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乐天:现代化视野下的乡村发展进路

更新时间:2022-01-28 12:02:33
作者: 张乐天  
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如果把乡土性与现代性对立起来,以工业和城市文化为取向,对农民那些世世代代传承的民俗习惯缺乏最起码的敬畏之心,在移风易俗的名义下去改造甚至取代传统的乡村文化,可能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现在,有些地方就是打着移风易俗的口号,搞什么平坟、砸棺,规定70岁、80岁不准摆酒,春节乡下都不许放爆竹,全部跟城市一样,对传承几千年、几百年的民族传统风俗习惯是一个极大的摧残。在乡村振兴中,把移风易俗作为推进乡风文明、培养新农民的手段,这实际上是把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归咎于农民和乡村,从而背离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根源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判断。

   我在基层调研时就对基层官员说,我们是城市人,也是单位人,评职称、提拔、晋级、获奖、立功、加薪等等,一生中有好多可以记入个人史册的。而作为一个普通农民,生祭婚丧节庆不仅关乎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荣誉、面子,而且是一生中很少可以记入个人史册的头等大事,是支撑一个人能够活下去的生命价值和意义,这是生祭婚丧节庆之所以成为中国传承数千年的乡村社会传统风俗习惯和农民的精神家园的深层次根源。为什么伊斯兰教不断深入到了汉人地区?就是传统乡村文化全部被摧毁了,农民没有了精神信仰,只能寻找一个地方政府不会推毁的伊斯兰教以相抗衡,这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

   亨廷顿认为,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是建立稳定社会的前提条件,没有一个社会集团比拥有土地的农民更保守,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的社会稳定取决于如何处理与农民的关系。日、韩与台湾地区之所以现代转型成功,即因于具有乡土性的保守农民,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社会高度稳定的同时,保持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从而为高速的工业化提供了稳定的支撑,反过来也加快了乡村社会的变迁。那么,中国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同样也得益于此。

   需要建立对人普世尊重的乡村社会

   张乐天:说到底,我身上也存在着不少农民观念,尽管我是复旦大学教授。举个例子,我自己开车,有时不怎么遵守交通规则,我儿子比我规矩得多,行为方式就不大一样了,看到我随意变道之类,就会批评我。因此,希望还是有的,特别是下一代,改变还是很大。

   但无论如何,随着现代化的加快推进,中国的乡村社会必然要加快转型。乡村哪些东西可以实现所谓的传统向现代转型?我觉得,人与人关系当中的人情是最重要的,是乡村千年传统的变革。在振兴乡村中,怎么改变农民区分的传统观念中有问题的成分,做到没有“我群体”“他群体”之别,真正实现现代转型,需要建立更带有普世意义尊重“他群体”的乡村社会。当然,这需要点时间。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毛泽东时代的理解,我认为是乡土社会发展进程中从未曾有的现代性。当毛泽东把城市的一个个工厂变成一个小社会,变成一个熟人社会的时候,洗掉了城市社会当中原有的个体化,形成了更带有企业风格的观念。如果说乡土性是国民性的话,那必然就成为中国人的存在方式,是很难变的。但我认为中国人会慢慢改变的,实际上改革开放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是让人吃惊的。浙北的企业家换了几代,一代一代上来,你会发现他们的区别,是一代比一代变化得更多,在行为方式上去掉原来的那些乡土性,更会经营企业。特别是全球化以后,跟外国人做生意,越来越走向国际。他们几代人的变化,用什么词来准确表达?不说西方和东方,也不说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都不用这些词,我也不知道用什么词,但你会发现熟人内部关系的明显变化,像现在浙北的农民,与30年前变得太多了,基于工业背景的整个行为方式、交往方式,甚至邻里方式都变了很多。特别越年轻一代,慢慢地学会与陌生人打交道,越来越遵守市场规则,其中政府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八项规定能否全面执行,开始的时候我对觉得很难。为什么难?非常简单。比如我今天租给你一块地,我收租金五百块,你赚了一千块给我五百块,我没有一点意见。你赚了一万块给我五百块,我肯定想办法搞你。旁边的所有人都是这样,你赚了一万块就非常自然地多给我一点。我是政府干部给你办事让你赚了钱,谁都非常自然地觉得,如果不给一点好处就是不懂得人情世故,干部拿好处也很自然,这就是乡村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找一个人帮忙办事,比如找到一个名医给我看病,我怎么会不感激送他一点东西、送点钱呢?农民的观念就是这样,在中国社会也都觉得很自然。所以,我非常理解这个,当时觉得执行八项规定太难。过去老百姓不大相信政府干部,底层那些官员跟大老板一起吃喝,老百姓都看在眼里,心里都有数。

   现在几年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一个干部,甚至一般的公安干警,在家里喝酒,或者到饭店里喝酒都要报告。因为已经坚持几年了,老百姓很快就觉得现在不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十九大以后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就是党自己要做好,才能树立党的威信,才让民众能够信任共产党。

