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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东:早期中共北京党组织成员的历史命运及其形成原因

更新时间:2022-01-30 00:54:14
作者: 程美东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早期中共北京党组织的成员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创立者,他们无论是理论水平、革命意志还是实际工作能力总体上都非常优秀,但是在土地革命战争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舞台上却少有他们的身影,其原因如下:第一,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组织重要成员在大革命前后过早地牺牲或者病逝。第二,他们对于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高度重视、格外重视,有的时候超过了对于特定环境下组织路线的重视,当实际工作中出现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认识上与执行上的差距时,他们所长期浸染的政治文化会造成其中部分人物的政治实践产生偏向于思想路线的特点。第三,北京地区党组织受到重用的多数是国内大学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而在1927年之后,革命干部的主体变为工农干部和莫斯科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原来的这些国内高校知识分子都退为次要,占党内干部的比例越来越低。第四,1927至1934年这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以湘鄂赣闽粤豫皖川等南方红色根据地为中心,在这些地域成长了一大批领导干部,而此时,北方的苏维埃革命之火远远没有形成燎原之势,该地域干部的成长发展自然受到了一定影响。需要指出的是,从早期北京地委和北方区委长期互相交叉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中原、西北、东北等早期党组织成员的历史命运是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历史命运的延续和升华。

  

   关键词:中共北京党组织  李大钊   政治文化

  

   作者简介

   程美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负责人兼首席专家。

  

   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基金重大项目“北京红色文化资源挖掘与价值阐释研究”(21JCA002)阶段性成果。

  

   北京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成立的两个组织之一,早期北京党组织(1921—1927)的成员很多都是最早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同时他们中很多人为党的事业发展呕心沥血、做出过重要贡献。但是在1927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舞台上,却少见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的身影,其原因何在?本文就此展开一些分析。

  

   一

  

   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的历史命运

  

   目前学术界能够确定的1920年北京党组织成员至少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范鸿劼、缪伯英、何孟雄、朱务善、张太雷、李梅羹、吴雨铭、宋介、江浩等15人。这15人中,牺牲或病逝的有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病逝)、范鸿劼、缪伯英(病逝)、何孟雄、张太雷、江浩(病逝)、李梅羹(病逝),被开除出党的有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吴雨铭[1]。李大钊1927年4月28日被奉系军阀杀害,邓中夏1933年9月21日被杀害于雨花台,何孟雄1931年2月7日牺牲于上海,范鸿劼与李大钊同时牺牲,张太雷1927年12月12日牺牲于广州起义之中,李梅羹1934年病逝,缪伯英1929年病逝,高君宇1925年病逝。罗章龙虽然活到1995年,但他在1931年被开除出党,没有了在党内发展的机会。刘仁静因为交通事故于1987年离世,但他1929年因为参加托派而被开除出党。张国焘1938年因为叛变被开除党籍,1979年在加拿大病逝。吴雨铭在1931年与罗章龙一起因反对六届四中全会而被开除出党,后来参加国民党反动派的活动,在新中国成立后被逮捕,1959年病逝于监狱。可以说,北京早期党小组多数成员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他们信念坚定、斗志昂扬、目光远大、敢于牺牲。虽然也有个别的叛徒和脱党分子,但所占比例不高。

  

   中共一大后北京地委成立,由李大钊任书记,罗章龙、高君宇、李梅羹为地委委员。1922年,范鸿劼担任北京地委委员长,张昆弟、包惠僧、何孟雄、安体诚任委员(这届委员除包惠僧外,大革命前后全部牺牲。张昆弟1932年被“左”倾主义路线执行者杀害于湘鄂西根据地,安体诚于1927年5月被杀害于上海龙华监狱)。

  

   1923年7月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兼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何孟雄担任委员长,张昆弟、范鸿劼、张国焘担任委员。1924年3月北京区委和地委改组,李大钊担任委员长,蔡和森、张昆弟、何孟雄、范鸿劼担任委员。1924年秋,赵世炎担任委员长,范鸿劼、高君宇、陈为人、彭桂生、李国喧等担任委员。1925年春,陈乔年担任书记,赵世炎、范鸿劼、陈为人、彭桂生(后成为托派)、李国喧担任委员。1925年9月新的北京地委成立,赵世炎担任书记,陈为人、李国喧、陈毅为委员。1926年1月刘伯庄(后成为托派)任北京地委书记,陈为人、卓恺泽(牺牲)、李渤海(后成为叛徒,改名黎天才)担任委员[2]。

  

   以上北京地委和北京区委在大革命时期的主要领导多数人牺牲或者病逝在工作岗位。赵世炎1927年牺牲,陈为人1937年病逝。彭桂生虽然到1992年才去世,但其1929年因参加托派被开除党籍。李国喧大革命后的史料缺乏,至少没有参加重要党内外活动。刘伯庄在大革命失败后逐渐脱离党组织,最后成为托派分子。卓恺泽1928年在湖北工作时被捕牺牲。李渤海1927年在北京被捕后叛变,参加了东北军。

  

   北京地区党组织成员在大革命时期担任党中央重要职务的很多,但是此后呈现出越来越少的趋势。关于此,我们可以看中共七大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和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

