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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20世纪中国哲学史论述的多元范式——以熊十力论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为例

更新时间:2022-01-23 23:20:52
作者: 陈来 (进入专栏)  

  

   摘要:熊十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哲学论述,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而言,具有与同时期通史著作同等重要的意义。总结20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史总体研究,不仅要关注各部《中国哲学史》的撰写及经验,也要关注熊十力这样的哲学家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以开辟中国哲学史总体理解和论述分析的多样化把握。熊十力在《十力语要》《读经示要》等书中广泛谈及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他的这些论述,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不比同时期中国哲学史教科书的论述逊色。熊十力论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有一个自己的体系,只是这一体系并未集中地呈现出来,而是散见于其著作之中,需要加以整理和研究。熊十力认为,近代以来,国人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以科学方法看哲学,已经完全忽视了中国哲学的“究极意思”和“独至理境”,对中国哲学的终极智慧已不了解,也不求解,这一点必须加以根本改变。熊十力对中国哲学史的诸论述,称得上是体大思精,不仅在中国哲学史学史上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哲学终极智慧的理解也有重要的价值,值得做全面的梳理研究。

  

   谈到20世纪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一般都以“中国哲学史”为名的大学教科书为主要依据,这是符合学科发展历史的。具体说来,多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为代表。特别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取代了胡适著作的地位之后,成为学界公认的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熟的标志。50年代至70年代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册,以及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70年代编写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成为新指导思想下的学科体系及话语代表。这一时期海外学者劳思光著《新编中国哲学史》三册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基础上谋求进一步的发展,以期成为新的学科典范。80年代以后,不仅冯友兰完成了其晚年之作《中国哲学史新编》,重写了中国哲学史;从教育部组织的部颁教材,到各大学哲学系自编的教材,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教材不断涌现。

   如果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为典型,可以看到,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不仅包含了历代中国主要哲学家的主要思想观念,描述了中国哲学的基本发展阶段和历程,还确定了代表人物和基本派别,提出对主要哲学家思想的学术论断和哲学分析;不仅如此,还要力图在总体上指出中国哲学的特点、方法、趋向。20世纪30年代后期张岱年先生完成了其《中国哲学大纲》,该书也可以说是另一种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但更突出古代哲学的问题形式,重视中国哲学的特点。

   此外,在20世纪前半期,学界中还存在一种努力,即虽未撰写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但在其他形式的文字中大量论及中国哲学的体系与特征、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中国哲学思想的智慧,以及中国哲学家的思想宗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熊十力。他在《十力语要》《读经示要》等书中广泛谈及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这些论述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不逊于同时期中国哲学史教科书的论述。这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胡适在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时及以后,都不是一个哲学家;冯友兰写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时还没有建立起哲学的体系,其哲学体系建立于抗战期间;而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文言本出版于1932年,已显现其大哲学家的风范,并且他后来在《十力语要》等书中对中国哲学的论述,处处显现出大哲学家的洞见。因此,尽管他并没有写作中国哲学史、详细列举历史上各哲学家的思想资料,但这些论述对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他早期也曾有这方面的写作计划:“先生欲俟《新唯识论》成书后,次为书评判佛学。……次为书论述中国哲学思想,大抵以问题为经,家派为纬。问题则随时代而有初民先发及后来继续进展,抑或向不经意而后应境创发,皆一一穷其所以焉。则此土哲学之根柢与其进展之序,大端可睹矣。”只是后来未得实现。张岱年先生的《大纲》正是以问题为经的著作,而张先生此书所说的中国哲学的特点,颇受到熊十力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从《十力语要》来看,不仅张岱年,当时有不少学者与他有书信往来,受到他的影响。当然,他与当时学者的交流不限于书札,其中颇有影响的例子是1934年冯友兰先生把自己的《中国哲学史》下卷送给熊十力时,二人当面进行的有关良知的对话(台港新儒家后来对此尤为关注)。

   另外,所谓对学科发展的意义,也不能狭隘地去理解,不应该仅仅指在大学哲学系的教学科研,或为社会提供相关领域的专业文化知识,重要的还有培养了解中国哲学、有志于研究或传承中国哲学的人。从这方面来说,熊十力不仅以中国哲学学者的身份与当时著名的哲学学者如张申府、张东荪等学术交往密切,对张岱年、任继愈影响较大,他有关中国哲学的观念更培养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这些后来在海外卓有成就的中国哲学领域的重要学者。当然,熊十力论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多是从他的哲学体系出发的,但也不能由此抹杀其意义,如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也是从他自己的哲学出发分析哲学史上的体系的,而他所提供的启发性是众所公认的。事实上,熊十力论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有一个自己独特的体系,只是这一体系并未集中地呈现出来,而是散见于其著作之中,需要加以整理和研究。

   可见,熊十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哲学论述,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而言,具有与同时期通史著作同等重要的意义。因此,总结20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史总体研究,不仅要关注各部《中国哲学史》的撰写及经验,也要关注熊十力这样的哲学家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以开辟中国哲学史总体理解和论述分析的多样化把握。

   一、总论中国哲学

   (一)哲学观

   熊十力在与梁漱溟讨论时提出:“中国的学问思想虽久绝,而儒道诸家侥存者,不可谓其非哲学。以其非宗教、非艺术故,以其不遗理智思辨故。但其造诣却不限于理智思辨,此当为哲学正宗。”这是说,中国古来的学问中当然有哲学,不仅有哲学,而且中国哲学是哲学的正宗。因为在他看来,只讲理智思辨虽然是哲学,但还不是哲学的正宗,仅限于理智思辨是不够的。中国哲学有理智思辨,但不限于理智思辨,还有超越理智思辨的部分,所以是哲学的正宗。这里就体现了熊十力的哲学观。他又说:

