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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轩鸽:政治哲学的当代使命与新探索

——《权力与权威——政治哲学若干重要问题》阅读札记

更新时间:2022-01-20 15:45:23
作者: 姚轩鸽  
固然需要良好的制度保障,也需要每一个个体的争取与努力。

   (四) 政治哲学研究要以平等、公平和正义作为国家治理的“根本道德标准”与重要课题

   俞可平教授指出:“正义是人类的至善和社会的首要美德,它集中了人类一切美好的理想。人类既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生存环境;人类也是一个道德共同体,拥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平等、公平和正义,便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也正如亚当·斯密所论:“与其说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是这种基础。虽然没有仁慈之心,社会也可以存在于一种不很令人愉快的状态之中,但是不义行为的盛行却肯定会彻底毁掉它。”还正如罗尔斯所言:“直言之,就是因为‘作为人类至善的正义’,既是‘基于人类的良知和理性’,更是‘自然秩序在社会领域的体现,’‘也是立国之本。’”关键在于,“正义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提供了根本的价值和目标,指明了人类前进的方向”,同时“还在于它为人类评价自身的善恶提供了终极的道德标准”。

   “平等、公平和正义”决定社会基本权利与义务的交换和分配体系基础结构之稳定。它既决定国民与国家之间基本权利与义务交换和分配的完全平等与否,也关系国民与国家之间非基本权利与义务交换和分配的比例平等与否。无疑,这些根本的权利与义务交换越是符合平等、公平和正义,权利与义务层面的利害冲突便越小,社会基本生活秩序便越和谐,越有助于每个国民尊严与幸福的实现,可满足每个国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相反,如果这些基本、根本的权利与义务交换和关系越背离平等、公平和正义原则,权利与义务领域的利害冲突便越大,甚至动摇整个社会的基本生活秩序,消减每个国民的尊严与幸福感,无法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个国民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换句话说,平等、公平和正义原则的制度性“嵌入”程度深浅与大小,直接决定一个国家内外利害关系的总体和谐水平,且直接影响一个社会基本生活秩序的稳定程度,由此足见平等、公平和正义在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假如一个社会失去了这个基本利益的基础性、结构性保障,其基本生活秩序便无法得到有效保证,人的尊严和幸福的实现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必须指出的是,平等、公平和正义尽管如此重要和根本,都不是政治哲学和国家治理研究的终极目的,也不是判定国家治理善恶得失的终极标准。因为终极目的或标准只能有一个,这就是人的尊严、幸福和权利。或许正因为如此,俞可平教授甚至将平等、公平和正义及人的尊严和幸福并列为政治哲学和国家治理的“终极目的”和标准。他说:“正义成为人类的至善,还在于它为人类评价自身的善恶提供了终极的道德标准。”当然,此说或值得进一步商榷。

