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宋成有:昭和初期“国体明征”运动述论

更新时间:2022-01-30 23:56:32
作者: 宋成有  

  

   内容摘要:自奈良时代以来,以“神国”“皇国”“武国”自我标榜的“国体论”成为在日本流传既久,影响深远的社会意识。特别是1933-1937年,由国会议员发难,军部、右翼团体、政府、政党与御用学者联手制造的“国体明徵”运动肆孽,“大正德模克拉西”时代的群言堂,演变为昭和初期“国体论”独尊的的一言堂,将日本人驱入天皇制意识形态的狭窄空间,为急剧的法西斯化和逐步升级侵华战争提供了精神支撑。“国体论”还伴随着侵华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的全过程, 并衍生出了“八纮一宇”“忠君爱国”“神国神佑”等等魔咒,成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武器。战后,“国体论”被非军国主义化的民主改革所扫除。但其阴魂不散,随着日本在高速发展中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右翼势力乘机活跃起来,重弹战前“国体论”的老调,值得警惕。

   关键词:国体明征  国体论 天皇机关说  美浓部达吉

  

   近年来,“国体论”研究成为日本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例如,2019年弘文堂出版藤田大诚的《国家神道与国体论》,着重探讨宗教与民族主义的互动关系;2020年的《宗教研究》收录了多篇论文,从思想史、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等视角出发,论述“国体论”的相关问题。相形之下,我国关于日本“国体论”的研究才刚刚开始。给人留下印象的专著,似乎只有2015年庄娜的《日本“国体论”研究——以近代国家建构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此外,尚有数篇有关“国体论”或“国体明征”运动的论文。总地看来,相关研究尚需进一步拓展。

   1933-1937年,侵华战争逐步升级。其间,由国会议员发难,到军部、右翼团体、政党与内阁联手制造的“国体明征”运动花样翻新,愈演愈烈,导致日本社会舆论从“大正德模克拉西”时代的群言堂,转为昭和初期的一言堂,日本法西斯化的进程急剧加速,推出日本近代思想史上群体癫狂的一大奇观。本文拟就大正时代“国体论”面临的挑战、昭和初期“国体明征”运动的演进过程及其与侵华战争的关联作一探讨,请予批评指正。

   一、大正时期“国体论”面临的挑战

   在讨论挑战之前,有必要简略说明有关“国体论”的相关问题。众所周知,日本“国体论”的“国体”二字,来自中国《春秋公羊传》等中国典籍。“国体论”的原初观念则源自“记纪”即《古事记》(712)和《日本书纪》(720)的《神代》卷。其内容,包括宣扬日本国土由伊奘诺尊、伊奘冉尊(伊耶那岐、伊耶那美)等两尊大神营造,并得到诸神护佑的“神国观”;指认“天照大神”为皇祖神,天皇遵奉“神敕”君临日本,皇位以三件神器为标志,皇统“万世一系”的“皇国观”;强调日本以武立国的“武国观”。以上“国体三观”流行历朝历代,经常在内外冲突之际被反复强调。至江户时代,经国学始祖契冲以及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国学四大人”的理论升华,推出由“神国论”“皇国伦”“武国论”构成“国体论”,强调日本乃大地最早形成之国,国乃“神国”,君为“现御神”,国体“金瓯无缺”,有权郡县全世界。至幕末,再经后期水户学君臣名分论与华夷论的浸染,直接为尊王攘夷运动提供思想武器。

   至明治时代,“国体论”正式成型并嵌入天皇制意识形态。其标志主要有三:其一,形成展现“国体论”的国家神道体系。明治建政伊始,大力焕发“神国论”与“皇国论”的活力,标榜王政复古,打造国家神道。1870年明治天皇发布诏书,宣扬“惟神之大道”,使之成为“国体论”的灵魂;1879年东京招魂社升格为官币敕祭的靖国神社,形成以国币、官币神社为根干,都道府县、市町村各级神社配套成龙的国家神道体系,将“国体论”具象化,“敬神崇皇” “忠君爱国”等“国体论”滋生的国家神道理念浸入全社会。其二,将“国体论”写进国家大法。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第一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三条);“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依本宪法规定实行之”(第四条)。 通过上述法律条文,将“神国论”“皇国伦”等“国体论”的核心价值观植入国家大法。其三,1890年发布《教育敕语》,将“国体论”定为教育方针。敕语强调“朕惟皇祖皇宗肇国深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在于此”。概言之,教育的源头在“国体之精华”, 通过捧读,融入一代代学生的心灵深处,为“义勇奉公”未雨绸缪。

