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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烈:格致与科学

更新时间:2022-01-22 19:52:28
作者: 楼宇烈 (进入专栏)  

  

   按:2021年12月25日,“纪念梁启超先生清华《君子》演讲107周年名家讲座活动”在清华大学举行,北京大学教授、“清华园里读经典”活动总顾问楼宇烈先生莅临现场,进行《格致与科学》的主题讲座。以下是楼宇烈先生的演讲实录: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刚才徐林旗老师介绍了这个题目的缘起。在今年春天参加的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的纪念大会上,我发表了一个感想和一个希望。近百年来,有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们中国人,因为西方文化强势涌来,用一种西方的思维方式和标准来看问题,最后(导致我们)什么都没有。近百年来讨论的问题,集中围绕这几个问题展开: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有没有宗教?中国有没有艺术?特别是,中国有没有科学?结论是,这四个方面都没有,中国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没有艺术,更没有科学。

   中国没有科学,这个理念可以说已经有点深入人心了。当然,如果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讲,这样说也没有错。但是科学不光包括现代科学,它也有自己的传统,有内部的差异,有各个地区和时代的不同。我们最近这几年大力提倡国学,但是在大家的脑子里,国学只是文史哲,最多还有政经法;但其实,国学远不止如此,它的范围很广,包括数、理、化、生,都有。所以我希望,清华的国学院是不是多推动一下这方面的研究,来弘扬一下,来传播一下。其实自然科学方面的国学也有很多人研究,特别是近年来。我们在座的不一定知道,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下面有一个自然国学研究会,自然国学研究会组织过多次自然国学主题的讨论,而且也出了一些会议的论文集,我也参加过,来介绍、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拿现在话来讲所谓的“科学”。

   “科学”这个概念,是我们近代借用过来的——科学也好,哲学也好,宗教也好,都是沿用了日本对西方名词的翻译方法。我们传统文化在16世纪跟西方文化的接触,可以说是一个和平交流的时期。西方16世纪有一个宗教运动,出现了一批新教信徒,传统的天主教派在欧洲地区失去了一些领地,一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同时他们也就把西方的很多学问——从宗教到哲学,到科学,到艺术——带了过来,跟我们进行和平交流;同时,也把中国的很多东西,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播到西方,对西方的影响也很大,促进了西方的文艺复兴,一直到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最主要的人物都非常崇敬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对他们进行启蒙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基于这样一个背景,16世纪我们接触到了西方关于宗教、哲学、科学的文化。

   接触到西方科学文化的时候,先要进行翻译——就像当时接触到西方的哲学,有人把哲学这个概念音译成“菲洛索菲亚”(philosophy),从义译就是“爱智学”——当时的科学,有一些人把它称为“格物学”。中国历史上就有格物的学问,格物致知。格物就是去考察、去接触,去研究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在中国,“格物”的概念比较宽泛,所以西方的一些科学的观念传过来以后,就相当于中国的格物学,所以可以称之为“格物”。后来又翻译成了“格致”,所以今天我们讲座的标题用“格致”。“格致”是中国的“四书”《大学》里面的概念,“格物致知”,简称为“格致”。我记得小的时候在上海,上海有一个中学就叫“格致中学”,在上海非常有名。“格致”的概念就代表了当时的科学,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被叫做“赛先生”(Science)。后来一批留日的学者把日本翻译Science的名词 “科学”带了回来,中国也接受了。所以刚才我提的几个概念,都是从日本的翻译中传过来的,宗教是这样,哲学也是这样,都是日本翻译西方文化的名词概念,我们借用过来,变成了中国人的概念。当然了,格物也好,格致也好,它的范围比西方现在讲的科学的概念要广泛得多。

   刚才提到了,用西方文化的标准来衡量什么叫哲学,什么叫宗教,什么叫科学,什么叫艺术,那中国确实没有完全像西方近代以来的这种分科学问所对应的固定的对象化的学问。科学最初的概念就是用来讲分科的学问,分科的学问有固定的对象。但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是分得那么细,它是整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哲学里面有宗教、有科学、有艺术,宗教里面有哲学、有科学、有艺术,艺术里面有哲学、有科学、有宗教,科学里面也有宗教、艺术和哲学。很多科学家讲过:科学的发明、科学的思考有很多跟艺术类似,也就是需要灵感,科学的发明很多来自灵感,甚至是跟艺术相通的。很多人讲近代中国落后的最根本原因是文化的问题,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非常保守的、守旧的,没有创造性、没有创新性的文化,特别是没有“科学”概念,从而导致人们对中国文化丧失自信。那么,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并非如此。

   西方的很多科学家、很多学者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的所谓科学文化内容是非常关注的,最著名的就是英国学者李约瑟,他专门写过《中国科学技术史》,他写的这本书非常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上个月在中央电视台10台播放了一个纪录片,就是讲述李约瑟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里面讲述了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起因,以及他来中国考察和研究的经过,最后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所,来编辑和整理中国古代科技史。在这套书的编写中,李约瑟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现在我们都知道的“李约瑟问题”,但因为人的理解不同,说法也就不一样。有人说,李约瑟认为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这种说法流传得比较广。其实李约瑟的问题也不完全是这个问题,他是说,既然中国古代有那么丰富的技术创造,为什么近代科学的变革没有从中国开始,反而是在西方开始的?这是他的一个疑问。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在我看来,其实李约瑟恰恰是非常推崇、非常尊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技术成就。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纪录片,一共6集。他在中国的考察、跟中国学者的交流,特别是跟竺可桢的交流,很感动人。当时在抗战时期,竺可桢是浙江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搬到了四川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去,他们当时在一个庙里交流。他们的交流也感动了竺可桢,竺可桢后来让浙江大学图书馆整理图书时,如果发现有两本相同的书,就寄一本给李约瑟,所以李约瑟研究所里有非常丰富的中国典籍,他很认真地研究。李约瑟最钦佩的,是中国古代创新的智慧、创造的思维。他的中国科技史是赞扬中国古代科技所体现出的创新和创造的智慧,于是才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不是一言可以说清楚的,它不完全是文化传统的缘故。因为中国人更强调的是,科技的应用是要造福人类的,这是最根本的;而从近代的西方科学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不单纯是造福人类,更多的是竞争,去征服别人,去震慑别人,去掠夺别人。所以从根本目标来讲就不一样,如果单纯从文化传统这点来回答,确实很难讲得通。李约瑟的科技史里记载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成就,从这方面来讲,确实也如此,不管是在地下文物的发掘中,还是在传统的典籍中,关于人类历史上的科技成就,记载的最多、最详细的就是在中国,通过我们的文物考古,通过我们的传统经典,就可以看到,丰富得很。

