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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追寻意义的思想过程——陈少明先生答《学衡》

更新时间:2022-01-20 15:42:04
作者: 陈少明 (进入专栏)  
把哲学理解为动词而不是名词,这样你才会有思想训练的效果。当然,我要声明,我不反对哲学史的学习,即使做哲学,也不能离开哲学史的资源,只是希望两者之间有个恰当的平衡。

   龙涌霖:您对西学的涉阅非常广泛,常常自称是西方哲学的“票友”。有几位西方哲人对您的影响很大,经常出现在您的作品中,如维特根斯坦、阿多、海德格尔、福柯。是否可以谈谈他们对您的致思的影响?

   陈少明:我喜欢阅读西方哲学,但相关知识修养远达不到专业研究的水平。与前面所说的一样,我的阅读基于学习的兴趣,而非想做专业研究。即使早期与张志林合写的习作《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你也可以从中看出学习“做”哲学的苗头。在西方哲学中,我对现代部分的兴趣更大,这可能也是我与西式形而上学保持距离的原因。阅读名单当然远不只这几位,不过没法细说。可以提一下维特根斯坦。第一次知道这个人,印象中是在杜任之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家评传》中。而让我印象加深的,则是舒炜光的《维特根斯坦哲学述评》。他特别提到维氏在20世纪一个人创立了两个哲学系统,而后一个系统致力于对前一个系统的批判。我读维特根斯坦的一本原著,还是一位学现象学的同学到北大图书馆帮我复印的on certainty(《论确定性》)。我对其后期哲学更有兴趣,他的深刻与明晰,不是靠复杂的术语或高深的理论,而是建立在对经验质朴的描述上。例如著名的“家族类似”概念就建立在对“游戏”的描述上。这是一种思想的“手筋”,是做哲学应当学的。

   龙涌霖:您的写作风格极具标志性,往往以优雅凝练的文章见长。请问您对摆脱教科书式的哲学书写有什么经验吗?

   陈少明:我不知道我的写作是否形成某种风格,但我强调论文不是教科书。哲学史教科书往往是对公认观点或者大多数人接受的观点的陈述,它并不着重论证的环节。论文必须提供新观点,所谓问题意识与论证意识是相辅相成的,它需要用合乎逻辑的方式把读者导入作者的思路中。论文中的逻辑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句子关系结构上,一个是思路即整篇论文各个段落的布局上。两者都要注意。论证其实是把思考中杂乱的过程整理出可以理解或说服读者的程序。我不喜欢滥用新概念,有些人的新概念只是让人觉得陌生的字眼而已,往往是用来掩饰作者无思想能力的表现。你看庄周梦蝶,或者鱼乐之辩,有什么概念吗?没有,但一点也不削弱其思想的力量。我在想,如果你不用哲学概念而能讨论哲学问题,那可能是真有原创性的表现。另外,除教科书文风外,还应该尽量避免写带有“翻译腔”的论文。总之,词语更准确些,句子短些,逻辑更清晰些。

   龙涌霖:我们看到,除了《儒学的现代转折》《〈齐物论〉及其影响》二书外,您更多是以论文集的形式出书,似乎不太喜欢做专著,请问您是怎么考虑的?

   陈少明:写论文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论文比专著要求更严谨,更能有效展示一个观点的逻辑结构。即便是专著,我也喜欢更精简的,至少从阅读的观点看是这样。可以用一篇论文表达的内容,千万不要拉成一本书。给文字注水最后会败坏你的文风。其次,由于我的很多观点包括表达方式都有“试验性”,不容易做成长篇大论。哲学不仅关注思想内容,更要关注表达方式,很多哲学观点的深浅高低,不是体现在价值取向上,而是取决于表达或论证的能力。庄子的表达方式就非常迷人。第三,学问评估方式的转变,即文科模仿自然科学的评估方式,要求在指定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并将数量作为生产能力的指标。这种方便外行管理的办法,也对知识生产有深远的影响。写论文才能完成工作量,则是无奈之举。第四,工作时间碎片化,不断的考核、填表、评选、申请,导致你没有充分的时间构思结构更复杂的论题,如果你还想保持写作的热情,也只能写短篇论文。上述四点理由或原因,前两点是积极的,后两点是消极的。不过,整体上讲,专著与专题文集,形式上各有所长,尽量发挥其优点即可。

   三、哲学是追寻意义的思想过程

   龙涌霖:在12月18日的“做中国哲学:思路、方案与实践”会议上,与会老师们对您的方法论思考提出了一些问题,可能是会议时间紧迫,您当时并未直接回应,现在是否方便作出初步的回答?归纳一下,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第一,您说您的“做中国哲学”并不以形而上学预设为前提,这是否可能?您在当时做引言时提到,您设想的意义世界的结构不是金字塔式的,而是网状的。所谓“网状”结构,本身是否也是一种形而上预设?未来您是否会对形而上学问题作一些说明?