   颁宪之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教授、四等奏任官穗积八束著《宪法大意》,对国体作出权威性的阐释。穗积强调“皇位乃统治的主体,国土臣民乃统治的客体,治者与被治者的分界明晰且横亘古今万世”;皇位来自“万世一系的皇统”,皇统“乃展示祖宗正统的皇胤”;强调“大日本帝国与万世一系的皇位相始终,皇位亡,帝国灭,宪法可以修改,国体不能变更”;强调“统治权即国权,天皇总揽统治帝国的主权,君主的统治权即帝国的主权,此乃我国体也”;相反,“国权归属国民之制非我国体”。穗积认为天皇主权为国体,立宪制度为政体,但“将立宪政体理解为目的在于保全自由与权力,则是误解。”经过天皇率先垂范,与御用学者们的宣讲,国家神道化、国家大法化、教育方针化的“国体论”,在明治时代的日本社会牢牢扎下了根。

   1912年7月,引导帝国武力崛起的明治天皇睦仁病故,体弱多病的皇太子嘉仁即位,日本进入大正时代。其间,国家的国际地位显著变化、武力崛起为世界级强国,但也纠结于国内外矛盾的交织与激化。在政治上,社会结构随着近代阶级登上舞台而发生变化。1913年2月,长州阀桂太郎内阁在民众踊跃加入的第一次护宪运动冲击下总辞职;1918年的“米骚动”显示城乡民众“以暴挫富”的强大冲击力;1924年5月,政友会、宪政会和革新俱乐部等护宪三派发起第二次护宪运动取得成果,大选获胜,开启为期8年的政党政治时期。经济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经济连年战争景气,迅速实现重工业化与军工企业的现代化,研制作战飞机、航空母舰、坦克、重炮,加紧扩军备战。思想上,社会思潮活跃。宪政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大亚细亚主义、女权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思潮竞相展示其风采,冲击并挑战明治时代的 “国体论”。其中,尤以宪政思潮、法西斯思潮和社会革命思潮为甚。

   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和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构成宪政思潮的基本内容,影响最为强烈而广泛,为“大正德模克拉西”提供理论支撑。1897年,美浓部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1899年,赴德、英、法等国留学,研修法学。1902年回国,升任东帝大法学教授。1903年在《法学新报》上载文,质疑穗积关于天皇赦免大权的解释,双方展开经年累月的争论。1912年3月,美浓部出版大部头论著《宪法讲话》,在序文中抨击“借口国体,恣意浪言,鼓吹专制思想,压抑国民的权利”,把矛头指向穗积、上杉慎吉等“天皇主权论”者,引发双方激烈论争。6月,上衫在最大的时论性杂志《太阳》上发表文章,指责美浓部散布国体完全不同于日本的西洋思想,是鼓吹国民主权论,危害国体的“异端邪说”。重病缠身的穗积多次致信上杉,给予坚决支持。

   7月,美浓部也在《太阳》上发文予以回敬,索性将“天皇机关说”公诸于世。其要点包括:(1)“国家乃一个在法律上具有人格的团体”。(2)“统治权是属于这一团体人格国家的权利”。(3)“国家乃团体人格者(法人),故与所有的团体相同,日常借助机关开展活动,国家的活动即国家机关的活动”。(4)“国家机关的组织因国家不同而多有异同,依旧其异同而形成政体的区别”。(5)“国家机关中必有一最高机关,若正确表述,通常所说的主权者意即最高机关,依据此一最高机关如何组织,形成君主国与共和国的区别”。(6)“在君主国,君主拥有的统治权并非自身的权利,君主是作为最高的国家机关而总揽国家的统治权,实现并行使统治权的最高权利固然属于君主,但君主不可将这一权力视为自身的权利而享有之,权利的主体不在君主而在国家。”在不触犯天皇主权的前提下,美浓部对帝国宪法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宪政主义诠释。

