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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为了活着所以死去

更新时间:2022-01-30 10:11:57
作者: 陈行之 (进入专栏)  
面临着空前的险境——我们还可以这么说,“思想”就像一个走入寒冷的陌生之地的人一样,永远都面临着“活着还是死去”的严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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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假设这个被称之为“思想”的家伙择了“活着”,那么,他该为“活着”做哪些事情呢?

  

   首先,他必须想方设法躲避风雨,为自己营造一个能够遮风挡雨的窝垒,或者挖一个土窑,或者砍斫树木搭建一个茅屋;他必须想方设法躲避野兽的侵袭,为自己制造一件哪怕是最简单的武器,既可以用来自卫,又可以用来进攻;他必须想方设法解决吃和喝的问题,寻找水源,捕捉猎物,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甚至开垦出一小片土地,种植粮食和蔬菜;他必须想方设法让自己暖和起来以度过寒冬,这就需要他尽一切可能获取必要的衣物御寒,保护火种不要熄灭……如果我们以观念的形式观察他的所作所为,那么我们可以将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归纳为四个字:“适者生存”。具体地说,就是尽一切可能活下来,为了活下来,他必须适应环境,做维系生存所必须做的事情,这意味着他必须向环境妥协,必须向生存条件妥协,非如此,他将无法存活——我们看到,这个被称之为“思想”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超乎寻求“活着”、“活下去”的范畴。

  

   然而“思想”是一种观念性的存在,如果它全部被物质性的存在(“活着”)所僭越,那么它还是精神性的“思想”吗?很显然就不是了,我认为它一定不是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巨大的悖论或者说有一个很简单的形式逻辑问题:A不可能在是A的情况下同时还是B。这是一种什么情形呢?这就是死亡的情形。这意味着,在精神意义上,“思想”死去了,而在物质意义上或者说生物层面它却还活着,活得很舒适很温暖。

  

   还可以换一种方式来描述这件事情:在缺乏自由的条件下,物质性的“存在”、“活着”一定是以精神性的“思想”的死亡作为代价的——我再说一遍,这没有什么不正常,这是社会的通常情景。

  

   我们举例来说这件事吧:学富五车的郭沫若先生在反右派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写了那么多浅薄粗陋到“辱没八辈祖宗”的文字,是他不知道那些文字浅薄粗陋吗?是他不知道那些文字没有任何精神意义吗?不是,作为中国新文化的代表人物,作为最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历史学家,他当然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东西,可是他为什么还要那样做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为了“活着”——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他不写那样的文字,他将无以存活,说白了就是“死去”。这时候的郭沫若先生很显然更是一个生物意义上的“人”,而非精神意义上的存在,他甚至也不再是什么文学家、戏剧家、历史学家了。

  

   无数个体和群体思想的死亡,都是在几近相同的情形下发生的。历史沉痛地告诉我们,1957年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舆论一律,万马齐喑”,再到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贯穿着一条残酷的逻辑线,那就是:思想一旦丧失表达的自由,精神意义上的“人”必将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无数生物意义上的“活着”的人。郭沫若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证。千万不要嘲笑郭沫若先生,事实上,如果将我们置于几近相同的历史境况和生存条件之下,无论是我,是你,还是他,所做的也许将会是和郭沫若先生一样的选择。这就是说,我们惬意地活着,我们却很有可能早已经在精神层面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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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人会说:“优胜劣汰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活着如何?死去又如何?这事值得如此关注吗?”

  

   我的回答是:“如果你觉得不该如此关注,那是因为你小看了这件事的严重性和危险性。”

  

   我们还是说美国。听说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可是当你浸淫于美国的社会生活,观察到他们的社会运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里的言论自由仍旧是只有在他们的意识形态范围以内允许你自由你才可以自由的地方,谁来“允许”呢?就像我前面说过的,当然是垄断资本,具体说是政客们背后强大的资本力量。如果我们解说什么叫“资本”,那需要很长的篇幅,我们不妨简要地认为,资本也是权力,垄断资本就是被垄断的权力,或者说垄断资本必然形成垄断的权力。无论资本还是权力,只要形成垄断,就必定会成为可以随意塑造社会舆论的超级力量;无论现代资本还是古代皇权,都是这样的力量。

  

   于是这里产生一个问题:超级力量会不会介入到个体选择的过程之中?我的回答是:它是必然要介入到个体选择的过程之中的,甚至可以说,所谓的“选择”,仅仅是个体的人面对强力所做的应激反应,这种反应必然与强力产生对撞和冲突,其结果往往是个体的人的全面妥协和退让——这意味着个体的人只能选择生物性的活着而非精神意义上的站立。

  

   如果读者觉得我上面的回答太拗口,不那么好理解的话,那么我们换一种方式来表述:个体选择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则为:选择不纯然是个体的问题,不纯然是个体的选择问题,它严重受制于社会历史给他的选择提供了什么样的条件。任何一种存在都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思想尤其是这样。在缺失自由的时代,人们似乎只有选择生物性活着的道儿可走;只有在具备思想自由的条件下,人才可以选择精神性的活着并且真的可以这样活下去。

  

   这个回答有没有道理呢?我们看历史提供的佐证:没有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室的衰落,战国时代也就不可能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没有英国大宪章运动,洛克也就不可能应运而生……在形形色色的思想史著作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某某思想家是某某思想运动的产儿”之类的话,这说明,个体选择往往折射着社会历史的选择,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当时代没有做出选择的时候,或者说时代没有为个体的选择创造进行精神选择的条件的时候,个体的选择并非人们想象的这样简单。

  

   十几年前,我曾经写《因得到而保守》(2007-3-12)一文,具体考察官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在缺失法律约束条件下所进行的利益选择的动机,指证这些人为了既得利益而丧失信念,成为权力者的帮凶,成为侵犯人民利益的掠夺者的精神轨迹。这种现象是如此普遍,它已经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它甚至改变了社会生活的品貌和颜色,指标性地影响到了所有人的生活。在那篇文章中,我没有特别强调“思想”的处境,也许是因为那时候“思想”尚好的缘故吧!

  

   我们说“思想”死亡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在说,这绝不单纯是某些个人的“活着还是死去”的问题。正是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社会死亡是由一个个个体所做的选择造成的,就是说,个体的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生存还是死灭的问题。也正因为这样,个体的政治伦理和道德态度绝不仅仅是个体的问题,我们有理由把它看成是社会运行的本质显现。个体和整体在这里形成为一种相互倚重相辅相成谁也离不了谁的局面。个体死亡的苍白尸身,往往就是社会死亡的表象。大面积的个体死亡必然意味着社会的死亡。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就为你而鸣——每一个“为了活着所以死去”的个体和群体均是如此。如果再借助于美国的话题来议论这件事情,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那些“活着”的美国政客们,正在不经意间敲响世纪的丧钟,而这不祥的钟声恰恰意味着他们自身的死亡,而这更意味着一个曾经辉煌而强盛的国家将无可避免地走向裂解和衰落。

  

   20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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