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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菁:拆分联赛能挽救中国足球吗

更新时间:2022-02-03 21:31:51
作者: 赵燕菁 (进入专栏)  

  

   1、国足之谜

   中国老百姓对足球不可谓不热爱,中国领导对足球不可谓不重视,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举国体制到天价球星,中国可以说是试遍了所有药方,就是没有一个灵的。这不禁让人感叹,以世界最大的人口基数,十四亿人,为何就是找不出十几个能踢的?很少有人会想到,中国足球的问题,恰恰出在巨大的人口规模上!

   2、总量与参与率

   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足球水平是由天才球星决定的,而天才球星在人口中是平均分布的,一国的职业足球运动员越多,天才球星出现的几率就越高,足球水平也就越高。足球职业运动员的数量并不是总人口的单调函数,而是足球运动的社会参与率和总人口的乘积决定的。所谓足球运动参与率,就是总人口中从事职业足球的人口的比重。在人口一定的条件下,参与率越高,职业足球运动员数量越多,发现天才球星的几率也就越大,足球水平也就越高。

   那么足球运动参与率是由什么决定的?首先当然是职业足球的收入,收入越高,愿意从事足球职业的人就越多。但同时,如果从事职业足球的门槛非常高,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机会非常小,为其投入的风险就会加大,这时即使职业收入很高,社会的足球参与率反而会下降。在这里我们引入一个职业足球职位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来刻画投资职业足球的风险。职位相对人口越稀缺,意味着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投资风险越大,社会的足球参与率就会越低。

   3、规模断点

   早就有人注意到,世界上的足球强国很少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但却很少有人把人口规模和足球表现联系在一起。毕竟,“规模经济”天生就意味着竞争的优势,正因如此,企业也好,国家也好,都本能地扩大自己的规模和疆域。但中国足球的“规模诅咒”,却提供了一个“反常”——人口规模越大,足球水平越差。这是因为在一般的经济分析中,职业通常被假设为规模的函数,人口越多,生成的职业岗位也会增加。

   假设一个球队最低成本1万元,而每个人口在足球上平均支出是1元,一个球队至少需要依托1万人。如果一个联赛至少需要10个球队,那么职业足球的最低人口规模,就是10万人。超过门槛规模后,人口规模越大,能支持的球队越多,足球水平也就应该越高。换句话说,足球水平应当与人口规模有显著的正相关。但问题出在足球职业并不总是符合这一相关性。

   由于每个赛季总时间是不变的,两场比赛存在最小时间间隔,这就决定了一个赛季所能容纳的球队总数必定是有限的。这意味着规模经济存在一个断裂点,假设一个联赛最多只能容纳20个球队,当总人口越过20万人这一点,不论人口规模增加到多少,球队总数也会维持不变。市场需求增加只会带来职业运动员收入的增加,职业足球岗位则会保持在一个常数。

   4、规模不经济

   鉴于职业参与率是由风险决定的,风险(成为职业运动员的机会)是用职业岗位与总人口比率决定的,总人口相对职业岗位不断扩大的后果,就是越来越少的人参与足球这一职业——从事足球运动的回报可能很高,但风险却有可能更高。

   还是上面的例子,当人口在10~20万之间,人口的增加,职业岗位也随之增加。但当人口超过20万后,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收入虽然可能翻番,职业球员人数却没有增加。因为一个联赛最多能容纳20只球队。由于足球的从业机会是用职位数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来刻画的,随着总人口继续增加,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的几率反而越低,结果就是选择足球作为职业的人会越来越少。降低到一定程度后,职业球员数——总人口和参与率的乘积——反而会减少。

   极端的例子就是中国。相对于巨大的人口规模,职业足球的顶级岗位却非常稀缺,直接导致了足球职业极低的参与率。2011年日本“一个中学足球场就有190多人在踢球,高中联赛每年有4000多支球队报名,日本注册球员有90多万,而中国足球注册球员仅有五万”,十年后的今天,尽管中国的总人口是日本的十倍还多,职业球员加上青训球员也不过才10万多人!