   穗积、上杉等不依不饶,10月,在《太阳》上发文,指责“天皇机关说”来自德国的君主机关说,美浓部是“早就要模仿外国学说来说明我国体”;“国家统治权力的本位在民意,实际上是否认皇位主权”,给美浓部扣上“不懂我国体的由来,不懂历史,不懂前不久宪法制定的来历”的三顶“不懂”的大帽子。

   重压之下,美浓部有所退步。1927年12月,其新著《宪法逐条精义》出版。绪论明确述君主主权主义,强调“统治权是属于国家的权利”,但“君主作为国家机关乃统治的最高渊源”,承认君主主权;继而解说立宪主义,认为自西欧传入的立宪主义,与“以日本固有历史为基础的君主主义并立不悖”。正文仍坚持“天皇机关说”的精神实质,其一,主张立宪政治“是依靠国民翼赞的政治”,其“根本主义,就在于民众政治即以国民的公论来决定万机”;强调“包容民众政治”,“君主以民心为心”。其二,“是责任政治”,认为“国务大臣对国家政治担负责任,意味着作为国民特别是作为其代表的议会评论政治,询问大臣的责任”。其三,“是法制政治”, “即国民个人的权利和义务悉由法律规定,行政权和司法权也依旧法律行使”;行政官僚“不得以专断的权力,要求全体国民尽义务,剥夺已经给予的权利”。 在以上论述中,美浓部主张限制贵族院、枢密院等机构的特权,发挥众议院的作用;抑制行政官僚主义,焕发国民的政治主动精神和政党政治的活力,为“大正德模克拉西”提供有益的思想启发。

   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是勘与“天皇机关说”相媲美的另一宪政主义论说。1909年,吉野作造任东京帝大主讲政治史的副教授。1910-1913年赴欧美留学,系统研究了西方的宪政史、法律学、政治学,重点考察了英国的君主立宪议会制度。旅欧期间,吉野目睹奥地利工人党领导反对物价上涨的示威活动、比利时工人同盟总罢工,痛感民众的力量可用诸实现普选和两党制,转变为宪政主义者。

   1913年回国后,吉野被聘任为东京帝大教授,讲授法律学、政治学和近代日本宪政史,经常发表抨击军阀内阁劣迹的文章,为舆论界所注目。1914年4月,吉野在《中央公论》上就日比谷公园的群众示威事件,发表评论文章《论民众的示威运动》,针对舆论对民众示威运动的指责,吉野反驳说:“所谓民众的示威运动,是因为政界弊风严重,用正常手段难以解决故不得不举行的示威”,但结果“使民众对政治日益感兴趣,对宪政的发达有某种贡献”,值得庆贺。1915年6月,吉野在《国民论坛》上发表的时论《欧美宪政的发展及其现状》中,首次使用“民本主义”概念。

   1916年1月,吉野在《中央公论》上发表题为《论立宪本义及其至善至美的途径》的连载文章,阐释宪政的途径和民本主义。吉野认为,“宪政即立宪政治或宪法政治”;宪法即“国家统治的根本法则”,应包括保障人民权利、三权分立主义、民选议院制度等3项内容;宪政的本义在实行民本主义,即“不问法律理论上的主权在何处,在行使主权时,主权者采取重视一般民众的权利幸福和意向”;为畅达民意,则应赋予民众参政权,选举众议院议员,“由议会监督政府,“彻底贯彻责任内阁制度”。吉野强调:“宪政的本义在民本主义,彻底实现民本主义,是以前述各种改革为前提,最终使下院成为政治的中心”。

吉野追求英国式的贵族政治模式,反对法国大革命式的“暴虐”。在吉野看来,实现完美的宪政,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制度的建立及其运行问题”;二是“一般国民的智德问题”。然而,“如果国民智德的发展程度低下,则只能依靠少数贤人即英雄实行专制政治或贵族政治” 。因此,“民本主义同时也是贵族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1285.html
文章来源:《南开日本研究2021》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