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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龙:经典、地域与思想传统

更新时间:2022-01-27 23:01:38
作者: 李四龙  

  

   南北朝中后期出现的地论师主要研究《十地经论》,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影响到此后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与唯识宗,乃至律宗、净土宗等佛教宗派的形成。这个学派主要在中国北方地区活动,尤其是在东魏、北齐时期的首都邺城。中国古代的邺城,位于现在河北省最南端的临漳县西、河南省安阳市北,现在被当地人称为“六朝古都”①。这座被很多国人遗忘的古都,见证了中国佛教的兴衰,特别是在北朝时期,这里堪称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活动于此的地论师在当时佛教界的地位无与伦比,声望如日中天。

   本文主要依据道宣所著《续高僧传》,叙述北朝邺城地论师的活动与思想,藉此分析印度佛典的传译与讲习在僧团内部形成的师承关系,并探讨这种师承关系对佛教中心的确立与佛教宗派的形成产生的影响。

   一、洛阳译经与思想差异

   地论师的出现与《十地经论》(以下简称《十地》)②的传译直接相关。《十地经论》这部属于印度唯识学派的典籍,是世亲解释《华严经·十地品》的名篇,诠解菩萨十地之义,被译出之后即有一批专门研究、传播这部论典的僧人,即所谓“地论师”。传说在印度,无著讲授《十地品》,他的弟弟世亲听后因受启发而撰此论。依据吕澂的说法,“无著大约是在公元400-470年,世亲大约是公元420-500年。”如果这个推算成立,那么可以说,中国佛教界是在第一时间译出了世亲的论著,传播当时印度佛教最新的思想理论。

   现存《十地》译本附有崔光的序文,内称北魏永平元年至四年(508-511),菩提流支(道希)、勒那摩提(宝意)主持翻译,佛陀扇多担任传语,僧俗十余人在洛阳“太极紫庭”,历时四年,译成十二卷《十地经论》。③序文作者崔光官拜侍中,担任笔受,他的记载也就成了大家普遍接受的观点。如此说来,地论师的出现,至少要从公元508年开始算起。

   然而,关于《十地》的译者、翻译地点,素有多种异说,有观点甚至认为当时存在《十地》的其他译本。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一“慧光传”说:“会佛陀任少林寺主,勒那初译《十地》,至后合翻,事在别传。”法藏《华严经传记》卷二因袭旧说:“会佛陀、勒那初译《十地》,光乃命章开释,独最其功。”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十月迁都洛阳,少林寺是因随军南迁的佛陀禅师而建,其之落成是在此后。又据海云《大法师行记》,勒那摩提是在太和二十二年(498)向慧光传授《十地》④。依据新出土的慧光墓志铭,此时慧光三十岁,正值盛年。⑤因此,洛阳译经文前十年,慧光在新落成的少林寺里,已跟勒那摩提系统学习《十地》,尽管我们还无法断定当初有没有完整的《十地》译本。照此说来,地论师的出现,应该是从公元498年算起。

   费长房所著《历代三宝纪》卷九记载,勒那摩提“正始五年(508)来在洛阳殿内译。初菩提流支助传,后以相争,因各别译”⑥。若能顾及此前在少林寺的传译,费长房突出勒那的贡献,似较合理。但这与崔光序文所说的菩提流支主译矛盾,也与《续高僧传》卷一“菩提流支传”不符⑦。不过,崔光的说法并非无懈可击。道宣在《续高僧传》卷七“道宠传”里说,“菩提留支初翻《十地》,在紫极殿;勒那摩提在太极殿。”这里提到的两个地名“紫极殿”、“太极殿”,与崔光所说的“太极紫庭”酷似,而且“太极”在前,这一说法似又暗示勒那摩提主译。

   上述这些说法的模糊之处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谁是主译?是否存在“别翻”?依据各种僧传史料,菩提流支的语言功底较好,勒那摩提的理解能力较强;勒那先到中国介绍《十地》,流支则又晚于勒那去世,因此,现在的通行本,完全有可能是在流支的主导下厘定两人翻译的结果。前文提到的种种异说,其背后最关键之处是,他们俩人的翻译是否存在根本的差异?最离奇的说法是,在洛阳翻译《十地》时,菩提流支在紫极殿翻译,勒那摩提在太极殿翻译,彼此不许沟通,最后两个译本对勘,仅有一字之差。⑧这个说法是在刻意说明两位译者并没有理解上的分歧,甚至可以说是高度一致。但历史上的实际情况是,两派的门人分道扬镳,并在中国佛教史上形成地论师的南道系与北道系⑨。有趣的是,这个离奇的说法出现在人才并不兴旺的北道系代表人物道宠的传记里,而在南道系代表人物慧光的传记里,两位译者之间的差异则被高调宣扬。