   陈少明:非常感谢北大、清华和中大哲学系联合举办的这个工作坊,我本人除受到鼓励外,还从众多师友的评论中学到很多东西。以后我再找机会,用书面的形式回应或重新探讨相关问题。这里先简略提一下我的想法。关于不作为前提的“形而上学”,我指的是亚里斯多德意义的以“存在”为研究中心的西式哲学系统及其变种,而非中国道器结构表达的形上学。不以之为前提的意思是,不必每种哲学论述都要先建立这种理论,或者寻找一种作为其它哲学论述的推论前提。哲学的出发点是经验,而非实在论式的概念。但我不反对有人做形上学,也能欣赏其中的出色者。至于做哲学是否都预设形上学问题,还要看“预设”及“形上学”是什么意思。预设有时指以常识或自明的观念为讨论的基础,有时指作者以其所信奉的某种知识立场为前提。我的观点是,前者是无可避免的,后者则越少越有说服力。我讲的不以形上学为前提,指的就是后者。而“形上学”如果依“道器”结构的思路,那是指经验之中或经验背后的意义,形而上的意思就是对象不直接呈现在感官面前。对此,我不但没有任何异议,而且会致力于这种探讨。

   龙涌霖:第二个问题集中在“经验”的概念上。您会认为古今经验的贯通性是古代思想得以现代转化的基础。但在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或者社会学家看来,古今经验的差异性很可能是大于贯通性的。这样看来,至少不是所有古代观念都是当下能理解、有意义的。不知您会怎么回应?

   陈少明:经验是个复杂的概念,最基本的意思,一方面指行为的过程,一方面指相关过程的内在感受。有些个人的经验是偶然的,有些是相通的。后者才有可能成为人类知识。但由于经验过程包含的人、事、物诸因素的区别,经验也需要分类。例如,身体经验、语言经验、道德经验,等等。只有分类,才能让经验呈现秩序。但即使是分类,每一类中也可能有层次的区分,例如相对于汉语或英语而言,语言就是抽象的说法。汉语相对于内部各种方言来说,也是抽象的表达。其实,抽象与具体是相对的。谈哪个层次的经验,取决于谈论的目的。另外,还有综合经验的问题。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一般谈论综合经验。如果你要整体的讨论古代生活经验与现代生活经验,或者欧洲文化经验与亚洲文化经验,自然差别比可通约的因素更明显。而从使用汉语特别是汉文的经验看,如果古今不可通约,中国文化就不会形成。存在可通约的可能,是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基础。这是我寻找古今经验可融贯性的基本预设。

   龙涌霖:在文研院做访问期间,您做过几场与“物”相关的讲座。这些论题是非常吸引人的。这是否也可以视为您在形而上领域方面的努力?它在您的学思之路上是如何形成?未来有何相关研究计划?

   陈少明:关于“物”的研究,肇始于我的《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一文。提及物原本是为了拓展做中国哲学的素材范围,后来写《说器》开始有正面观察这个领域的想法,特别是注意到礼器与精神文化的关联。由此又联系到纪念品与文物的意义上来,并写了《从古雅看怀古》及《怀旧与怀古》两篇探讨精神文化现象的文章。此外,还有一篇论“心外无物”,从阳明心学出发谈心物关系的文章。个案研究应该是关于《兰亭序》的哲学分析,综合论述则是刚刚发表的《作为精神现象之“物”》。在北大文研院访问期间,因做“虚云讲座”和“严复讲座”,沿着这个思路,又做了《物、人格与历史》和《道器形上学新论》两个报告。前者由“特修斯之船”提出的物之“同一性”问题,引出“物”在人类生活中的不同身份或地位,勾画出物的谱系图。后者则归回《易传》中的“形而上学”概念,颠倒重道轻器的传统,探讨并扩展器物对人类生活的意义。虽然最后这一篇还未成文,但前后联系起来,好像有一个物的研究的思想轮廓。我不知道是无心插柳的结果,还是潜意识中被问题所牵引的产物。不过,我知道这是立足中国传统的观点。如果它算做哲学,就是做中国哲学。有机会我会再编本书。

