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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桂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以汉藏交流交融为例

更新时间:2022-01-26 14:41:10
作者: 沈桂萍  

  

   【摘要】汉族和藏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藏先民和各民族先民一起,共同开发了祖国锦绣河山,缔造了祖国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在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互动中,日益深化了“你中我有,我中有你”的关系,与其他各民族一起在更高的层次上,共同为缔造伟大的中华民族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汉族;藏族;交往交流交融

  

   “中华民族”是以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为主线,以共创中华文化为表现,以中华民族心理认同为基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多年来,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人类学等学科关于汉藏关系史研究表明,汉藏古代先民不仅在族源上,而且在生产技术、天文历算、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字等方面交流交融,为中华民族及其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古羌人是汉藏民族共同祖先

   很久以来,青藏高原的原始先民究竟从何而来,一直是考古界以及人类学界所关注的热门话题。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国家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科学考察,先后在唐古拉山脉以南到喜马拉雅山脉以北的西藏中西部,采集到许多旧石器时代遗迹。考古发现,从藏北那曲到阿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样态与黄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非常接近;西藏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吸收了大量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半山、马厂等的文化因素,如石器和陶器的类型、制作技术、房屋建筑式样等 。这就表明,“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喜马拉雅山麓的屏障作用相当明显,它不仅是南亚大陆和东亚大陆之间的自然生态与地理的分界线,同时也成了两个大陆之间的文化分界线。”

   语言学研究成果不仅证明汉藏语言同属汉藏语系,也证明了早期汉语和古老的藏语有发生学上的关系。比如俞敏先生统计,现在能查出的藏语和汉语中所拥有的同源词达500至600多个 ,说明两个民族在原初的生活范围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与此同时,生物遗传学的许多成果也证明了汉藏同源说。比如从1978年开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研究遗传学的张海国等学者,对中国56个民族的肤纹进行了30多年的研究,研究表明,藏族的肤纹特征,表现出鲜明的北方族群体质特征,说明藏族先民源于我国北方 。

   大量汉藏历史文献记录了古羌人与汉藏先民的血脉交融。羌是古代文献中对春秋战国时期活跃在我国西部人群的总称,属古代的西戎 。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黄土高原秦国逐渐强盛,经过3个多世纪的征战,不少羌人部落并入秦国的统治之下,还有很多羌人部落被迫向正西、向西南迁徙;西迁的古羌人与藏族古先民交融一体;向西南迁徙的古羌人形成了今天藏缅语支各少数民族;其他羌人部落在两汉400年间经历六次向中原迁徙,逐渐汉化 。

   从春秋战国时期陆续西迁至青藏高原各地的古羌人,形成很多部落,影响较大的有羊同、苏毗、白兰、附国、多弥、吐谷浑、党项羌等。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了卫藏诸小邦及部落,建立吐蕃王朝。吐蕃王朝的建立,“促进了与青藏高原上的苏毗、羊同、党项、白兰等部族的融合” ,藏民族共同体逐渐形成。

   可见,秦汉以前活动在青藏高原东部的古羌人各部落,历经战争、掠夺、迁徙等多种因素,先后于汉代和唐代逐渐融入到汉人、吐蕃各部落中,今天的汉、藏民族无论是体质血缘方面,还是文化传承方面,都吸纳了大量古羌人的成份。

   唐蕃以后的汉藏经济交流交融

   吐蕃时代西藏与中原的经济交流非常活跃,主要通过两条通道,一个是唐朝初年就已经形成的唐蕃古道,另一个是茶马古道。唐蕃古道起始于唐都长安,终点达吐蕃都城逻些(今拉萨),全长3000多公里,穿越今陕、甘、青、藏四省区,随着文成公主入藏,唐蕃古道成为连接唐朝和吐蕃王朝的“国道”。据有关统计资料,至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200年间,双方往来使臣多达200多次 。通过这条“国道”,唐蕃间发展了较大规模的丝绢、茶、马、牛等交易,中原的一些农作物籽种以及酿酒、造纸、冶金、建筑、制陶、制墨等技术输入吐蕃,吐蕃的氆氇、方物特产等也不断传到中原。此后内地大量农业生产生活工具,比如斧头、镰刀、犁、手斧、锯等也开始在吐蕃出现。

