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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斌欢:从何而来的“大神”:日结体制与悬浮社会

更新时间:2022-01-22 16:42:00
作者: 黄斌欢  
摘要:本文聚焦"大神"所身处的劳动体制及劳动者的社会形态,并将之放在"世界工厂"劳动体制的序列中。"大神"的劳动体制可归结为"日结体制",年轻的劳动者无法顺利组建家庭和完成成年转型,从而无法保全其正常的社会形态。日结体制的突出特征在于劳动者"悬浮"的社会形态,其形成与劳动者社会经历密切关联,包括劳工家庭组织瓦解、农村社区空心化、城市工作不稳定及社区生活漂泊离散等,展现了劳动者社会再生产的代际效应。日结劳动体制与中国"世界工厂"场景之下的其他劳动体制都有明显不同,是"世界工厂"所导致的劳动力不稳定状况极致化的体现。

   关键词:日结体制;悬浮社会;劳动体制;社会形态;代际变迁

  

  

  

伴随“三和人才市场”等相关影视作品的出现,“大神”作为一种新的劳动者形态逐渐进入大众及学术界的视野。“大神”现象以“三和大神”为典型,最早发源于深圳景乐新村,但是辐射范围早已超出了深圳。百度贴吧“龙华吧”流传着一句话:“三和模式已经传到大江南北,深圳果然是试验田”,贴吧内大神们在线交流全国各地适合“瘫痪”的地点,包括北京马驹桥、上海车墩、苏州三里桥、昆山中华园等十数个“基地”。不仅如此,即便普通的新工人身上,也或多或少带有了“大神”的特征,眼下流传的“躺平”“佛系”即是对这种打工人特征的戏谑反映。这些状况提示我们:“三和大神”尽管仅是极少数人的面貌,却与当下新工人群体之间存在诸多联系。

   已有关于三和青年的研究多侧重以白描的方式铺陈“大神”的面貌,或者认为其是微观环境的产物,较少关注“大神”与整体社会环境的关系(田丰、林凯玄,2020;韩彦超,2021;张锡明、程福财,2021;谢素军,2021;赵巍,2021)。本文将“大神”现象放在劳工研究的总体脉络中,刻画其劳动体制与社会形态的面貌,并与中国“世界工厂”的诸多劳动体制进行对照。在本文看来,“大神”及“日结体制”是中国“世界工厂”劳动体制逻辑演进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背后是新一代劳工群体类似的社会经历和劳动及城市化遭遇。就此而言,研究“大神”的问题,不仅指向“大神”本身,更是对当下新工人命运的深刻关切。

  

   一、不稳定劳动、社会经历与农民工的主体转向

  

   (一)城市化与农民工的不稳定劳动

   一直以来,中国农民工的“不稳定”劳动一直广受关注。农民工劳动形态、雇用关系、劳动保护一直都以非正规的方式呈现(周大鸣,2007;黄宗智,2009,2013;苏熠慧、姚建华,2019;汪德华,2020)。早期这一议题基于“社会适应”或“城市适应”的范式展开,人们关注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在城市工厂中的适应与融入状况,并试图从“市民化”的角度去进行政策倡导,期待农民工能够顺利实现城市融入(周晓虹,1998;江立华,2003;郭星华、姜华,2009)。不过,学界很快发现线性的适应逻辑并非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后的必然逻辑,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是一种复杂和多元并存的局面,因此强调从实践感出发、挖掘其中传统与现代并存的折中路径成为一个必要的方法论(符平,2006)。

   但是伴随农民工劳动体制的持续和劳动力的代际变迁,不同代际农民工城市适应状况不仅没有增量改善,甚至呈现悖论性的“逆行”现象:理论上,年龄更低的农民工具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更强的技能水平、更高的城市化期待,应当具有更好的适应能力,但是现实中其适应性却更差,突出地表现在年龄越低的农民工工作稳定性越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3a)。尽管他们并未离开城市、回到农村,但是他们在城市中的更加漂泊、不断开展“跳跃式”换工的行为(黄斌欢,2013)。“双重脱嵌”“双重边缘化”等概念即是对这一状况而产生的有效理解框架(朱妍、李煜,2013;何绍辉,2013;黄斌欢,2014)。这些分析呈现了农民工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却未顺利实现城市化的中间状态或者暂居状态。在21世纪的头十年,这种频繁换工已经初现端倪;而到第二个十年,这种现象愈演愈烈。“三和大神”即是这种城市适应“逆行”现象的极端体现。

   李静君(2018)在回顾中国新工人研究中,提出了关切“不稳定”劳动的三个谱系,即承认、规制以及社会再生产。她认为不仅应关注法律承认、国家规制等正式的劳动关系维度,更应将社会再生产的维度纳入其中。劳动的非正规化和不稳定化不仅发生在工作与生产场域,也与照料及生活供给(“社会再生产”)密不可分。大神现象的出现,提示我们在理解不稳定劳动时,应当引入并充分凸显社会形态的视角。

   (二)劳动体制对农民工社会形态的影响

   对不稳定劳动中社会形态的关注与劳动过程研究从“生产”到“生活”的转向不谋而合。“社会转向”意味着工人和资本家的交锋从生产领域扩展至生活领域,后者逐渐成为二者交锋的前沿。例如,族群、地域等因素,既可以为工人所利用以促进工人团结,亦可为资本家所利用以分化工人(Chakrabarty, 1989)。而本土的劳动社会学研究界也已旗帜鲜明地提出从“生产”到“生活”的转向(汪建华,2015),具体的社会因素和社会体系对于工人团结非常重要,需要关注“塑造新工人”的具体熔炉和不同工人各自不同的锻造过程(沈原,2006)。