   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事件,说到底,实际上和农民的行为紧密相关。中国现在还没办法跟日本对比,日本的农产品生产是一村一品,同时日本农民能够把一村一品做起来,跟一件事情密切相关。日本的农产品质量提高也经过很多年,原来日本农产品质量也是坑蒙拐骗的,但到上个世纪90年代去考察时,就已经变得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日本农民卖农产品时不一定需要人去管,放在路口就可以了,城里人需要就把钱就放在那边把农产品带走。最核心的就是诚信。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是农民还没有建立起那种对人的普世尊重,就是我种的蔬菜不管给谁吃,我都要有一种责任。这种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包括制度设计、组织结构、甚至行动空间等,都非常重要。我关注了一个事情,觉得改变农民的行为,也不是那么难。我考察上海最初的地铁,跟北京相比,发现北京最初的地铁里面很脏,做得不是太好,很多外来农民到北京去,坐地铁就乱丢垃圾。但上海的地铁一开始就搞得非常干净,最初时坐地铁的也有好多农民,却没有人扔纸屑,也比较安静,反正做得不错。这是为什么呢?上海的地铁一开始就很干净,就会给你一种特殊的环境提示,又从制度设计方面进行严格管理。慢慢地,现在上海过斑马线、红绿灯,变得都很自觉了。所以,人的行为实际上受制于一种制度环境,是能够慢慢改变的。包括教育、制度等一系列社会行为规范,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因为上海市政府在这方面还是做得不错的。

   慢慢改变中国农民的社会行为,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就是让农民放弃狭隘的“我群体”“他群体”的划分,让农民能够有一种普遍的对别人的尊重和关注,就是你的行为不要损害到别人。还要让农民慢慢建立起一种契约意识,这是传统乡土文化当中所缺乏的,因为传统乡土文化当中人情关系跟契约关系是不一样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多大的程度上,以什么样的方式保持中国传统那种基于血缘、地缘的人情关系,关系到中国人对生命的意义。这就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包括中国人的信仰是什么?中国人的生命支点是什么?这些对乡村的未来包括中国社会的未来具有很大的挑战。

   探索不同地域差异化发展模式是关键

   张乐天:振兴的目标是什么?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发展模式,甚至有不同目标。因为中国的差别如此之大,如果谁给出了一个一样的目标,谁给出了一样的模式,就会造成十分严重的问题。

   陈文胜: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表明,城镇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一个根本标志。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是乡村现代变革的前奏和先导,每一次革命都必然引起乡村发展的现代变革;另一方面,乡村的每一次现代变革又对工业化、城镇化提出了新要求。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历史进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时期赋予了不同的战略目标和历史任务,发展形态和发展方式也不同,不能人为地改变发展规律、人为地超越发展阶段。中国这么大,南北、东西差异非常悬殊,不可能一个目标、一个模式同步发展。因为每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样,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阶段就不一样,发展的目标和历史任务、发展形态和发展方式就必然不同。

   当下中国,城镇化难以逆转,人口向城市集中难以逆转,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必然要求与发展趋势。一方面必须加快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成为包括乡村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动机。另一方面,必须避免乡村的衰落,依靠城市发展的动力引领乡村的现代转型,而实现城乡共同繁荣。既不能以牺牲乡村为代价获得城市孤独繁荣,应加快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地位平等,也不要搞什么所谓的逆城镇化,重提什么“新上山下乡”,把这些进城的农民又全部引到农村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还远远未能达到这一发展阶段,这方面我们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

   按照十九大的顶层设计,到2050年才能全面实现现代化,还只能是70%的城镇化率,而日本城镇化率现在已经是93%了。中国不仅远远没有达到充分现代化的条件,而且还未能实现全面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必然需要积累,中国不可能有外向积累,就必然是内向积累。只要中国全面现代化没有完成,就意味着现代化的积累仍然来自农业农村农民,这无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必然要求。我曾经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改变土地财政的财富流向,增值的财富流向乡村而非城市,有没有这个可能?上海一个学者对我说,即使已经高度现代化的上海,如果没有土地财政,不少区政府都会发不出工资。这就有两个问题,一是土地财政,二是农民工。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已经不需要农业的剩余了,但在城镇化的问题中,农村的土地、农民工的贡献还在继续,在一定时期内还解决不了。

   张乐天:对于乡村发展,浙江是一种可以学习推广的好模式。但这种模式一定要从城乡关系中去考察。浙江的乡村发展比较好,是因为乡村与城镇关系非常密切。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因为有很多争论。开始提小城镇大战略,后来说小城镇会导致污染,需要发展大城市等等。但实际上,中国不同的地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在同时发展,这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与历史发展进程。

   我去了浙北后,特别是考察了美国的城市化进程,突然发现,浙北甚至整个浙江,是“农民的就地城市化”。什么叫城市化?无非是农民的家庭收入主要依靠工业而不是农业。浙江农村发展得很快,原因很简单,因为浙江的农民很多人现在已经搬迁到城市当中了。还有更重要的是,浙江的工业发展得非常好,而工业发展的本身就是对外密切的联系,必然要求不断改变你的行为方式,实际上这是伴随着生产发展与城市的关联而自然发生的变迁,在浙江悄悄地起着推动作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上海和北京,有一些人放弃大城市到农村去住,这是发达地区的乡村能够发展好的关键原因之一。

陈文胜:我认为浙江是湖南学不来的,为什么呢?浙江和湖南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浙江已经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了,湖南还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浙江的一个乡镇财力就超过了湖南省三个贫困县的财力,而且浙江一个乡镇的人口只有3万多,湖南省一个县多的有一百多万,少的有三四十万,不难想象公共产品供给的能力差距有多大。另外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湖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所以,每一个地区的发展阶段不一样,采取一刀切的方法带来的危害性非常大。现在很流行“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可推广都可以,什么是可复制?就是搞运动化、样板化,也就是一刀切搞一个目标、一个模式同步发展。请问哪个模式能够“可复制”?原来华西村模式和南街村模式,去华西和南街参观学习的那么多,到今天还没有看到在全国有第二个华西村和南街村,而华西村和南街村在新形势下反而出现了难以持续发展的问题。因此,好经验可以推广、可以借鉴,但绝对不可以复制,提出一个发展模式可以在千差万别的乡村复制,本质上就是一刀切的工作方法,这不仅仅是懒政问题,更是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典型表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1241.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