   菩提流支、勒那摩提都是中国佛教史上卓有贡献的人物。菩提流支,北天竺人,北魏宣武帝永平初年来到洛阳,住永宁寺,后随东魏移居邺城,最后不知所终。从洛阳到邺城,期间二十余年,流支译有经论39部127卷,主要传播印度瑜伽行派的经典与思想,包括《金刚经》、《弥勒菩萨所问经》、《胜思惟梵天所问经》、《深密解脱经》、《入楞伽经》、《大萨遮尼乾子所说经》、《十地经论》、《法华经论》、《宝积经论》、《金刚仙论》等⑩。道宠向菩提流支求学,成为北道系地论师的发端。

   勒那摩提,中天竺人,比菩提流支稍早一些来华,译出经典6部24卷(11)。道宣在《续高僧传》“菩提流支传”里说,勒那的“慧解”高于菩提流支,奉敕讲解《华严经》,颇能发挥经文“精义”,是当时著名的华严学者。在这篇传记里,勒那的结局,竟然是因为讲解《华严经》太好而被天帝召请,“含笑熙怡,告众辞诀,奄然卒于法座”。依《续高僧传》“道宠传”,勒那仅有三位弟子,其中慧光传承他的教法与律法,成为南道系地论师的发端。

   其实,勒那、流支两人的经历有很多交集。像《十地经论》、《法华经论》、《宝积经论》和《宝性论》,在经录里两人都有各自的译本。而且两人分头翻译《宝积经论》的情形与传译《十地经论》十分相似。然而,在《续高僧传》里,勒那摩提被附记在菩提流支传,并没有单独的传记。在道宣的笔下,菩提流支“洞善方言,兼工咒术”,无人能比,勒那摩提则是不善语言,却有很高的悟性。两人因天资上的差异,在翻译《十地》时难免会有分歧。所幸勒那的弟子慧光通晓梵语,且早已熟悉《十地》的内容。他凭借优秀的语言功底,“通其两诤”,协调勒那与流支的分歧,又能“取捨由悟,纲领存焉”(《续高僧传》“慧光传”)。

   慧光对两位译师的取舍,有自己的理解,但其基本立场源自勒那摩提所精通的《华严经》,并综合其所擅长的《四分律》等佛典。慧光十三岁出家,其弟子群星灿烂,活跃在北方的政治中心,邺城与嵩洛地区。慧光一系的佛学,在当时成了显学。他所擅长的律学、华严学,最终得到发扬光大。相对而言,道宠出家前是北朝大儒熊安生的高足,俗名张宾,才艺俱佳,但并无多少佛法的基础。他向流支请益佛法,原是出于好奇:传闻流支与勒那对《十地》的翻译仅有一字之差。若是勒那在世,料想道宠亦会前往求证。道宠得到流支的真传以后,“随闻出疏”,热心传播《十地》,名震邺都。但在他的传记里,除了这部佛典,再没有记载其他的学佛经历。差不多而立之年才出家的道宠,后来得到自己出家前的门生、当时已经发达的魏收、邢子才、杨休之等的巨额供养。在他的门下,能够传道的学生据说多达千余人。这个僧团的追随者很多,但他们的思想并没有明确的立场,以至于并没有涌现多少史上留名的高僧。而且,最有声望的学生并没有在京城立足,而是去了山西的并州(12)。

   道宠一系的佛学,可依据其门人的经历略有所知。志念,被视为道宠之后最有代表性的北道系地论师。在他的传记里,道宣说他先随“道场”(13)法师学习《大智度论》,后随道宠学习《十地经论》,此后深究小乘毗昙。这篇传记,多少反映了道宠僧团的学风:他们主要继承当时北方地区的佛学传统,关注罗什传译的《大智度论》,倾向于般若经系统,深究有部毗昙,擅长名相分析。而与之相对的南道系则更倾向于佛学思想的诠释。