   (五) 政治哲学研究要自觉借鉴古今中外的善治思想智慧

   《权力与权威》全书共九章,其中借鉴汲取古今中外国家治理的思想智慧与资源的内容有五章之多。第四章:“最好政体与最坏政体——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及其政体观再评”,其重点在于汲取域外善治政体思想智慧与资源。该章在对亚里士多德优良政体或理想政体思想进行系统分析后指出,人类最佳政体有三个必备要素:一是“最好的政体必须由最好的人来统治”,二是“最好的政体必须有最好的治理”,三是“最优良的政体一定要使全体公民拥有幸福美好的生活”。第五章“专制还是共和:马基雅维里悖论解析”,旨在通过对马基雅维里颇受争议的国家统治思想之辨析,从正反两个方面汲取其有益的“善治”思想智慧,以期为新政治哲学的探索汲取学术营养。“他既先知般地发现了人类政治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又深刻地洞察了现实政治的策略和权谋。与他的思想悖论相一致,马基雅维里留下了两份截然不同的遗产。一份是积极的遗产,顺应人类社会的进步潮流,包括崇尚人类理性,倡导民主共和,维护政治自由,增进公共利益和弘扬爱国主义。另一份是消极的遗产,偏离人类理性和文明的主流,包括贪婪自私、不择手段、言而无信、欺诈陷害、暴力专制、投机钻营、残酷无情。”第六章“周朝国家形态——《逸周书》的解读”,则从本土国家统治的源头处,也就是从治国理政的秩序、礼仪法制、善政、兴亡之鉴等方面,汲取古代治国理政者在“非权力”运用方面的思想营养。“一般而言,政府应当行使五个重要职能:维持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的社会公共秩序;抵御外敌入侵,维护国家的领土安全;保障和增进国民的基本权益;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今天,我们研究周朝的国家形态和礼法体系,对于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仍然有其重大意义。”同理,第七章“死人的政治还是活人的政治———谥法的政治学意义”,也意在从本土传统治国理政的历史中,汲取“非权力”统治方面的思想智慧与艺术。“在传统中国,谥法是核心的政治制度之一。”这意味着统治者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握,可借助非权力力量,实现统治的功能与作用。关于这一点,加尔布雷斯曾指出:“这些仪式本身就是一种使用权力的行为,一如对下级的指示,部队的命令、法庭判决的通知。”而俞可平教授指出:“教育系统和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使人们经常考虑与类似服从相联系的信仰制约,并把教育和媒介作为一种公开的赢得服从的方式而与权力的运用联系起来。”“控制话语权一方面可以营造有利于现存政权的舆论氛围,教育和引导民众自觉接受统治阶级的核心政治价值,从而维护既定的政治秩序;另一方面可以防止不利于统治阶级的言论和思想的流传,将对立的和不同的政治意见消灭于萌芽状态。控制话语权需要‘堵’和‘疏’两方面的结合,高明的统治者往往以疏为主。”而第八章“俄罗斯民主:中国学者的视角”,则意在从与中国有过相似国家统治经历的俄罗斯实践中,汲取正反两个方面的思想资源以及现实教训与经验。书中认为,俄罗斯对中国的启示在于:“民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是各种不同文明体系的共同政治追求;民主化依然是世界潮流,不断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国的必然趋势。”问题仅在于:“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各不相同,每个国家的民主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毋庸置疑,这些思想资源的梳理与汲取,都是现代政治哲学实现新突破必不可少的学术营养,特别是从反面资源中汲取的思想智慧更是不可或缺。

   (六) 政治哲学研究应该注意理想目标追求与现实可操作性的平衡协调

   政治哲学是一门研究理想政治制度制定与选择方法的学问。理想目标的实现与现实条件和途径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即使制定出了优良、科学、完备的政治制度规范,也会因为具体时空境遇,如国情、世情等要素的存在,影响理想制度目标实现的路径选择或进程快慢。事实上,对理想政治制度目标的探索与设计,是政治哲学存在的基本价值和目标所在。但是,要真正落实这些理想目标,比如善政目标、好的政体目标,则会受制于各种历史与现实条件,存在各种变数与不确定性。况且,由于现实的复杂性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包括由于各种积极与消极性的交互作用所构成的不确定性,美好理想制度的实现,更需要客观理性等高超的平衡策略与艺术。凡此种种,显然既可能有效推进和加速理想政治制度的实现,最大限度地保护每一个国民的尊严和幸福,将国家治理的风险和阻力降到最低,也可能阻滞美好理想制度的实现进程,特别是在缺乏理性、艺术的平衡策略之时。

