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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恩林:论儒学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

更新时间:2022-01-22 19:43:20
作者: 董恩林  
二、儒学在中国传统学术分类中与其它诸子不在一个平面

   首先,在中国传统文献分类同时又是学术分类中,从刘向《七略》到《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六分法,从《隋书·经籍志》等正史到《四库全书》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中国历代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和各种公私书目文献都把儒家学说赖以为据的十三经专列为一部,为中华学术文化之首;另列“儒家”于诸子类之首,列入“儒家”类的都是孔门后学及其信徒论述儒家内圣外王理论的专著,如《荀子》、《春秋繁露》、《二程全书》、《朱子语类》、《新语》、《法言》、《潜夫论》等等;即把传统经典与儒家区分开来,经学之名由此而生。同时,历代正史《儒林传》,从《史记》到《隋书·经籍志》所列人物全是经学大家,从《旧唐书·经籍志》到《清史稿·艺文志》所列人物绝大多数为经学家。其中,《元史》明确指出:“前代史传,皆以儒学之士,分而为二:以经艺专门者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为文苑。”所谓“经艺专门”即指经学专家。《宋史》则分《儒林传》《道学传》,前者专列经学家,后者专列理学大家周、张、程、朱等。同时,自汉代起,凡史称“好儒学”、“明儒学”、“尚儒学”、“以儒学称”、“以儒学名”、“儒学起家”者,绝大多数是指精通经学。如《后汉书》卷二八下《冯豹传》:“豹字仲文,年十二,……长好儒学,以《诗》、《春秋》教丽山下。”又如《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绾传》载当时科举考试情况:“试日,差诸司有儒学者对问,每经问义十条,问毕对策三道。”“有儒学者对问”就是请精通经学的官员担任考官面试考生经义。考《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载:“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这些说明,一,包括儒家圣经《论语》《孟子》在内的十三经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基本经典,是国家和民族意识形态的体现,与诸子不在一个文化层面上;二,秦汉以来所谓儒学,是最正统的解经之学,包括六经整理注疏之学、内圣外王之道的理论阐释两个基本内涵,前者即所谓“儒术”,后者即所谓“师道”,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三,由于经学处于中国思想文化体系之首,故传承经学最为正宗的“儒家”虽列于诸子,其学说却不能视为一家一派之学。实际上,《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儒林传》“叙”扼要分析了这种“师道”、“儒术”历夏、商、周迄于明末的来龙去脉和分合演进,很值得我们注意:

   昔周公制礼,太宰九两系邦国,三曰师,四曰儒;复于司徒本俗联以师儒。师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艺教民。分合同异,周初已然矣。数百年后,周礼在鲁,儒术为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与艺合,兼备师儒。颜、曾所传,以道兼艺;游、夏之徒,以艺兼道。定、哀之间,儒术极醇,无少差缪者此也。荀卿着论,儒术已乖。然六经传说,各有师授。秦弃儒籍,入汉复兴,虽黄老、刑名犹复淆杂。迨孝武尽黜百家,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矣。东汉以后,学徒数万,章句渐疏。高名善士,半入党流。迄乎魏、晋,儒风盖已衰矣。司马、班、范,皆以《儒林》立传,叙述经师家法,授受秩然。虽于《周礼》师教未尽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时植教,祖述经说,文饰章疏,皆与《儒林传》相出入。是以朝秉纲常,士敦名节,拯衰销逆,多历年所,则周、鲁儒学之效也。……至隋、唐《五经正义》成,而儒者鲜以专家古学相授受焉。宋初名臣,皆敦道谊,濂、洛以后,遂启紫阳,阐发心性,分析道理,孔、孟学行不明着于天下哉!《宋史》以《道学》、《儒林》分为二传,不知此即《周礼》师、儒之异,后人创分,而暗合周道也。……终明之世,学案百出,而经训家法,寂然无闻。揆之《周礼》,有师无儒,空疏甚矣。……是故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

   这就是说,西周以来,师教德行,儒传六艺。至春秋孔子学派兼充师儒,备传道艺。秦汉以降,儒术盛行,师道则废;宋明之际,师道始复,儒术又替。

   其次,司马迁及其父亲司马谈的思想无疑是倾向于黄老道家之学的,但他们在《史记》中仍然将孔子及其弟子之事系之以《世家》,其它诸子包括老子在内则用《列传》体例;历代正史均有“儒林传”记载经学家的生平事迹及其经学著作,其它诸子则没有这样的专传。这些表明,在历代正史中,在历代官方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中,儒家与其它诸子同样是处于不同层次和位置的。

   其三,中国历代学校,从中央到地方,教育课程都以经学为主,都把五经、十三经及由此而派生的《三字经》《弟子规》等童蒙读物作为学校主要教材。《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崇宁间,诸州置武学,立《考选升贡法》,仿儒学制。”可见最迟从宋代开始,已直接把学校称为“儒学”。从元代开始,更是直接将地方各级学校改称“儒学”,设各级儒学提举司,置儒学正、儒学教授等师职,并推广到边疆地区,在各民族地区都普遍设立了儒学。明清两代沿用不改。