   这种学风上的差异,并非勒那摩提与菩提流支所为,而是反映出慧光、道宠等具有不同的佛学结构和知识背景。以往的传世文献往往直接说明他们之间的思想差异,这种知识结构的差异并没有得到重视。道宣《续高僧传》将他们的分歧概括为两点:“当现两说”、“四宗五宗”(“道宠传”)。四宗、五宗,是说地论师内部有不同的判教主张,但差异并不很大。他们在佛学上最主要的差异是“当现两说”,即所谓“当常”或“现常”。玄奘《谢高昌王表》说,“远人来译,音训不同,去圣时遥,义类差舛,遂使双林一味之旨,分成当现二常;大乘不二之宗,析为南北两道。纷纭诤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匠决。”(14)玄奘所说的“当现二常”,未必确指地论师的观点,但该词的内容应该是针对当时“佛性”或“涅槃”问题上的争议。

   当常与现常之争,即是佛性始起和本有之辩,在佛教徒看来是修行的终极问题,也是南北朝《涅槃经》研究留给他们的话题。数百年间,论者莫衷一是。以“当现”概括这场争议,说明地论师所处的佛学背景,是《涅槃经》普遍流行的时代,这在他们的佛学结构里有明显的表现。他们都很重视《涅槃经》,在众生成佛的框架之内讨论菩萨十地的问题。

   地论师从北魏到初唐,代不乏人。这些僧人当时并没有传宗定祖的做法,往往学无常师。但是在此过程中,依据不同的师承关系,出现了数个颇有影响的僧团。

   二、师承关系与僧团流动

   北魏永熙三年(534)冬十月,高欢立清河王子善(时年11岁)为帝,改元“天平”,从洛阳迁都于邺,始立东魏,改相州为司州。在此背景下,邺城成为东魏的新都,旧都洛阳的高僧纷纷迁来,当地的佛教迎来空前的发展机遇,邺城迅速成为中国北方佛教中心,“宇内英杰,咸归厥邦”。当时,“都下大寺略计四千,见(现)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席相距,二百有余。在众常听出过一万。”(15)当时,菩提流支去了邺城,勒那摩提的嗣法弟子慧光也住在邺城。在之前和之时,应该已有广义的地论师,即潜心研究《十地》的法师,但是,地论师的蓬勃发展主要是在东魏、北齐时期的邺城。正如汤用彤所言:“及孝静迁邺,僧人与之俱徙。于是《地论》之学,转以邺城为中心。”(16)

   南道系地论宗,严格来讲应该始自慧光,算为第一代。这位关键人物,在当时很有影响,在洛阳和邺城都是政府依赖的僧官。他精研律学,弘扬《四分律》,史称“光统律师”。他的弟子很多,人才辈出,著名的主要包括:法上(495-580)、道凭(488-559)、昙遵(480-564?)、僧范(476-555)、慧顺(487-558?)、灵询(482-550?)、僧达(475-556)、道慎(515-579)、安廪(507-583)、昙衍(503-558)、昙隐、洪理、道云、道晖等。其中有十位弟子备受推仰,尤其是以法上、道凭最为优秀,算为第二代。法上担任魏、齐两代僧统;道凭慧解过人,有“凭师法相,上公文句,一代希宝”之誉。法上的主要弟子有慧远(523-592)、法存、融智等,道凭门下有灵裕(518-608),昙遵门下有昙迁(542-607),这些慧光的再传弟子算为第三代。净影慧远(17)被现在的学者称为隋代三大师之一,与天台智者、三论吉藏并称,其《大乘义章》堪称南北朝佛学的集大成。在他门下,有灵璨(548-618)、慧迁(548-626)、善胄(550-620)、宝安、智嶷、智徽(560-638)、辩相、玄鉴、道颜、僧昕等,这些算是第四代。在华严宗兴起以后,南道系逐渐式微。

北道系地论宗传自菩提流支,流支门下弟子道宠名扬邺下,算是第一代。道宠的学生主要有志念、僧休、法继、诞礼(18)、牢宜、儒果等,算是第二代。志念(535-608)是第二代中最突出的一位,其弟子极多,《续高僧传》说知名者有“慧达、法景、法楞、十力、圆经、法达、智起、僧鸾、僧藏、静观、宝超、神素、道杰”等五百余人。道宣说,这些人“九土扬名,五乘驰德,精穷内外,御化一方”(“志念传”),学识与教化都很突出。他们算是北道系的第三代,但殊为可惜的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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