   哲学大别有两个路向:一个是知识的,一个是超知识的。超知识的路向之中也有二派:一极端反知的,如此土道家是;一不极端反知的,如此土晚周儒家及程朱阳明诸儒是。西洋哲学大概属前者,中国与印度哲学大概属后者。前者从科学出发,他所发见的真实,只是物理世界底真实,而本体世界底真实他毕竟无从证会或体认得到。后者寻着哲学本身底出发点而努力,他于科学知识亦自有相当的基础,如此土先哲于物理人事亦有相当甄验。而他所以证会或体认到本体世界底真实,是直接本诸他底明智之灯。易言之,这个是自明理,这个理是自明的,故曰自明理。不倚感官的经验而得,亦不由推论而得,所以是超知识的。又复应知,属于后一路向底哲学家,有用逻辑做他底护符。如佛家大乘空有两宗都如此。更有一意深造自得而不事辩论,竟用不着逻辑的。中国哲学全是如此。

   他认为,那种只讲理智思辨的哲学,是一种知识路向的哲学(路向的概念受到梁漱溟的影响),以西方哲学为代表;还有一种哲学以超知识为路向,以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为代表(他说的印度哲学主要指佛教)。在他看来,知识路向的哲学从科学出发,只追求物理世界的真实;而超知识路向的哲学追求本体世界的真实。这个说法当然并不周密,西方哲学也有哲学家追求本体世界的真实。熊十力真正要说的是,寻求本体世界的真实不是依赖感官经验,也不由逻辑推论,而是依据证会所得。这种超知识的哲学才是哲学的正宗。

   (二)中国哲学之组成

   关于中西哲学的体系结构,熊十力有自己的看法。他说:

   哲学中分类略如下:一、本体论……二、宇宙论……三、人生论……四、知识论……如上四类,在西洋哲学中或不免分截太甚,而在中国哲学上向无此等分立之名目。但就哲学家用力言,实应依上述四类分别去参究。吾人今日依四类以探索中国哲学,即见其包含此四类而毫无遗漏。四类中唯本体论是万理之所从出,一切学术之归宿处,一切知识之根源。

   这里所说的哲学的分类,即哲学所包含的内容,四类分是西方哲学近代以来的共识。熊十力认为古代的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如此的分类,但实际上也是依此四类去进行研究的,今天研究中国哲学也应该依从这四类分区研究。同时,他也指出,这四个部分,在西洋哲学中分别得太过太死,这是不可取的:

   中国哲学之内蕴,虽可依四类分求之,然向不立四类之名目,此固由吾先哲默契真理,不喜向理论方面发展,其著述大抵随笔为之,少有系统,因此名词简单,但先哲确有最高境界,吾侪不容忽视。

   至于中国哲学何以不立四种分类,他认为是由于中国哲学强调默认体会,不注重理论的发展,不求有系统的思想体系,所以也就不求理论上的分类,概念较为简单,形式多用随笔。

   但他同时指出,中国哲学虽然形式的体系不发达,但确实提出了最高境界;不仅提出了最高境界,而且达到了最高境界。故他又说:

   中国哲学亦可以《庄子》书中“自本自根”四字概括。因此,中国人用不着宗教。宗教是依他,是向外追求。哲学家虽不建立大神,而往往趣向有最上的无穷无限的终极理境。或亦云理念。

   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不是宗教式的大神,而是“最上的无穷无限的终极理境”,这个最高理境不是向外追求得来的,而是向内追求得来的。他特别指出:

   哲学上之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在西洋虽如此区分,而在中国哲学似不合斠画太死。吾心之本体即是天地万物之本体,宇宙、人生,宁可析为二片以求之耶?致知之极,以反求默识为归,斯与西洋知识论,又不可同年而语矣。

   相对于西方哲学内部分类明晰,他提出在运用四类法研究中国哲学时,不能分别过死,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古代没有做此分类,而且因为中国哲学内部各部是相通的,如天地万物的本体即是吾人心之本体,吾人心之本体即是天地万物的本体,故本体论和人生论不能截然分别为不同类。

   (三)辩唯物唯心

   新中国成立后,新哲学受到苏联理论界的影响,刻意强调唯物唯心的对立,对此,熊十力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特别是在与郭沫若的信中,系统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先看他给刘述周的信:

   自西学东来,吾国学子类别中国哲学,亦援用唯心、唯物诸名词,其实中国唯心论确与西洋唯心之论绝不同,此意余当于《原儒》下卷发之。孔子六经与西洋唯心论毕竟不可一例视为反动思想。惟吕秦以降,将三千年所谓汉、宋群儒,当别论耳。此义详在《原儒》。

   他认为,东西方哲学都有唯物论唯心论,但中国的唯心论与西方的唯心论大不相同,因此也就不能把中国历史上的唯心论一律视为反动的思想。

   再来看他与郭沫若书:

   灵是气之灵,理是气之理,天非别于气而另为空洞之境,更非有拟人之神可名天。船山之唯气论,实涵有泛神论之意义者也。此自西洋唯物论家视之,当不承认其为同派;而自中国哲学言之,彼立气为元,不谓之唯物论不得也。近人谈横渠、船山,犹未穷其真相。余欲辨之而未暇也。

   他以王船山为例指出,船山的唯气论是一种唯物论,但“涵有泛神论之意义”,所以西方哲学不会承认王船山的气学是唯物论。由此可见,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中的唯物论是不同的。

亦复当知,中国哲学思想虽不妨分别唯心唯物二派,而格以西洋之学,则中国唯心论穷至根源处,毕竟与西洋唯心家言不似,中国唯物论穷至根源处,毕竟与西洋唯物家言殊趣。此其所以之故,甚难究了。粗略而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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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2022年第1期,第35-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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