   我们传统对图书的分类,以《四库全书》为代表就是“经史子集”,乍一看里面没有什么科学的位置。而其实,“经史子集”这四部里面,包含了大量中国古代科技成果的记载。就拿史来讲,正史是二十四史,从《史记》开始,从传说一直到当时的现实社会,记载了很多科学家的成果和成就。而从《汉书》开始,里面有明确的《天文志》《地理志》《律历志》《食货志》等等,如果把这些梳理出来,那么正史的二十四史里面就有非常翔尽、非常丰富的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历史、数理化的发展历史,就会明白,李约瑟为什么那么惊叹中国古人的智慧。

   我今天在这里主要不是来讲中国的古代科技如何如何,去夸耀比西方还怎样怎样,不是这个,主要是想借此邀请大家一起看一看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信心问题。我们现在认为古代人是非常保守的,是因循守旧的,包括提到君子就认为是个道德名词,认为君子是道德模范的代表;其实是理解窄化了,君子的学问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君子首先是一个儒者,首先是一个“士”,也就是读过书的人,中国的读书人不是光讲一些道德教条的东西。君子之学有什么特点?非常广泛,最典型的就是四书的《中庸》里讲到的,君子的学问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你看,一方面要“尊德性”,还要“道问学”。学问学问,要学要问哪!很广泛的,不光讲尊德性,君子不是单纯的道德楷模,他同样是一个具有各方面学问的人。我特别强调“学问”或者说“问学”这个概念,不是去讲“知识”,因为知识是死的,而学问是活的。“学问”这个词怎么来的?“博学之,审问之”。它需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博学,一个是审问。什么叫审问?就是追问清楚。法院里面审案,一定要审问清楚,所以光博学不行,还要去思考、追问,这是“审问之”。

   怎么求学?我讲一讲求学这个概念。现在讲孩子“上学”了,过去讲“求学”。“求学”和“上学”有什么不同?大家不一定思考过这个问题。差别在于,求学,是主动地去求。这里面有个故事,蔡元培当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邀请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位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来北大授课,马一浮住在杭州,用八个字的电文拒绝了蔡元培的邀请,说:“古闻来学,未闻往教。”中国传统文化中,只听说你来跟我求学,没有说我主动去给你讲。这个传统出自于《礼记·曲礼》:“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主动去求,不是我去灌输给你,所以中国传统的教育,强调启发式。

   什么叫启发?启发式教育的来源,是《论语》里的一句话:“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什么叫“愤”?“愤怒”的“愤”,心中积了很多东西,必须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弄得人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必须要去求解,必须要搞清楚,一个求知者到了这种地步我才启发他,没有主动的要求我是不会给你讲的。中国的传统教育精神,是崇尚主动求学的,而不是去灌输的,不是去灌输知识,而是提倡每个人都能够有一种主动的“求学”的精神,带着问题去学,带着头脑去学,带着诚意去学,不是我灌输给你、你记住这个东西就行了。

   我们知道有个成语叫“举一反三”,什么叫“举一反三”?其实也出自《论语》。孔子对他的学生,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一隅就是一个角,我给你讲了这个角(现场用手指着方桌的一个角),你不能触类旁通另外三个角,我就不再教你了。你光死记有什么用?听到这个角是这样的,不能领悟到另外三个角跟它是一样的,我就不再重复了,不再跟你讲了,你必须能够举一反三,我才会继续教你,这就叫启发式教育,强调学习的主动性。中国的教育传统非常注重这一点。

   我也非常赞赏传统观念中的“教学”这个概念,“教学”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教育”。教育是我对你进行教育,而教学是相互的,是“教学相长”的。《礼记·学记》一开始讲到,我们建立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教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不是简单地讲教育,而是教学。教学是什么概念?教学是师生共同学习,教是老师的责任,学是学生的责任,教学相长必须是双方进行交流,这一点在中国的传统书院教育里体现得最充分。书院教育最重要的精神,是师生共同学习经典,然后共同讨论、互相促进。事实也是如此,教师只有在教的过程中,从学生那里得到反馈,才能推动自己进一步学习。所以,教师和学生应该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教学相长。像这样一些中国传统的优质教育模式,我们今天传承得如何?这个模式促进人们、启发人们开动脑筋作创造性、创新性的思考和实践。刚才讲了君子之学的第一个特点:“尊德性而道问学”,现在讲第二个。

第二个特点也是《中庸》里面讲的,君子要“尊德行而道问学”,后面一句话是“致广大而尽精微”,一方面要有很大的气魄,另一方面要精细,不是说光讲大道理,要认真地研究细致的方方面面。人的认识都是有局限的,荀子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解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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