   龙涌霖:说到您关于《兰亭序》的个案研究,您最近刊在《哲学研究》2021年第9期的《经典世界中的〈兰亭序〉》,在公众号、微信朋友圈推送时便引起很多关注,相当“出圈”。很多人没想到书法作品也可以从哲学角度读出这么一种趣味。很好奇,您当时为什么会尝试这一领域,以及怎么捕捉到这些灵感的?

   陈少明:《兰亭序》是我讨论精神文化之物的一个例证。它是史事记载,文学作品,书法艺术以及历史文物等多种身份合一的特殊对象。我的分析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借“经典世界”这个概念讨论它的出没沉浮及机遇。二是通过对临、摹技术的区分描述精神活动在书法实践中的作用及对相关作品的塑造意义。三是借临摹与文物复制的区别,揭示书法传统形成的特殊性,并由此观察精神传统中的某些侧面。我不是书法爱好者,更非书法研究者。不止一个朋友问我为什么谈论《兰亭序》,就因为他们知道我对书法是外行。选择这个问题,其实也有偶然的因素。1970年代末,我大学同宿舍的同学订了一份《文物》,里面有郭沫若认为《兰亭序》是伪作的论文,曾给我一个模糊的印象。后来大概是10来年前,旅行经过兰亭纪念地,看到大量对《兰亭序》的临摹,感到很惊奇。因为临摹者中不乏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骚人墨客,甚至高僧大德。起初我惊奇的是它的艺术影响力,其它并未深思。前年疫情中,我在写《精神世界的逻辑》时,想到把它当作说明多重时空变化的例子,就重读相关资料,结果产生一个疑问,这件在世为人所知时间并不长,且真迹早已绝世的作品,为什么会成为千古名帖?思考下去,就有了这篇论文的构思。哲学没有固定的对象,它只是理解事物的思想行为,只要你能有效的揭示对象同人类精神生活的意义,特别是揭示日常接触中人们并不注意的内在或深层联系,就是在做哲学。简言之,哲学是追寻意义的思想过程。不过,以什么为对象,取决于你的修养、关注度,或许还有偶然或外在的因素。

   龙涌霖:今年您的大著《梦觉之间:〈庄子〉思辨录》问世,为我们提供了“做中国哲学”的典范案例。但庄书之于您不仅是“尝试”的场域,您还提到过对您言说方式的塑造,是否可稍加引申?

   陈少明:这是我第二本关于《庄子》的书,第一本《〈齐物论〉及其影响》是我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它是“经典与解释”的个案研究。借《齐物论》这个核心文本解释《庄子》一书的思想结构及其形成,再扩展到对其后的哲学传统的影响,是有吸引力的思路。在20年前想摆脱哲学史的套路,解释学在国内刚兴起时,是有开拓意义的尝试。不过,从一开始,我就着迷于庄子玄妙的思想,在从事思想史写作的同时,思考其哲学问题。所以,第一篇做哲学的论文,就是以从庄子中找题材的。由此出发,断断续续近20年的写作,构成第二本书的内容。《梦觉之间:〈庄子〉思辨录》内容分四编,第一编“文本”与第四编“历史”,大致和《〈齐物论〉及其影响》略有承续关系。但第二编“思维”与第三篇“哲学”,则是新的思考。庄子的魅力不仅表现在思想内容上,更体现在思维或者论述方式中。庄子同维特根斯坦一样,对我理解什么是哲学有很深的影响。对我来说,对经验作哲学解释,比用经验证明哲学观点更有意义。重构庄子哲学,也可以看作我“做中国哲学”在道家论域中的试验。另一本《仁义之间》则是儒学方面的哲学探讨。对待儒道关系,我没有受道统观念的影响,但也不认为庄子与儒家同源,我只是把两者都当成中国文化传统中并行不悖的思想资源。

四、从揣摩经典入手学习哲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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