   正是在这样的倡导下,关注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内部的不同劳动体制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研究发现,在相同的劳动过程和市场竞争压力之下,围绕国家干预尤其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不同特征,会产生出不同的劳动体制,如“有组织的依赖”和“无组织的专制”(Lee, 1998,1999)、在大规模代工厂内出现的“宿舍 劳动体制”“准军事化的工厂专制主义政体”(郭于华等,2011)、在自雇群体身上所出现的“自我劳动政体”(黄志辉,2013;郑广怀等,2015)、在内迁工厂中所施行的“再嵌入/内地劳动体制”(Paik, 2014;黄斌欢、徐美龄,2015;汪建华,2017;邓建邦,2017)、内地留守妇女的兼业劳动的外发体制(黄岩、胡侦,2020;陈义媛,2020)等。在这些研究中,社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塑造了工人的某种特性(尤其是可观测到的劳动习惯和主体特征),又在工人的行动中起到了某些作用。

   这一研究转向的难点在于如何定义及捕捉劳动者的“社会”形态。何谓“社会”?在研究者眼里,社会或者意味着族群,或者肤色,或者性别,或者地域,或者宗教信仰……总而言之,社会意味着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要素。不仅如此,社会还往往指向资本和工人的互动过程中起着某种作用的要素,不管是性别、宗教信仰、地缘还是族群,工人利用这种要素来进行个体团结,而资方也可能利用其来瓦解工人的抗争行动。这样的观察自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劳动现象的理解,但是正如已有研究指出的,过于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进行理解,“看到了蜘蛛网的线,却忽略了线与线之间的想象和象征空间”(林蔼云,2006),人们的认同、信仰乃至主体性,以及其他社会中看不见的因素容易被遗漏。

   (三)本文的分析框架:社会经历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转向

   传统农民工的典型形象是勤勤恳恳、吃苦耐劳、坚韧、驯服且任劳任怨。而21世纪的最初几年,人们发现新工人开始具备一些“新特性”:在工作上的耐受力更低、隐忍的动力更弱、更加漂泊不定,“新工人”的议题就此提出(王春光,2001)。学界对工人劳动表现的代际变化已有诸多发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3b; 汪建华,2015;纪竞垚、刘守英,2019),但是这一重要“转向”的内在原因与过程却还有待更进一步的解释。从社会经历和社会化等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转变过程进行解释,由此成为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潘璐,2020)。

   本文从劳动者社会经历的角度,观察工人生成的过程,寻找那些看不见的却在实实在在地塑造和影响他们的因素以及在这种经历下所生成的农民工主体性。“经历”之重要性,汤普森(2001)讲得非常清楚:当一批人总结共同的经历的经验(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的),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时,阶级就产生了。社会经历更倾向于从流动而非固定的角度看待类似“阶级”这样的宏大概念,“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经历强调过程性而非最终的目的地,采用过程的视角来观看历史后果,“历史关系是一股流,若企图让它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静止下来并分析它的结构,那它就根本不可分析”;阶级主体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产生并沉淀,“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汤普森,2001)。

   本文将以“大神”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极端典型,借用生产体制的理论进行概念化探讨,进而解释其转变和内在主体性的产生过程,努力带回新工人成长过程中的社会经历因素,并突出不同代际农民工社会经历的比较,以此展现工人主体性的转向过程。研究资料来自笔者及研究团队2017—2020年间在深圳龙华、龙岗、宝安等工业地带所进行的实地调查和互联网民族志研究。在此期间,我们多次进入三和进行实地观察,在成功搭建联系后,在互联网上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踪访谈。除此之外,团队还采用网络民族志的方式,在“大神”集中的网络社群(百度贴吧-三和大神吧及龙华吧、QQ群内)对他们的言论及行为进行观察记录,由此了解大神的行为特征、行动动因、心理状态、社会态度。

  

   二、日结体制:大神劳动的社会学素描

  

   随着媒体关注的加深,“大神”的形象已多少为社会大众所知悉。在本文中,我们将根据劳动体制理论,围绕“大神”的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市场竞争和国家介入等方面,刻画其社会学特征,对这一群体的社会形态进行素描。总体而言,这一群体的劳动体制可以归结为“日结劳动体制”,与学界已研究的各种劳动体制相比,有其独特之处。

   (一)日结劳动:“做一天玩三天”

三和人才市场附近,充斥着招工广告与熙熙攘攘的人流。三和人才市场隔壁的海新信人力资源市场门口是日结工聚集地,每天早上五六点,天还没亮,便会有中介来招工,届时已有大批求职者在场等待。日结工作需要的大多数是无技术含量的体力杂工,比如酒店服务员、分拣快递、临时保安和工地搬砖等,薪资在每小时15元上下浮动。因其当日结算工资、来钱快、做完第二天可以休息的特性,非常受“大神”们欢迎。抢到日结的“大神们”十几个人挤在一辆面包车里,被送去工作地点,没抢到日结的“大神们”则继续观望下一轮招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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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hanzhir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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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发展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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