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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建宗:法律常识的三重意义

更新时间:2022-02-03 20:12:44
作者: 姚建宗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法律常识是人们拥有并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运用的具有法律意义的普通而浅显的经验知识、共同而朴素的情感态度和大众化而自明性的基本道理。法律常识既具有日常意义,又具有法治意义,还具有理论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认真而严肃地对待法律常识,真诚而谨慎地运用法律常识。

   关键词:法律常识;日常意义;法治意义;理论意义

  

   前言

   作为社会中普通人们拥有并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运用的与法律相关的或者具有法律意义(significance)的普通而浅显的经验知识、共同而朴素的情感态度和大众化而自明性的基本道理,法律常识既是人们的实践智慧的表达,也是人们的实践理性的结果和体现,它在某种程度上内涵并展现着具体社会中那些智力正常的绝大多数普通人们基于直觉和感性的“公共精神”。正如任平教授所说:在当代社会,“在交往实践观看来”,“常识”是“作为公共精神”而存在的,常识“首先是这样一种存在一它是当代人生活的精神状态的表征和指示器,它直接地表现和外溢生活意义结构:生活的灵魂就是常识的灵魂;生活的中心就是常识的中心;生活的大众就是常识的边界;生活的内涵就是常识的意义。常识成为生活的能指,而生活是常识的所指;常识话语成为一切精神的总汇。常识在生活意义结构的制约中形成一种’常识的社会结构’,即常识的社会秩序。在常识中,凝聚了社会交往实践的意义规范,常识又必定在运行中不断地创造这些规范。”“在现代社会,法律常识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对于个体的人即智力正常的普通人而言,法律常识构造并奠定了其法律生活的基础;对于社会而言,法律常识造就和确立了社会秩序的基本结构;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常识成为现代法治的肥沃土壤和坚实地基;在学术领域,法律常识也始终是法律的思想认识和理论探索的对象、基础和真实的出发点。

   一、法律常识的日常意义

   在任何社会,常识在事实上都构成人们日常生活的基础,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依靠,这是人类历史中“社会”存在的“自然”的基本逻辑,因此我们也完全可以说“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一种’常识’的生活”。法律常识的日常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常识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从事各种活动即为人们的个体行为提供了最起码的规范性基础。尽管法律常识在很多时候基本上是从人们的直觉和感性中得来的,但它们作为历史和现实中许许多多的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经验共识,凝聚和体现的是历史和现实中众多普通人共同的实践智慧,是经过历史和现实中的人们在各自的日常生活中检验过并被证明大体上正确的见识,所以能够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从事个体行为提供比较标准、可靠的行为方式指引,从而不仅增强人们从事某种个体行为的自信心而且也降低了个体行为的综合成本、提高了个体行为的效率。因为法律常识通常是以最朴素、最直接、最浅显的方式表达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共同认可的那些最基本的“是非”观与“善恶”观,也就确立起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个体行为符合自然正义的最简单的标准,从而也从根本上“规定”或者“划定”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个体行为的自由度范围及其相对确定的行为界限,从而为人们的个体行为提供了相对可靠的规范性基础,从而人们基于个体行为的日常生活才得以可能,并为人们的群体生活和社会生活提供了可能和保障。

   第二,法律常识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彼此交往和相互活动提供了最起码的相互评价准则并获得了相对可靠的共同预期。在任何社会中,人们的日常生活都绝对不可能是原子式的个体各自从事互不相干的原子式的个体行为“相加”得到的“总和”构成的,人们的个体行为之间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具有相互影响,形成“交互(相互)”行为,为此,个体的人必然对同样作为个体的人的其他人的个体行为进行自我判断并彼此相互判断,并以判断结果为依据选择后续行为,常识往往充当着个体行为主体对他人行为进行自我判断并彼此相互判断的标准和依据,从而为人们通过交互(相互)行为建立多样化的多重人际关系提供可靠的心理预期与社会支撑,即“在常识中,凝聚了社会交往实践的意义规范,常识又必定在运行中不断地创造这些规范。”与其他类型的常识相比,法律常识为社会中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彼此交往和相互活动提供的相互评价准则更加规范、更加权威、更加可靠,人们从中对他人行为以及自己与他人彼此之间的交互行为的判断和评价也更为客观、准确,人们从中获得的建立和维系人际关系的预期不仅共同性成分更多而且相对而言也更加可靠。

   第三,法律常识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以交互(相互)行为构成的人际关系为基础的共同生活即群体(communities)生活的方式,扩展人际关系、建立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提供了比较稳定的支撑条件。而这恰恰是因为,“从交往实践观看来,常识是交往共同体的共识精神,支撑共同体日常生活的主导价值观念、意义体系和规范标准,是大众借以相互规约和评判交往行为的尺度”,换句话说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内含着一套建基于常识的规范秩序,大众往往据此做出自己最基本的判断,违背常识判断的主张会失去最基本的权威性和合理性由常识所建立起来的规范秩序是社会秩序的基础,这一点很可能就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所显示的人类的生活得以展开的基本逻辑。在现代社会,法律常识不仅一方面为具体社会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持,以及为具体社会以良好的社会秩序为基础的良好的法律秩序的建立和维持,提供着比较稳定、权威、持续的坚强支撑,而且另一方面它们也通过直接排除或者有效地抵消各种“实质上非理性”的理性狂热维护着基本上良好的社会秩序和以此为基础的基本上良好的法律秩序,正如邓晓芒教授所说的:“常识虽然不是什么高深的知识,但却是一切非理性的狂热(宗教狂热、道德狂热、战争狂热、复仇狂热、偶像狂热等等)的有效的解毒剂。”

