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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江: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台湾问题处理再考

更新时间:2022-02-03 21:45:39
作者: 杨伯江 (进入专栏)  
‘日台和约’即完成了使命”的处理方式,希望中方理解。关于日台关系的处理,大平正芳在第四次会谈中代表日本政府阐述了四点意见。周恩来总理表示理解日方的意见,欢迎在《中日联合声明》签字后由大平正芳召开记者会,宣布断绝日台“外交关系”。双方约定在联合声明中不涉及“日台和约”问题。同样,在联合声明中,也没有涉及日美安保体制以及《尼克松—佐藤公报》中的“台湾条款”等问题。

   (四)对结束战争状态、战争赔款问题达成共识

   第一次会谈中,周恩来总理明确表示,由于中国没有参加旧金山和会,所以不同意日方提出的“旧金山和约”签订后中日战争状态就结束了的意见。他提议该问题交由两国外长谈判。关于战争赔偿问题,周恩来在第二次会谈中驳斥了高岛益郎所谓“日台和约”签署时蒋介石已宣布放弃赔偿要求、中国没有必要再提出放弃赔偿的说法,并指出中国政府与蒋介石集团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前提完全不同。经过外长谈判,联合声明的表述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3、中日之间台湾问题为何反复出现

   由上述可见,1972年邦交正常化之际,中日双方就关键的台湾问题达成了重要协议,日方做出了郑重承诺。但是,受国内政治及战略利益影响,日方不忠实履行协议、违背联合声明宗旨和精神的动作时有出现,导致中日之间台湾问题反复凸显。同时,由于联合声明没有触及对台湾问题构成重大影响的日美安保体制问题,这就为日本通过强化日美军事合作路径介入台海局势留下了运作空间。

   (一)亲台势力施压,日方对“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含糊其辞

   从日本政府处理对华邦交正常化的过程可以看出,日方认识到台湾问题是关键,也深知其中阻力极大,尤其需要说服自民党内亲台派势力,防止党内分裂导致内阁倒台。在北京会谈之前,田中角荣拒绝为即将第二次访华的竹入义胜写亲笔信,以此表示不承认竹入义胜作为日本政府特使的身份,即反映出其极度谨慎的态度。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自民党内“台湾帮”仍坚决反对“抛弃台湾”,多次发难。在亲台势力的强大压力下,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即对“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协议内容含糊其辞。1972年9月30日,在日本自民党参众两院议员全体会议上,首相田中角荣和外相大平正芳做了关于《中日联合声明》的报告。大平正芳就联合声明进行解释时宣称,第三条关于台湾的“主权”问题,中国主张“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对此表示“理解、尊重”,而“没有采取承认的立场”,“所写的是自民党政府一贯的态度,表明了两国永远不可能一致的立场”。

   冷战结束后,受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低潮、国内政治右倾化、自民党短暂下野及1996年台海危机的影响,原本分散于日本各党派的亲台势力出现聚集动向。1997年成立的跨党派“日华议员恳谈会”,成员占到日本国会议员总数的四成。进入新世纪,日本政界亲台势力再度聚合。“日华议员恳谈会”成员在2012年众议院选举后增至257人,2014年达到295人。随着政界亲台势力不断扩张,他们对外务省、外交政策的影响也呈持续扩大趋势。2017年3月,日本总务副大臣赤间二郎访问台湾,成为1972年日台“断交”以来公然以“公务”身份访台的日本最高级别官员。同年5月9日,面对台湾是否应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的提问,时任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称,“希望台湾能够以某种形式参加”。

   (二)亲台势力提升日台关系的诉求,与日本政府“以台制华”战略方向一致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政府一直辩称,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旧金山和约”等国际文件,日本对台湾是中国领土、应该归还中国没有异议;日本已“放弃”对台湾的支配权,至于台湾究竟归属于哪个“中国”,它已经没有资格做出判断。其潜台词是:日本当年将台湾归还中国是归还给了“中华民国”,若中方主张“中华民国”已不复存在,那就会形成“台湾地位未定”局面;若中方承认“中华民国”还存在,那就会造成“两个中国”并存的局面。日方如此暗示或渲染“台湾地位未定”,既为日台“断交”后日本提升日台关系留下回旋余地,也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经常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发生摩擦埋下纷争的种子。但是,日方的诡辩逻辑明显混淆了在台湾问题上国家继承与政府继承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的继承是政府继承而非国家继承这一基本事实。

   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艰难历程可以看出,日本一直谋求“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其政策指向是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战”局面。日本政府的这一政策不仅仅是政界亲台派施压的结果,更是日本的战略利益使然。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两国力量对比持续变化,中日之间结构性矛盾凸显,竞争日益加剧,围绕日本侵略历史、东海钓鱼岛等问题出现了严重摩擦和对立。在自身发展优势渐失、对华战略优势不再的情况下,“台湾牌”成为日本对华牵制为数不多的重要资源。

   (三)日美安保体制为日本介入中国内政、插手台湾问题提供了政策路径

   如上所述,1951年《日美安保条约》签署之时,双方将干预台湾问题的安全合作机制塞入其中,此后经过了多年的固化发展,表现出很强的政策连续性与环境适应性。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日本防卫重心向西南转移,美日两国都更加关注台湾问题。1996年4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日,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会谈,将安全问题列为核心议题,会后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日美安保条约》适用范围和功能由此扩大,双边安全合作体制出现质的变化。尽管日本此后一再宣称《日美安保条约》中规定的“远东”范围不变,但根据日本政府1960年发表的“统一见解”,所谓“远东”原本就将台湾包括其中。1997年9月,日美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远东”概念停止使用,代之以“日本周边”。“日本周边”与上述“远东”概念一脉相承,将台湾包括在内,同样为日本在战时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开了绿灯。期间,日本政府反复辩称,日本“在目前情况下并未考虑台湾地区实际发生武力争端的可能性。我国遵守日中联合声明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方针没有变”,“今后也决不可能支持‘两个中国’及台湾独立”,但却始终回避将台湾明确排除于“周边”之外。1999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周边事态法》,为新指针撑起法律支点。2005年2月,美日外长加防长“2+2”会议在华盛顿举行,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将“鼓励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海问题”列入美日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决定日本涉台政策的是“复合逻辑”。《中日联合声明》中对台湾问题的处理,为后来的三份政治文件所继承,尤其是1978年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对日本涉台政策构成国际法律层面的约束。但中日关系不是决定日本涉台政策的唯一逻辑,除此之外,还有日本国内政治、战略利益以及美国因素等。日方鉴于无法正面挑战《中日联合声明》(事实上,日方一直强调,维持联合声明中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没有变化),于是将日美安保体制的运用作为谋求强化介入台湾问题的重要路径。而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日美“以台制华”的共同利益增强。加之国内相关法制的调整,日本干预台湾问题的动机、能力无疑都在加大。

  

   本文注释、参考文献略

  

   杨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本文首发于《东北亚学刊》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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