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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从作品到文本

更新时间:2022-01-18 16:55:04
作者: 陈嘉映 (进入专栏)  
只有知道作者都说了什么,说的是什么,才能设想作者会说什么。这种设想不完全基于逻辑,而需要“想象力”。因此,我们不会指望只有一种阐发的可能。但无论解释者付出多少心血,无论怎样努力把经典阐释得有意思、有意义,都是严格受到文本限制的,那就是,你是在解释庄子,而不是在编造庄子。

   所谓阐发、引申,我是指通过逻辑、想象力等说出作者不曾说却会说的,而不是指从某句话引发出来的感想。阐发庄子和从庄子兴发是两回事。前者要求对庄子的思想系统有相当的把握,后者用不着那个。我引用一句庄子来加以阐发某种思想,后来证明这句话不是庄子的而是后人窜入的,这段阐发就失效了。我若引用一句庄子然后发了一番感想,后来证明那句话不是庄子说的,这并不影响我那番感想的品质。我的想法并不依托于庄子,庄子只是一个兴的由头,借它来兴,就像借草木鱼虫来兴一样,就像借其他醒目的事物来兴,因了它的显著、因了它的众所周知。阐发是以作品为中心的,感想则是以感想者为中心的,他引用他人是一种修辞手段,他所引用的东西对他没有什么约束力。发感想和解释没有什么关系,不幸,我们这个时代通常把发感想认作解释的主要方式。

   一般说来,阐发以考据和释义为前提。但阐发也有相对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考据工作也是参照释义甚至文本的现代解释进行的。

   创新。按说,创新和解释是两回事。但,有没有凭空而起的思想创新?为什么很多新思想声称自己是对旧思想的解释?诸如此类的问题把思想创新和解释问题连在一起。

  

   时空间隔

  

   很多人从时空间隔来理解解释的可能性。时空的间隔增加了解释的可能性,这是个事实,但是不适当地表述这一事实就会造成一种错误的指示,仿佛作品的意思本来是挺确定的,但由于年代久远,我们不那么确定了,于是需要去猜。这样理解时空间隔,作品本身就成了被动消极的东西,时空间隔的增加其实也成了纯粹消极的因素:作品放在那里,不管它是伟大的作品而是贫瘠的作品,随着时间流逝,解释的可能性就会自动增加。解释到头来无非是说:我们不怎么吃得准了,因此可以比较任意地加以解释了。按照同样的思路,写得越晦涩乃至越杂乱的东西就越有解释头了。

   作品一旦成了被动的东西,那就怎么解释都行了。而这正是眼下流行的庸俗解释学的主张。但若解释的可能性不是随着时空间隔被动增加的,那我们就不得不考虑:解释的可能性是蕴含在作品之中的。不过得当心,“包含可能性”是一个狡猾的用语。不像糖纸里包一块糖,虽然包含可能性,可能性仍然不在那里,不现成在那里。不在那里怎么包含?(所以,说“蕴含”要好一点。)

   解释的理论要点在于,解释始终是文本约束的(text-bound),但作品却并非始终是环境依赖的(situation-dependent)。这和很多解释理论明称的或默认的东西相反,它们主张作品始终依赖于其所从出的处境,因此,为了说明解释的广阔可能性,它们就不得不哪怕违乎本愿地放弃文本对解释的严格约束。

   深刻的作品无论有多么重要的当下现实意义,它都不自限于此。由于其深刻,它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具有意义、得到有意义的阐发。(作品的丰富性本来就是指意蕴的可能性,而主要不是谈所涉及的事情广泛。)我们不妨说伟大作品表现了永恒人性,可惜这个说法多半时候充当的是错误的路标,似乎永恒人性是藏在人性深处现成不变的东西,伟大作品的跨时代性来自某种现成呆板的一致性。与此相反相成的说法是,每一次爱每一次恨都是具体的、特殊的。这里无法展开对这些空泛说法的分析。要之,一个切断了和世界的联系的孤零零的事实一点都不具体。一个独特的形态主要不在于它独特,主要在于它是一种形态或成象,蕴含着需要修炼慧心才能加以理解的东西。经典作品中蕴含了某种异质的、然而经过努力可以理解的意蕴。两个世界的呆板的一致、没发生变化的东西,保证了平庸作品的持续的可理解性,但恰恰不蕴含新颖理解的可能性。

