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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展现良好预期

更新时间:2022-01-20 15:26:56
作者: 北大国发院课题组  

  

   尽管面临着人口老龄化、贸易技术领域摩擦、新冠肺炎疫情不确定性等挑战,但刚刚过去的10年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的明显成效,现阶段新技术的创新及普遍应用,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化进程中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构成了新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因素,中国经济呈现出稳健增长的良好势头。

   中国经济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过去40年,基本上每10年是一个代表性的周期性阶段。上世纪80年代是农村改革带动的高速增长时期;90年代特别是中后期,国企改革、社保改革、银行改革、加入WTO等多项改革叠加,进入艰苦调整期。通过颇具魄力的改革和调整,奠定了本世纪前1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刚刚过去的10年,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加上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中国有望在接下来的10年甚至更长时间保持相对较高增长速度。

   经济结构调整的突出亮点

   经济再平衡

   2001年至2010年,在GDP构成中,消费占比下降约14个百分点。与之相对的是,储蓄率上升了14个百分点。投资作为GDP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依靠储蓄支持,储蓄率上升推动了投资快速增长。得益于加入WTO以及国内劳动力成本优势,这一时期商品和服务净出口占GDP比重快速上升。大量的经常项目盈余在转变为巨额外汇储备的同时,中美围绕经济再平衡、人民币汇率等经贸领域的争论和摩擦也开始出现。

   2010年后,我国经济开始再平衡。经济结构经历了明显调整,消费占比上升,储蓄和投资占比随之下降。最终消费中,主要体现在居民消费占比上升明显,而政府消费占比相对稳定。当前,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在60%以上,投资和净出口的贡献显著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不再是以外需、投资推动的经济体,国内循环已占据主导地位。

   经济结构的调整还体现在产业结构变化上。产业结构调整的一般规律是,农业部门在经济中的比例逐渐下降,第二产业的比例先上升后下降,而服务业的比例逐渐上升。用就业来衡量,加入WTO后的10年,我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员的比重上升最快,从2002年的21.4%上升至2012年的30.5%,之后开始下降,2020年为28.7%。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则从2012年的38.8%下降至2020年的30.8%。当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28%。

   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从2008年后开始回升。过去劳动力是从农业流向工业和服务业,现在则是从农业和工业流向服务业。随着服务业占比上升,劳动收入占比上升,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收入分配。国际上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差距程度,系数越高表示更小比例的人口获得了更多比例的收入。我国基尼系数在金融危机前后达到0.49,然后开始下降。这说明,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我国收入分配也开始改善。

   淘汰落后产能

   “去产能”主要针对华北地区的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去产能配合环境整治,改善了环境质量。不过,行政性“去产能”在短期内也带来了较大经济下行压力。

   受产能调整影响,近年来北方地区工业部门份额下降较快。南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出现变化:一是南方与北方地区工业部门占GDP比重2000年以来不断上升,2008年后下降,随后由于刺激政策短暂上升,2011年后逐步下降,且多数年份北方地区份额高于南方地区;二是北方地区工业部门占GDP比重下降更为明显,2016年开始北方地区第二产业占比低于南方地区;三是北方地区2016年开始人均GDP落后南方地区,工业部门比重也低于南方地区。

   为遏制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有效治理影子银行无序发展,2018年《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发布,要求银行资管业务转至表内管理,理财和投资产品实行净值化管理,打破刚性兑付,清理通道和多层嵌套业务,从而管控风险。但由于“去杠杆”执行过快过猛,叠加中美贸易摩擦,导致股市出现震荡。尤其是高负债的民营企业,很多企业股价下跌70%以上,为缓解融资困境进行股票质押。不过从另一层面看,“去杠杆”让民营企业学会了管控风险,同时淘汰了一批低效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

   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研发投入随之增加。“十三五”期间,我国研发投入从1.56万亿元增加到2.44万亿元,2020年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达2.4%。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21年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研发投入占全球研发投入总额的比重为28.9%,中国排第二位,占比23.2%。日本(8.5%)、德国(7.0%)、韩国(4.9%)、法国(3.4%)、英国(2.7%)等国家研发投入加起来与我国研发投入总量相当。

   我国研发投入中,研发实验投入占比最高(82.7%),其次是应用研究投入(11.3%),基础研究投入较低(6.0%)。与美国相比,差别主要在于基础研究,美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为12%。这个差别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美国已处于技术前沿,开发新技术主要依靠基础研究推动突破性甚至颠覆性创新。我国总体上仍处在追赶阶段,在已有基础上进行研发实验的投入自然会更高。

   从世界范围看,企业是科研投入的主体。我国2020年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比76.6%,研究机构为14.0%,高校为7.7%。我国研究机构和高校在研发投入上的占比与美国不同,美国高校占比高于研究机构。随着我国科研投入力度加强,未来20年将有更多关键核心技术被攻克。

   关键技术领域将有更多突破

   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成为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趋势。虽然面临人口老龄化、贸易技术领域摩擦、疫情不确定性等挑战,但数字经济时代新技术不断涌现并快速普及,以中心城市带动城市群建设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化进程中人力资本不断积累等,构成了新时期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因素。随着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投入加强和制度水平的不断完善,未来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也将实现更多突破。

   新技术应用前景可期

   过去200年,世界经济的发展主要靠技术进步推动。从蒸汽机、铁路、电力到计算机,一轮又一轮的技术创新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总体来看,一项新技术要带动经济的全面增长,需要一些条件。

   一是创新。新技术更易于吸引投资,并有高回报。我国已逐渐步入世界科技的前沿,要维持技术进步,就需要加大在新技术领域的投资。在现代经济领域,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是持续促进创新的重要条件。以美国为例,较高的资本市场发展水平和运行效率吸引了全世界的新创企业去融资。正是大量的投资有效地支持了新技术研发和创新。