   就《权力与权威》而言,一方面,俞可平教授矢志基于科学理性的学术精神与良知,长期在政治哲学园地掘进和探索,寻求善治的理想目标与标准。另一方面,他也在如何推进优良政治制度实现的实践举措方面,十分注重理想与现实的协调,重视策略性与艺术性的平衡,并韧性地坚守和推进。比如,在“幸福与尊严”的推进与实施方面,俞可平教授明确主张:“在全球化和网络时代,我们既要强调中国特色,但更不可离开人类文明的大道。中华文明要融入人类文明的主流,必须坚定不移地追求幸福、公正、自由、尊严这些人类的基本价值,同时将中华文明的特质有机地融入这些价值之中,从而推动中国和世界文明的进步。”“这些人类普遍价值(理想——笔者注)的具体内容、实现途径、表现形式和实践意义,则因具体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条件而各不相同。”同样,在中国民主制度的推进策略与建议方面,在如何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对策方面,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举措方面,在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影响及对策建议等方面,俞可平教授都比较注重政治哲学理想与现实的平衡与协调。

   简言之,《权力与权威》涉及的若干政治哲学重要问题,在现代政治哲学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属于政治哲学研究的“公理性”问题。因为“严肃认真地研究政治学的公理,研究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不仅是推动政治学发展的学术需要,也是推进我国政治改革的实际需要”。

   正是基于上述探索与思考,《权力与权威》有以下五大特点值得关注和重视。

   1.择善固执,满怀学术助益社会的个体良知与公共情怀

   一切学术研究者,特别是政治哲学研究者,更应具有明确清晰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而且,学者的个体良知与公共情怀,是完成其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的重要因素。正如邓实先生在《国学讲习记》中所言,因为“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因为学者的真正使命就在于:“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学者的)进步决定着人类发展的一切其他领域的进步;他应该永远走在其他领域的前头,以便为他们开辟道路,研究这条道路,引导他们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学者丧失了个体良知与公共情怀,就不仅无法完成个体的学术使命与责任,而且大概率会误入歧途,既浪费个体生命资源,也违背学术增进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终极目的,甚至为虎作伥,贻害社会。正如拉贝莱所言:“学术无良知就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

   而《权力与权威》不仅认同和坚守这种学术理念和理想,而且满怀学术助益社会的个体良知与公共情怀,一直在默默坚守这一学术精神。俞可平教授指出:“作为社会科学基础学科之一的政治学,不仅是人类不可缺少的专门知识体系,而且凝聚着人类的政治智慧;不仅肩负传承人类政治知识的责任,而且承载着促进人类政治文明的使命;不仅事关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而且事关中华民族的民主进步。中国的政治学者要不辱这门学科的使命,不仅要把政治学教学和研究当作一种职业,更要把它当作一种事业。”“作为一种事业的政治学,要求政治学从业者具有一种自觉地投身于学术繁荣和政治进步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努力提高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化、专业化、学术化和全球化程度。”这是因为,作为政治哲学研究者的个体良知与公共情怀,会深层次影响其学术价值追求的方向,以及其学术成果的最终品质。凡是满怀个体良知与公共情怀的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其当下或未来的学术影响与社会功德,都值得期待和重视。反之,大多会背离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沦落为学术垃圾或垃圾学术。显然,《权力与权威》的学术影响与社会功德是值得重点期待和重视的。

   2.制心一处,在国家治理的“大节”与“核心”处用功,学术功德可期

任何国家治理体系,无疑都是一个相互叠加互动的巨大系统,由无数要素和细节构成。但是,决定国家治理成败优劣的,一定是“大节”,而绝不会是“细节”。所谓“细节决定成败”,一定特指某个具体、简单的事物。而且,即使“细节决定成败”,也一定是“大节”处的细节或可决定成败。也就是说,就治国理政这种复杂的巨大系统而言,唯有把握“大节”,方可决定是善政还是恶政、是“善治”还是“恶治”、是增进每个国民的尊严和幸福还是消减每个国民的尊严和幸福。要实现国家的善治、善政,就必须紧扣“权力和权威”这个根本与关键要素,并以此重点问题为导向进行深度探索。唯有如此,方可提纲挈领,纲举目张,事半功倍,提升善治的总体效率,实现善治的终极目的,增进每个国民的尊严与幸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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