   吐蕃时代西藏与中原经济交往的第二条通道就是“茶马古道”。茶是吐蕃人民特别喜爱的一种必不可少的饮料,随着唐朝与吐蕃交流日益深入,青藏高原民众对内地茶叶的需求量日益激增,茶马古道成为连接西藏与内地经济生活的重要“省道”。

   茶马古道最初指的是从唐朝开始,在西南、西北形成的青藏高原与内地民间进行茶马买卖的通道,后来这条通道逐渐发展成从云南、四川、甘肃到西藏之间,以马帮运输为主要方式的商品贸易通道。

   几千年来,古道途经藏、彝、景颇、纳西、哈尼、羌、白、怒、阿昌等20多个民族,通过古道来来往往的马帮,互相交换着茶、食盐、丝绸、布匹、纸张、马、骡、羊毛、羊牛皮、药材等,在促进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深化了西藏与内地经济的一体化程度。

   唐蕃以后科技文化的交流交融

   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出嫁松赞干布,不仅给吐蕃带去了种子、生产工具,还带去医学、天文历法、数学等大批科技书籍。新、旧《唐书》以及《册府元龟》、《资治通鉴》为主的汉文史料记载了文成公主携带“四百有四种医方,百诊五观六行术,四部配剂书和书典三百六十卷,术数书三百卷”;藏文史载“文成公主入蕃带来了‘十八种工艺书籍’,又‘请蚕种及造酒、碾、纸、墨之匠’,唐朝皇帝均照准;文成公主入蕃时,也带来了‘各种工艺书籍’。”

   藏历是在藏族古老历法基础上,经吐蕃时期对中原历法知识加以吸收,不断充实完善,发展起来的。据藏文献记载,松赞干布曾“自东部汉地弥要取得工艺及历算之书”。最初藏历只用十二生肖记年,随后又将一年分为春夏秋冬,每季又分作首月、中月和末月,随后又将十二生肖和五行相结合,继之五行又分阴阳为十数,替代十天干,以十二生肖代十二地支,藏历逐渐完善。“在公元823年唐蕃会盟碑上,已采用了‘阴铁牛年冬首月十日’纪年外,还仿效汉历年号的办法用了‘大蕃彝泰七年’,从这里可以看到汉藏历法的密切关系。”

   今天的藏医是在继承古代藏医学知识并吸收大量中原医学成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中华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藏文《雅隆觉卧佛教史》载,文成公主携带来的汉地医学著作和器械有:“治疗四百零八种病的药物和医方一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件,配药法四部”和“八观察法,五诊断法,六拔除法,四部配药法”;据藏文献《法王松赞干布遗训》记载,《汉公主大医典》是吐蕃医学史上最早的医著 。此后汉藏合著的医学书籍越来越多,其中藏医史上著名的《月王药诊》一书所记录的“诊脉、验尿、用药,尤其在医学理论等方面是完全近似中医内容的一部著作” 。

   吐蕃历史上著名的医生中,被誉为“诸圣医之首”的汉族医生东松康瓦两次入蕃,把一生经历献给吐蕃人民。他在吐蕃娶妻生子,世代行医,并和三位汉族医生一起将汉地大约十种医学著作翻译成藏文。另一位吐蕃最负盛名的医生老玉脱丹贡布的儿子对汉地医学谙熟,切脉部位和方法以及用药等都和中医相似 。

   汉藏佛教和儒家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

   从唐朝文成公主入藏开始,汉传佛教文化传入西藏。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藏,不仅带去释迦牟尼佛像、三百六十部佛经,还带去寺院建造法式及寺院法规 。文成公主还随松赞干布译经达13年之久。“汉地堪布之施主是文成公主,译师是文成公主本人及拉垄多吉贝……请汉地堪布翻译历算、药物及医疗法等等。松赞干布……赐给每人一升金粉及一个曼陀罗……此后译经持续十三年之久。” 公元710年唐朝金城公主入藏,在吐蕃开创了两种佛事活动,即“谒佛之供”和“七期荐亡”,这对吐蕃佛教的制度化,以及深入民俗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藏传佛教信众到拉萨朝拜的习俗盖由此而来。