   二是成熟。新技术只有发展成熟才能增加稳定性,从而降低应用成本。以蒸汽机为例,在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前,该技术已经开始被使用,但运转效率很低。瓦特经过反复试验,发明了可显著提高蒸汽机热效率的方法,直到19世纪30年代,蒸汽机才在西方开始彻底代替风能、人力、畜力。一项技术从诞生到成熟,往往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三是广泛应用。蒸汽机、汽车、计算机等发明,应用都非常广泛。按照这些标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新能源和电动车可能成为对未来经济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的技术领域。近10年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逐渐成熟并被广泛应用。依靠海量的数据、降低创新成本的巨大市场以及大量的人力资源,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走在世界前列,与美国、日本并驾齐驱。尽管目前还未掌握最先进的核心算法,但随着我国在基础研究上加大投入,依靠数据、市场和人力资本等优势,攻克核心技术只是时间问题。

   新能源是另一个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技术领域。以光伏产业为例,2006年政府大规模补贴光伏产业,各地出台税收优惠等支持政策,产业发展最初阶段可能存在过度投资现象,但这是不可避免的成本。在补贴支持和市场竞争中,一批企业退出市场,一批企业发展起来并开始掌握核心技术。目前我国太阳能装机容量占全世界的1/3,75%的光伏组件在中国生产,全世界80%的装机容量使用中国产品。虽然火电成本目前基本没有下降空间,但未来太阳能的成本仍有下降空间。此外,我国在智能化超高压电网领域也走在世界前列。

   比如电动车产业,发展初期主要目标是降低汽车产业对石油的依赖。相比燃油车,电动车可能成为弯道超车的行业。在市场前景以及产业政策支持下,我国电动车产业快速发展,目前约70%的锂电池由中国生产,我国电动车销量占全球30%以上。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特斯拉的引进产生了明显的“鲇鱼效应”,推动国内电动车行业和企业实现了更高水平发展,掌握核心技术的宁德时代、比亚迪成为该领域世界级企业。

   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基础上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对我国实现碳达峰具有重要意义。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3%左右,“十四五”时期总目标是降低13.5%。尽管近年来我国煤炭消费量比重和高耗能行业比重持续下降,然而目前能源消耗中,煤炭仍占56.8%,煤炭使用产生的排放占比达75%。因此,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仍面临挑战。

   新兴产业地区快速崛起

   人口聚集会产生规模效应,便利信息交流,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创新。以中心城市带动城市群建设成为我国城市化道路的有效路径。增强中心城市以及周边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发展的事实表明,随着传统产业周期转换和新技术、新产业兴起,不同地区的总量差距会出现动态变化,新兴产业所在地区会快速崛起。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会流向市场机会更多的地区。

   以美国为例,上世纪70年代开始,密歇根等“锈带”地区(指美国东北部,传统工业衰退的地区)传统制造业逐渐衰落,而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在西海岸和南海岸发展聚集。1970年至2019年,“锈带”地区经济总量份额从38%下降至25%,而加州、得州和佛州等则由19%上升至29%。地区经济差距变化的结果是,人口逐渐从相对衰落的“锈带”地区流入西海岸和南海岸。“锈带”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份额由35%降至25%,而加州、得州和佛州等地区则由19%升至27%。

   目前,我国9个城市被指定为国家中心城市,围绕9个国家中心城市会形成7个城市化区域:珠三角、长三角、长江中游地区、四川盆地、西安周边、郑州周边、京津冀。据课题组测算,2035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超过75%,全国60%的人口可能集中在这7个区域。

   人口集聚将带来更高的产出,提高国内消费,从而缓冲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同时,人口聚集可能导致经济分化,城市化区域经济占比会越来越高。因此,在向中心城市靠拢的过程中,人口流出地区和三四线城市要在本地优势基础上发展接续产业,提高生活品质。以美国匹兹堡为例,上世纪80年代,由于钢铁产业衰落,匹兹堡发展面临人口、人才流失问题,但依靠坚实的工业基础,该城市通过产业转型成为美国生物制药和保险业中心。

   稳健增长推进高质量发展

   据课题组测算,过去10年,我国GDP总量从只有美国的39%增长到2020年的71%。尽管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和不确定性挑战,中国经济保持稳健增长的势头不会改变,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和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均会继续上升。为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推进高质量发展,提升经济增长潜力和长期竞争优势,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建立可持续的社保体系。要重点提高养老和医疗体系的可持续性。扩大养老金覆盖面,加快构建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满足差异化养老保障和服务需求。细化医保目录分级与分类管理,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尽快落实异地就医结算,完善医疗服务供给质量,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

   二是继续推进城市化。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均经历了“大集中、小分散”的过程,即人口会向少数城市化区域集中,在这个城市化区域里又会分散。我国城市化相对滞后,目前名义城市化率是60%,如去除没有城市户口的部分,城市化率不足45%。建议以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城市群建设为突破口加快城市化进程,充分发挥城市群作为信息、知识和人才汇聚中心的带动作用。

   三是完善科技创新体系。要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完善鼓励创新的制度基础设施。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产业政策应由干预型转向功能型,为产业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加快金融市场建设,鼓励创新需要有运转良好的直接融资体系。

   四是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稳定的国际环境。我国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全球化,未来发展更有赖于经济全球化的健康推进。随着我国经济规模以及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在国际社会中应承担的责任亦随之增加。尤其是在当前国际经济秩序出现诸多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形势下,应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依据自身能力向国际社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积极向国际社会提供疫苗等公共产品,加强国际互信,努力维护开放的贸易与投资环境。

  

   执笔:姚 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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