  

   中共七届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中共七届中央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林彪、董必武、陈云、徐向前、关向应、陈潭秋、高岗、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罗荣桓、康生、彭真、王若飞、张云逸、贺龙、陈毅、周恩来、刘伯承、郑位三、张闻天(洛甫)、蔡畅(女)、邓小平、陆定一、曾山、叶剑英、聂荣臻、彭德怀、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薄一波、陈绍禹(王明)、秦邦宪。

  

   中共七大产生的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没有一位来自大革命时期的北京党组织。44名中央委员中只有一位(陈毅)[3]是大革命时期北京地方组织成员。

  

   综合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其一,对早期北京地方党组织而言,虽然也有叛徒和脱党分子出现,但这是个别现象。其成员总体上信念坚定、不怕牺牲,很多人成为烈士,展现出伟大的牺牲精神,无愧于大钊先生开创和孕育出来的“党的最早发源地”的荣誉。其二,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在大革命之后中国革命舞台上担任重要角色的很少,其重要原因是该组织众多在建党初期担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的同志在大革命的血雨腥风中因为被反动派绞杀而过早地牺牲了。

  

   二

  

   北大师生风格气质与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政治品格

  

   现在确认的中共一大前的北京党小组15个成员中12人是北大师生,他们是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范鸿劼、何孟雄、朱务善、张太雷、李梅羹、吴雨铭,只有缪伯英、宋介、江浩不是北大师生。缪伯英是北京女师毕业生,宋介是私立中国大学的学生,江浩是国会议员。但是他们三人都积极参加北大马克思主义活动,缪伯英和北大学生何孟雄学生时代就是恋人,后来结为夫妻。所以,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总体上深受北大风格的影响,刻上了浓郁鲜明的北大人的色彩,他们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走在全国的前列。李大钊是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最高的理论家、革命家之一,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等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方面也都走在同时代人的前列,撰写了很多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李大钊精通日语,罗章龙是北大德语系学生,刘仁静是北大英语系学生,他们都可以直接阅读外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918年《北京大学日刊》公布的招生办法明确提到,招生考试科目“文法科以国文及外国语为主要,理科以数学及外国语为主要”[4],可见当时入学北大的学生大都有一定的外语基础,他们在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方面比很多人都有优势。在当时的中国,北京大学还是汇集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资料以及众多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才的地方,这些人才中很多成为此后北京党组织的中坚力量。所以在建党初期,北京党组织整体的理论水平在全国党组织之中居于前列。1920年11月,早期北京党组织创办面向工人群体的《劳动音》。1921年党成立前夕,又创办了《工人周刊》,报道国际国内工人受压迫的情况,鼓励工人起来反抗压迫、改善经济状况、举行罢工斗争。1924年北京地委创办《政治生活》,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扩大马列主义在工人中的传播。北京党组织创办的这些报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应用马克思主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特色。如《劳动音》《工人周刊》都很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唤醒中国工人阶级、团结和组织中国产业工人进行阶级革命。《劳动音》创刊号从理论上说明劳动对于人类进步的重要性,认为劳动是“进化的原动力”“世界文明的根源”,提倡“神圣的‘劳动主义’,以促进世界文明的进步,增进人生的幸福”,排斥那些不从事劳动而用强力占用别人劳动成果的寄生虫,为此该刊物着力宣传劳动神圣,“阐明真理,使解决这不公平的事,改良社会的组织”[5]。同时,该刊物还着力介绍国内外工人运动情况。例如在创刊号上,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的情况[6]。第五期中《纪南京机织工人暴动情形》报道了当时中国的工人运动动态,鼓动工人们“常做示威运动,每逢有人妨害你们的安全,你们总可以结对出来游行或者用武力解决,就是军队和警察,他们见人多,也必定不敢和你们对抗的”[7],明确号召工人们起来斗争,反对资本家剥削、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处境。可以说,北京党组织创办的这些报刊充分地表明了其宣传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走在全国的前列。

  

二是理想高远、情怀深厚、革命自觉性强大。早期北京党组织成员基本都受过大学以上教育,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选择是长期思考、自觉学习、理性选择的结果,不是出于维持生计的需要。从生计的角度来看,北大师生的生活条件在当时的社会上处于比较好的水准,因为他们大都出身富农或城市有产阶层。陈独秀在1917年受聘北大文科学长后月薪为300银圆,还有稿费收入,可以说经济上属于比较富裕。李大钊出身于走向小康水平的耕读之家[8],其在1917年受聘北大图书馆部主任月薪为120银圆;1920年受聘教授后,加上兼课等其他薪酬,月收入应在200银圆以上[9],在当时社会属中上水平[10]。张国焘出身地主家庭,从小生活条件较为优渥,其参与北京党小组在长辛店发动工人时,自掏腰包支付了工人补习班最初所需的费用。邓中夏出身于湖南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在参与中共早期革命活动时,他先后在保定高师、上海大学等学校任教,收入不少,在维持基本需要之外,还常资助进步学生[11]。这说明他们参与中共早期革命活动不是一时的冲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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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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