   这些足以说明,在中国历史上,儒学不仅是官方意识形态,也是社会意识形态,始终处于中央和地方学校教育的主导地位,与其它诸子学不可同日而语。故称“儒家”为一派尚可,称“儒学”为一派是不科学、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儒学基本内涵自上古以来“一以贯之”

   儒学的“师道”(内圣外王之学)、“儒术”(经学)的基本理论和内涵,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是“一以贯之”的。这个“一以贯之”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儒学基本理论与内涵并非单纯是孔子、孟子等圣贤的个人发明、创造,而是中华先民自原始以来在中原大地累积而成;二是儒学基本理论与内涵数千年来不仅是作为一家一派的学说在宣扬,同时也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民族意识形态在传承、在普及、在授受,并形成了官、学、民认可的“一以贯之”延续不断的“道统”。

   首先我们看儒学基本理念来自中华先民的脉络。

   重视“德行”是儒学特点之一,所谓“内圣”主要是指个人修身崇德。我们仅以孔子之前的《周易》《诗经》《尚书》《周礼》《仪礼》为例,其中“德”字出现434次。《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疏:“六十四卦悉为修德防患之事,但于此九卦,最是修德之甚,故特举以言焉。”《尚书·尧典》载尧的政治纲领是“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是儒家“大学之道”的最初版本。《尚书·大禹谟》载舜、禹的为政信念是:“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尚书·仲虺之诰》:“德日新,万邦惟怀。”尤其《尚书》所载伊尹作《咸有一德》篇,充分说明了“纯一之德”“日新其德”在修身治国方面的重要作用。《礼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这是儒家“日新其德”重要思想的来源。《尚书·泰誓上》:“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尚书·洪范》则具体列出三德范畴:“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尚书·蔡仲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周礼》之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及三德“至德”“敏德”“孝德”上文已述,其所载各级官民“修德学道”的“德行道艺”标准和考核方法相当详备。

   儒学的两大主要理论是仁学与礼学,仁学是关于做人的心理方面的原理,礼学是关于做人的行为方面的规范。故“仁”与“义”是儒学重要范畴,在孔子以前的五经中已多次出现,如《周易·说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诗经·国风》“询美且仁”,“其人美且仁。”《尚书·太甲》:“惟天无亲,克敬唯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尚书·泰誓》:“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尚书·仲虺之诰》:“克宽克仁,彰信兆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尚书·武成》:“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毕命》:“惟德惟义,时乃大训。”《周礼·天官·冡宰》:“会其什伍而教之道义。”《周礼》“六德”之一便是“仁”、“义”,等等。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有《唐虞之道》一篇,其言曰:“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让。孝之方,爱天下之民;让之□(缺字),世无隐德。孝,仁之冕也;让,义之至也。六帝兴于古,咸由此也。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爱亲尊贤,虞舜其人也。”儒家“仁”“义”“孝”“亲”“贤”“德”概念都在其中。

   至于礼学,有《周礼》《仪礼》《礼记》《大戴礼记》在,明白昭示着儒家礼学是在夏、啇、周三代礼制基础上综合提炼而成的。其中周礼是儒家礼学的主要蓝本,也吸收了夏商二代的礼学精华。这一点,孔子早就多次明确指出过。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为政》)《礼记·中庸》:“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为什么只从周而不从殷呢?孔子也有过具体说明,如《礼记·檀弓下》:“殷既封而吊,周反哭而吊。孔子曰:殷已悫,吾从周。”《礼记·坊记》:“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从周。”当然,孔子也并非全从周,对于殷代礼学合理因素,他是吸收的,如《礼记·檀弓下》即记载:“殷练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唐虞时代已初具礼乐,如尧命舜摄政,“修五礼”。《尚书·尧典》载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马融注:“三礼,天神、地祗、人鬼之礼。”郑玄注:“三礼,天事、地事、人事之礼。”舜又命伯夷典三礼,为秩宗。《礼记·祭统》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急于祭。”“祭礼”以祭祀天神、地祗、人鬼三元系列神为内容,故又统称“三礼”。故孔子言:“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礼记·哀公问》)

   大量史料证明,儒家“中庸”理论是商周以来中和思想的继承和总结,中和思想源远流长,它比“礼”“仁”范畴的来源更为古老。“中”字之义为和,中和思想盛行于夏、商、周三代。《尚书·大禹谟》:“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帝曰: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帝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不管这“十六字心法”如何解释,其“中”为中和、中正之意是无疑的。《尚书·仲虺之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尚书·毕命》:“惟君陈克和厥中。”所以,《礼记·中庸》对它作了高度的概括,那就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值得注意的是,凝聚儒家最核心思想的《大学》《中庸》各自前面的一章叙述儒家“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性、道、教、慎独、中和等最基本理论和理念,后面则用大量篇幅,遍引《尚书》《诗经》等先秦典籍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圣贤的语言与事迹来说明这些思想的深远来源,以表明孔孟儒家继承的是中华民族“列祖列宗”、“大圣”“大智”的智慧与思想。

正因为儒学涵盖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处于国家思想文化与教育的正统地位,所以她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道统说。从孔子、孟子开始,便十分强调这种道统,即强调自己思想理论的继承性、传统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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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子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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