   5、规模诅咒

   不仅日本,纵观世界比较成功的联赛,对应的人口大都在5千万到1亿之间。2021年,德甲联赛18支球队,对应的德国人口8229万;英超球队20只,对应英国人口6657万;西甲球队20只,对应西班牙人口只有4639万。日本J联赛18支球队,对应人口为1亿2000万;韩国K联赛16只球队,对应人口5200万。

   形成对比的是,中超虽然也只有16支球队,但对应的人口却高达14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引入商业联赛后,中国足球在世界上的相对水平为何不进反退。要知道,在中国引入职业联赛之前,一个省就算只有一个足球队至少还有35个省队(加上解放军)。联赛造成中国足球水平的下降,完全符合“规模诅咒”模型的预期——只要足球的职业总供给被锁定,巨大的人口基数不仅没有带来规模优势,反而会降低社会参与足球的动力。著名球星孙继海谈起中国注册的职业球员为什么会少得可怜时,就反问央视记者:“假如你有小孩儿你会让他踢足球吗?”。

   不仅联赛球队和人口比重存在“规模诅咒”,联赛与空间大小也存在类似关系。和乒乓球这类人数很少就可以训练的比赛不同,足球需要多人组队,比赛组织的难度大很多。显然,联赛空间地域越大,比赛的时间和组织成本都会更高。只有单位面积里球队密度足够大,才能组织起高密度的比赛。这也要求联赛在空间上的密度必须加大,否则地域越广,足球参与率就会越低。细分的联赛,能有效降低组织比赛的空间门槛,提高基层足球比赛的密度,容纳更多的基层俱乐部、职业教练,同时让具有足球天赋的年轻人在更低的年龄脱颖而出。

   正是因为“规模诅咒”,像印度、美国这样的大国,也都没能发展起高水平的足球职业联赛。因为在这些人口大国,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都是没有经济价值的高风险活动。如果上述逻辑是成立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预言,如果不能大幅扩大足球联赛的容量,足球职业的从业风险就依然巨大,不论中国球迷多么热爱足球,不论领导多么重视足球,不论在足球上投入多少资源,中国的足球水平都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6、新的联赛架构

   知道病因后,处方就变得简单——那就是中国应当仿效美国篮球东西联赛的模式,将足球联赛改造为“多个联赛+总决赛”的结构(最好足协也一起拆分)——在短期内使参加联赛的球队数量翻倍。只有在大幅提高全社会足球运动参与率的基础上,天才球星出现的几率才会接近其他足球强国,中国足球也才有希望追上其他国家。

   之所以采用多联赛+总决赛的平行架构而不采用甲乙丙丁纵向分层扩大联赛规模,主要是为了增加运动员参加顶级比赛的机会,过长的纵向分层,会增加运动员升级的难度和时间,缩短运动员最佳运动寿命时间里参与顶级赛事的比重。顶级联赛是一个国家足球生态的顶端,它的容量决定了整个足球生态底层的容量和多样性。

   市场不变而球队扩容,单位运动员的收益肯定会下降,但只要收入高于投资足球需要的最低回报,依然能够提高足球运动的社会总参与率。中国足球高薪的实践表明,球员收入高到一定水平后,对球员的水平提升几乎没有作用(说不定还有负面作用)。用有限的资源动员尽可能多的人口进入足球职业,比同样资源供养几个足球富豪更有效率。

   7、理论延伸

   现实中,“规模诅咒”并不仅仅限于足球。如果能把这一现象一般化,便可以用来解释广泛存在的“规模不经济”现象。比如,为什么规模巨大的组织,常常不会出现经济学理论预期的报酬递增?为什么像中印这样巨大的规模,并不必然具有相对于较小规模经济体的规模经济优势?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放权”,在“规模诅咒”模型看来,中央向地方放权,就相当于突然增加了无数“联赛”,全社会的制度探索参与率的提升,源于基层的各种改革思路层出不穷。

   1970年,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 Akerlof)从二手车市场极为普通的经济现象里,发展出揭示信息不对称的“柠檬市场(The Market for Lemons)”模型。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中国足球的“规模诅咒”中同样存在着一个不同于传统垄断理论的“规模不经济”模型。在这个模型里,诸如去中心化、央地分权、平台经济、头部占优、甚至反垄断等现象的经济含义都有可能得到更有价值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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