   伴随两位唐朝公主进藏,汉地佛教的佛像、佛经、佛经翻译、佛寺建筑、汉僧及寺规相继出现于吐蕃。桑耶寺修建于779年,选址在桑耶扎玛,是经汉地卜算师选定的。主殿是三层楼房,其中层则系仿汉式建筑,中殿燃灯佛等九尊佛像的造型亦为汉式。寺中有专为汉僧参禅之用的“禅定菩提洲殿”以及汉经译场妙吉祥洲佛殿。

   大量汉地僧人也开始入藏,与吐蕃人一起翻译汉地佛经。公元781年,吐蕃占领敦煌后,吐蕃利用汉藏僧人在敦煌从事译经、讲经等佛事活动。《太平寰宇记》卷185载:“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夏四月没蕃将士僧尼等至沙洲(今甘肃敦煌),凡八百人”。《册府元龟》卷980载:“建中二年(781年)二月初,吐蕃遣使求沙门之善讲者,至是遣僧良绣、文素二人行,二岁一更之” 。

   《莲花生传》中记录的入蕃参加译经的汉僧有:帕桑、玛哈热咱、德瓦、玛哈苏扎、哈热纳波、摩诃衍及毕洁赞巴。在所译的六、七百种佛经中,有《丹噶目录》明确标明由汉文译成藏文佛经有三十四种。汉族僧人入蕃传法译经,吐蕃的佛教信徒到长安学经求法,这种互相往来频繁,出现了译经高潮。

   以摩诃衍那(即大乘和尚)为代表的“顿渐之争” 后,诸多禅宗文本译为藏文,为诸多吐蕃人接受,吐蕃社会上自王室成员,下至普通百姓,修习禅宗蔚然成风。如《大乘顿悟正理决》言:“信守弟子约有五千人”。10世纪以后,吐蕃佛教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结合中观论和禅宗顿悟思想,同时又重视密宗瑜伽的教理,这种教理逐步发展成宁玛派的理论基础 。

   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不仅将佛教传入西藏,还将中原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思想传入西藏。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文成公主入藏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金城公主“曾遣使入唐奏请玄宗赐《诗》、《礼》、《左传》、《文选》等书。派遣吐蕃世族贵族子弟入长安附国子学读儒书,自文成公主到藏以来,六七十年间,似仍继续。”

   象征儒家文化的孔子被吐蕃和后人逐步塑造成精通工巧五行、兼通仪轨命理的“神灵王”贡则楚吉杰布 。在汉藏文化交流初期,孔子被翻译为“贡则”、“贡策”、“公子”。随着交流的深入,民众对孔子的认同日益强烈,不但《论语》、《中庸》等儒家经典被翻译成藏文,孔子的形象开始被“赋予”宗教化的神力。

   根据苯教文献记载,孔子不仅是苯教教主辛饶米沃且的弟子,还是苯教四大重要的法师之一“贡则楚吉杰布”,引申为“孔子神灵王”。佛教取代苯教并逐渐在西藏占据主流后,“孔子神灵王”贡则楚吉杰布的形象又被注入佛教色彩。比如,藏文记载,佛陀派文殊菩萨前往汉地,以五行算法降服汉族子民。文殊菩萨向贡则楚吉杰布(孔子)传授了五行算学,孔子成为文殊菩萨的弟子。

   孔子为什么在藏文化中演化为精通仪轨、占卜的“神灵王”呢?人们认为,孔子所主张的儒家思想和藏文化的很多内容有相通之处,特别是伦理道德方面,孔子所提倡的与人为善、仁义孝道深深影响了西藏民众传统观念。同时,《周易》、《礼记》等儒家经典也曾传入西藏,并对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周易》,如今仍能在很多西藏饰品和建筑上发现《周易》文化的痕迹。

   虽然随着时代演变,已经很难在西藏各大寺庙中找到孔子塑像,但不少僧人都表示知道有这么一位“神灵王”。在民间,一些藏族老人也能在头脑中搜寻到一些关于“Kongtse”(孔子的藏文名字)的记忆。

从元朝起,一方面,中央政府的典章制度、儒家思想通过官方交流渗透到西藏社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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