去看,送法下乡过程中发生的诸多问题,都是特定时期难以避免的暂时性问题,是现代国家建构与前现代的乡土社会之间的碰撞、摩擦及融合。因此,送法下乡的过程中会产生“秋菊的困惑”等对韦伯式法制现代化的挑战。从“地方性知识”观念出发,“秋菊的困惑”构成了对现代法律普适性的质疑。基层群众的“活法”,基层社会创造的“本土资源”,应当被置于何种位置,如何进行正确理解,是司法实践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些都不因国家和学者的先进理念而转移。而在调和法律的普适性与基层群众的“活法”及“本土资源”时,基层司法难免运用摆事实、讲道理、“一打一拉”、说服诱导、人情面子等各种权力技术。通过权力技术的运用,法律强制的一面与乡土社会温情的一面实现完美结合,现代法律获得乡村社会的认可,从而渗透到乡村社会。乡村干部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了国家权力的毛细血管,经此,国家权力才流通到它难以深入的地方。然而,能够灵活运用权力技术的基层司法人员,在面对现代法制时却可能一不小心成为“另一种秋菊”或“新法盲”。他们掌握在基层司法实践中一套有效的“地方性知识”,但这套知识却与现代司法理念和制度存在一定隔阂。面对现代司法论者,他们就像秋菊面对现代法制一样无助。

对送法下乡的讨论,大多是基于“乡土中国——被束缚在土地上的中国”这个前提和背景展开的。然而,随着中国城乡社会的快速发展,“乡土中国”的形态已然发生变化。人们的生活早已嵌入城乡二元结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庭生计模式,以及与之同构的家庭结构及其再生产模式中,并随着家庭生命周期而调整。在一个家庭内部,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以获取家庭的主要收入,年龄较大的父母留在村庄务农,以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并照顾小孩。家庭的经济来源包括两部分,一是农业生产,二是打工收入或非农的副业收入。随着农业生产的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小,家庭经济重心向非农生产转移,农民家庭因此普遍突破了村庄,卷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这是一种“城乡二元”的家庭结构,它的道路通向城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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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求索》2022年第1期,第98-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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