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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追寻意义的思想过程——陈少明先生答《学衡》

更新时间:2022-01-20 15:42:04
作者: 陈少明 (进入专栏)  

  

   受访者:陈少明(教授)

   采访者:龙涌霖(助理研究员)

  

   编者按:陈少明先生是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不但在经典解释、哲学史方法论与知识论、作为生活方式的古典哲学等层面成就斐然,还致力于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省思,其哲学研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获得学界的普遍好评。2021年下半年,陈少明先生在北京大学文研院做访问学者,多次受邀讲学、研讨,引起热烈反响。际兹良缘,《学衡》辑刊编辑部得遂仰慕之忱,特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龙涌霖助理研究员,围绕学术经历、治学经验、学术视野、教学经验等方面对陈先生进行访谈,以飨读者。

  

   陈少明,1958年生,广东省汕头市人。1982年获历史学士学位,1986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同年留中山大学哲学系任教。1997年为哲学系教授,1998年任博士生导师,2009年获广东省“珠江学者”中国哲学特聘教授,2015年获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第八届、第九届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人文科学方法论研究,承担《论语》研读、《庄子》研读、哲学史方法论、中国哲学导论、近现代中国哲学等课程。先后在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担任客座研究员、访问学者。出版专著《儒学的现代转折》、《汉宋学术与现代思想》、《等待刺猬》、《〈齐物论〉及其影响》、《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仁义之间——陈少明学术论集》、《走向后经学时代》、《梦觉之间——〈庄子〉思辨录》九种,合著《被解释的传统——近代思想史新论》、《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两种,编有《经典与解释》《现代性与传统学术》《体知与人文学》《思史之间 ——〈论语〉的观念史释读》《情理之间》等文集多种。

   龙涌霖,1991年生,广东省潮州市人。201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导师为陈少明教授。2019年至2021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儒学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合作导师为干春松教授。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如果有什么内在动力,那就是经常想寻找有趣的问题

   龙涌霖:您今年下半年在北京大学文研院做访问学者。半年来,您为北京学界带来了多场精彩的讲座,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您是否可以谈谈您这段时间在文研院的经历,以及您对北京大学乃至北京学界的感受?

   陈少明:是的,很荣幸成为北大文研院2021年秋季访问学者。按计划,我参与16位同期来自不同学科学者的报告会。每人讲2次,包括学术论题与治学经验,一共32次。我的题目是,《精神世界中的空间向度》和《我为什么讨论〈兰亭序〉?》。这一连串非常切实、富于启发的交流,还有精心准备的信息传播,均得益于文研院的安排。文研院院长邓小南老师、渠敬东教授的品味、眼界和能力,都令人钦佩。这是我所向往的高水平组织的人文社科研究机构。当然,这方面北大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首先是帮助我加强与北大哲学系朋友们的联系,这既是我的计划,也是文研院对来访学者的期望。访问期间被安排主讲了哲学系主办的两个讲座,一个是“虚云讲座”,报告题目是《物、人格与历史》;另一个是“严复学术讲座”,报告题目是《道器形上学新论》。今年适逢北大首任校长严复逝世100周年,能在这个场合向这位伟大的思想前辈致敬,倍感荣幸。至于在其它高校和社科院的报告,则是计划外的。不过,在问答互动或其它交流的过程中,我向学界同仁甚至学生学到很多东西,同时也感受到北京整体学术力量的绝对优势。

   龙涌霖:时间放长来看,您在八十年代已经在学界崭露头角,那时您的成长也与当时的“文化热”有关。这么多年来,您的研究领域和重心一直在更新,从讨论儒学的现代转折开始,到研究《齐物论》的解释史问题,到关注《论语》的经典世界,发掘忧、乐、耻、惑等传统意识的现象学意义,再到对经典问题和观念(如小大之辩、仁义之间)的哲学阐发,以及最近对物与精神世界的逻辑构建,等等。请问在这其中,您是否有一贯的问题意识作为您不断开拓的原动力?

   陈少明:我是77级的,读书(包括本科与研究生)主要是在80年代上半期。硕士毕业后就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工作,恰好就是所谓“文化热”的时候。对于“文化热”,我的理解是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政治背景下,以当时所了解到的西学为参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热潮。这种反思包括两种互不协调的倾向,一是继续五四以来从启蒙的立场反传统,一是对反传统特别是文革式的反传统的批评。后者也与港台新儒家的影响有关,甚至90年代以后的“国学热”也由此而来。这些不同的声音对我都有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我的硕士论文《康德哲学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还有《儒学的现代转折》一书上。

   在那个年代进入传统学术领域的人,如果是自觉的选择,多半不是为了做某种文史专家,而是基于对文化的某种立场或热情。我的情形也差不多。这部分解释了我没有长期在特定学术园地耕耘的原因。当然,也有偶然的因素。例如在世纪之交转向《庄子》,就是因为陈鼓应老师的“诱惑”。这一点,我在《〈齐物论〉及其影响》的再版后记中有具体的交代。一个人转移课题或领域的动力,可以来自社会,也可以基于知识的内在驱动。我可能也兼而有之。不同于那些潜沉专注的学者,我不会长时间在一个地方重复劳动。如果有什么内在动力,那就是经常想寻找有趣的问题,或者想把问题做得更有趣。追求创造性可能是创造力的前提,至于是否有真正的创造,那是另外的问题。

   龙涌霖:您的博士导师是杜维明先生和冯达文先生。您认为自己哪方面受到他们的影响?您是否也方便谈谈您与硕士导师丁宝兰先生的交往?此外,还有哪些学界前辈对您影响较大?