   二、法律常识的法治意义

   法律常识对于法治的意义即其对于良法、善治的意义。陈忠林教授将“常识、常理、常情”等同于“良心”,因而提出“常识、常理、常情”是“现代法治的灵魂”的主张。尽管这个认识不无可以商榷之处,但总体上还是正确的。具体而言,法律常识对于法治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法律常识对于法律制度的意义和对于法律实践的意义两个方面。

   第一,法律常识对于法律制度的意义。其所表达的是法律常识如何有助于创立和完善具体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也就是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如何正确对待法律常识的问题。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基本常识的角度来看,任何社会的立法活动都绝对不能无视、忽视、轻视法律常识—也就是一般的普通的生活常识、社会常识和作为最基本的法律公理(道理)的常识,相反还必须认真对待、严肃思考、谨慎处置这些法律常识在具体的法律法规的实际内容中的位置,换句话说就是立法(法律制度的创制)理应且必须善待法律常识。这就要求立法首先要尽可能地将法律常识以及其他与主流价值观没有明显冲突或者说对主流价值观无害的那些生活常识与社会常识纳入到立法中,并通过具体的法律规范与法律制度体现出来。这样做是有充分的根据的,因为常识“是一种通过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而融入了每一个正常人潜意识深处的是非观、价值观,是一种基于人的本性而对自己生存和发展必需的外在条件的认识,是一个人要生存、要发展的本性与自然规律、社会价值的有机融合,是人的本性在特定社会条件下自然的体现。”杨建军教授认为:“从渊源上说,常识是立法的源泉之一,立法者应从常识中吸取养分,记载和表述常识。立法应当遵循常识并要经得起常识的检验,连常识都不合乎的东西一般也不可能合乎法律。”其次立法必须要充分尊重法律常识及其他与主流价值观没有明显冲突或者对主流价值观无害的那些生活常识与社会常识,任何立法都不得违背法律常识和其他生活常识、社会常识或者与其相矛盾,违背法律常识和生活常识、社会常识或者与其相矛盾的任何立法,都将是对其权威性和有效性的自我贬损和伤害,恰如有学者所说的:“法律包括刑法的稳定性、延续性、群体认同性和权威性”可以说就是“常识、常情、常理所赋予的”,所以,“法律的确要反映民意、尊重常识、不得违背常理。但是,法律反映民意、常识和常理的问题,首先应当在立法领域来解决。立法中,法律必须要民主化、合理化,充分反映和吸收民意,不得违背常识。”

   第二,法律常识对于法律实践的意义。按照通常的认识和理解,法律实践是包括了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在内的法律运行各个环节和方面的,同时守法和法律监督的主体也是包括了行使公权力的主体和以全体公民为核心的拥有私权利的主体的,尽管全民守法和全民参与法律监督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而言意义重大,但从逻辑推论和从法治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相对而言官员们的守法对于法治来说更为重要和关键,公民的守法确实只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而且在法律监督方面我国有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也是私权利主体的权利,因此,就法律实践而言,立法、司法、执法和法律监督机关的守法是整个法治的核心和关键,所以将法律常识对于法律实践的意义这个问题集中于考虑法律常识在司法领域和执法领域(法律监督既在司法领域又在执法领域还在党和国家机构里都有专门机构负责)的实践意义,也就是集中于探讨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在守法活动中如何对待法律常识的问题,是适当的。

在行政执法领域的法律实践中,不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各种规范性文件(政府行政规章、行政决定等等)必须如立法机关创制法律那样高度尊重、遵循最基本的法律常识,以及与主流价值观不相冲突或者对直流价值观无害的那些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不能与这些常识想悖,而且行政机关作出任何具体行政行为和行政决定,也不能违背这些常识,否则,不仅严重损害这些行政性规范文件、具体行政行为和行政决定的严肃性、权威性和有效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必将严重损害行政机关即政府的威信。比如这些年来,全国各地各级人民政府在征收征用、强制拆迁方面,一再违背基本的法律常识、生活常识和社会常识,权力豪横輙预,超出普通人想象的各种坑蒙拐骗与暴力的手段花样翻新,根本不顾及普通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的生活境况,酿成很多极其严重的重大事件甚至血案频发;还有就是一些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选择性执法、“钓鱼”执法、“无人性”执法、“非法”执法事件也频频出现,比如这些年各地层出不穷的一些公民因对市、县、乡镇、社区领导干部在日常工作事务(例如抗击新冠疫情)中的表现很不满意,而在微信、微博中骂了领导(诸如骂社区书记为“草包书记”之类)而被行政拘留、罚款甚至被作为犯罪而刑事拘留等等;更有甚者比如2018年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全国开始新一轮扫黑除恶行动,很多地方(绝非某一个地方)居然要求幼儿园开展“黑恶势力排查”并按照规定要求填报排查结果(一般的排查结果都是“经排查,本院多少多少名幼儿无涉黑涉恶情况”)上报教育行政主管机关和相应的公安机关,其荒诞荒唐程度引起全社会极大关注,连《中国纪检监察》都专门发表评论文章予以批评;最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全国开始严格整治校外培训,一些地方比如广东、湖北竟然将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分别纳入“扫黑除恶专项考核”和“扫黄打非”任务之中!所有这些事件一经曝光,往往引起社会公众巨大的汹涌舆论的质疑、声讨和谴责,事件所涉及的相关政府及其部门基本上都是要么死扛认为自己做的没有错,要么千篇一律地否认并表示要严厉追究“造谣者”的责任(往往确实追究了),有些极其恶劣的事件实在难以自圆其说地否认,给出的理由就又要么“摄像头”坏了要么是“辅警”或者“临时工”干的,总之就是“甩锅”,就是直接宣称这些事件与自己无关。这一再出现的种种“非法”行为甚至“恶行”极大地伤害了社会公众的感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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