   陈少明:丁宝兰先生是中山大学原校长许崇清先生的学生,学教育学。据说反右时被划成“右派”,60年哲学系复办后,到哲学系任教。他很有风度,但言行极谨慎。记得有一次课堂讨论,他问我们对“两个对子”写哲学史的看法,听到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后,很严肃的把我们批评了一顿。还有,看完我硕士论文初稿时,他提了几个问题,其中一个我还有印象的,就是要我补充引用“经典作家”对康德哲学的评论。可能是年龄与阅历的差距太大,还有相处时间不长,我对丁先生了解不深。但他对我很好,同意我写《康德哲学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毕业后让我留在他领导的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室工作。这对我迈出学术生涯的第一步,非常关键。

   冯达文老师是我博士论文的导师,他写过一本谈道家哲学的《回归自然》,我选《庄子》做论文,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也可以说,冯老师成全我从近现代思想回到古代哲学的变动。冯老师对生活自然遂顺,对他人宽厚仁爱,具有古典的人格风范。中大中国哲学团队的局面,是冯老师开创的。在祝贺冯老师70寿庆文集《情理之间》的序言中,我对此有具体的表述。去年他80岁,在中大学习工作60年之际退休。冯老师退休仪式上得到了中大不同年代的师生的高度赞誉,名至实归。

   杜维明先生在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时,让我以访问研究员的名义,到哈佛东亚系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成为我学位论文的合作导师。虽然我论文选题是道家,但杜先生的影响主要是使我从此重视且认同儒家传统,这是我在进入学问领域后重要的思想变化。他对我的帮助不限于在哈佛访学期间,2000年他从美国专程回来参加我的毕业论文答辩,后来又支持我在中大举办关于比较思想史的系列研讨会。杜先生誉满天下,对我的影响,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以后会专文论述。

   对我有影响或给过我帮助的师长当然很多,这里无法一一陈述。例如,庞朴、汤一介、袁伟时、张华夏、陈方正、陈鼓应、黄俊杰等等老师,他们价值偏好、学术论域可能很不一样,但均有恩于我。这还不包括像李泽厚这样没直接交往的前辈。我写过记述庞先生的《智者的归隐》,有机会应该记述其他的老师们。

   二、把哲学理解为动词而不是名词,才会有思想训练的效果

   龙涌霖:据了解,您的第一篇有“做中国哲学”味的文章应该是《由“鱼之乐”说及“知”的问题》,当时您约43岁,在此之前很长一段岁月是在进行较为传统的中国哲学史的工作。想听听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突破”的?做哲学需要什么样的积累和条件?尤其您曾经说要“寻找自己思想出路”。

   陈少明:“做哲学史研究”到“做中国哲学”的变化,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我从历史系转读哲学系,原本是基于对哲学的兴趣。可能因为读了普列汉诺夫的几本书,如《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还有《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等,也可能是受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的影响。按理应该读西哲,但我当时觉得中国哲学容易考,先进哲学系再说。所以后来读书便不分中西。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硕士论文的选题是讨论康德在中国的影响。而读中国哲学时,又觉得除了哲学史外,只有新儒家几个人的作品是哲学著述。因此,我一边思考这种现象的成因及改变它的理由,一边试图在“做”方面有所表现。前者比较明确的论述,是《从中国哲学史研究到中国哲学创作》;后者第一次尝试就是这篇讨论“鱼之乐”的论文。

   比较而言,“做”比“说”困难得多。这很可能与我们的哲学教育有关,我们教哲学的目的主要是帮助学生判断一种哲学理论是对还是错,而非尝试自己把它“做”出来。不仅中哲情形这样,在中国学西哲者大部分也这样。另一个问题,也可能与把形而上学当成哲学的标准形态有关。它会使大多数人对它望而却步而少数人试图建立的所谓的哲学系统,又很有“民哲”色彩,即便是出自教授的手笔。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在拒斥或悬搁形而上学,要求立足经验或面对事实方面,对我很有启发。这也体现在对“鱼之乐”的讨论中。它是做庄子论文的副产品。文本中关于“知”的绕口令般的辩论,让我想起维特根斯坦《论确定性》中对“知道”与“相信”的著名区分,用这个区分对问题进行疏解,关系清楚了然。但是,庄子无法用知识证明的“鱼之乐”,为何在我们的文化中影响深远?我借鉴现象学的手法,通过人们面对各种生物受难过程的体验描述,揭示这种世界观的心理基础。论证无效的观点未必没有意义。不过,论文投稿时连连受挫。首先被刘东主编的《中国学术》拒了,理由很客气,大概是与刊物宗旨不符之类。接着投《哲学研究》,又如石沉大海。拖延一年多后,才刊于《中大学报》。这可能意味着,大家还没做好接受“做”而不是“述”的中国哲学的准备。但是,这没有影响我继续写《解惑》《明耻》等做哲学的文章。

至于做哲学应该如何准备,则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我自己就比较笨,问题在想很久后才有点眉目。如果是谈个人经验,我想有几点可说。首先读经典,这跟中国书画先临摹名作一样。而且要从摹到临,即从形象到神似,由此进入自己风格的拓展。经典提高你的眼界和基本要求,形成法度,创造才有意义。第二,读书范围不能太窄,不能只读哲学,更不能只读哲学的某个领域。因为,哲学不是哲学史,没有固定的研究对象。读书视野小,等于画地为牢。很多人几十年做学问不超过写博士论文的范围,别的行当我不敢说,做哲学肯定不行。即使做中国哲学,这样也不行。第三,读书不都是阅读研究资料,不要总想这本书对你的研究有什么用。这样想会让你少读很多书,同时即使勉强读下去,你也少乐趣且常常读不到应该读的东西。第四,不能把哲学当作某种科学理论,读书不是要寻求各种定理或命题,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思想探索的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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