   那这岂不是说,作品一问世,就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性吗?正是,作品在当时代就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性。即使在当时,慧眼如脂砚斋者知道《石头记》是传世之作,自明如司马迁者知道他的著作可以传诸后人。不过,当时代的读者倾向于从一个特定情境出发来理解作品。每一种特定阅读都会遮蔽作品的可能空间。特别是作品的当代阅读,因为这时作品刚刚被阅读,还没有形成一个解释传统。正是在这里,时空间隔、阅读者对作品的间距,产生出一种积极的作用,使作品从某种特定的阅读中解放出来,使作品之为独立的作品这一点彰显。

   利科说,解释的本质在于让文本中的可能因素“通过解释者创造性地实现出来”。这话不错。当代好说“创造性的解释”,然而,怎么就创造了,这一点始终未见明示。在当代情境中阐发一个文本不仅是文本的诸种可能性之一得到了落实。“创造性”的解释的优秀处在于,它在落实一种意义的同时仍然保持着文本的活力,保持着意蕴的丰富性。解释的难处在于:在展开作品的一种可能性的同时保持整个作品的丰富性。我们去补《红楼梦》后三十回四十回,怎么都补不成。(在这里,补写和解释关系十分紧密。)补写不成,这当然不是因为《红楼梦》里的人物特点模糊。相反,他们各个性情鲜明。麻烦在于人事的意蕴丰富。补写不在于落实一种可能性——这太容易了,前八十回越是富有发展的可能性,补写要落实一种可能性就越容易。补写的全部难处在于无论“落实”哪一种可能性,都要求保持前八十回的那种丰富意义。

   “创造性的解释”还是解释,不是脱离了文本的创造。面对意蕴丰富的作品,后世的解释者享有广阔的解释空间,但这一空间仍然是受文本约束的,解释是严格的,不仅在训诂层面上如此,在意义层面上仍然如此,虽然严格性并不意味着唯一性。原作本来就向着某些特定的可能世界开放,在这些不同的世界中具有意义。解释的空间是作品创造的,最伟大的东西是属于作品的,而不是属于解释者和读者的。我们这个不能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可怜兮兮想借一种愚蠢的解释理论来为自己赢回一点自尊心。

   解释的基础在于学习、理解。这是个简单的道理。但人们谈到“文本的现代解释”的时候经常忘掉了这一点。不少新儒家事先掌握好了一套现代理念,他们从这套现代理念出发来评判儒家经典中哪些内容应当保存、发扬,哪些内容已经过时、应当抛弃。他们不知不觉之中把自己摆到了儒学的保护者的地位上去了。在我看,保护文化传统是文化部和旅游部的工作。学者通过对经典的研读、理解、批判让新思想出现。如果中国经典真是有意义的,这意味着,必须通过对这些经典的理解才能达到某种有意义的结论,而不是已经有了结论再来去伪存真。比较一下这些学者对待中国经典的姿态和西方学者对待西方经典的姿态,一定会很有启发。

   学术何为

   “学术”这个词,有种种宽狭不同的含义。[20]广义上的学术相当于“学院性”,包括一切理论工作,包括一切须坐在冷板凳上进行的、和直接利用不相干的研究工作。狭义而言,学术指一套解读文本的技术或艺术。(学问则更多是从量上说的,指知识、资料占有得多。)学术工作主要是解读文本,多多少少通过某些技术手段来解读文本。依此,物理世界不是文本,理论物理不是狭义的学术。物理学研究可以形成文本,物理学史的研究是学术。我们后面将讨论思想与学术的关系,这个话题显然是在狭义或本义上说到学术。一般说来,学术界的在狭义上理解“学术”,官方和媒体多在广义上使用“学术”。文件和媒体似乎的确需要一个词来概括非功利的研究活动。然而,广义地理解“学术”也引起一些麻烦,其中突出的一个是混淆了人文探索和实证—实验研究,按照实证科学的模式来制定人文探索的学术规范。教育部的相关规定、标准等等已经造成很多恶果,还将造成更多的恶果。

   前面说到,作品会变成文本。学术工作的核心就是解读文本。既然解读文本需要技术,对解读技术的研究本身就可以成为一项事业。从前的小学是这类工作的典型。为了区别于学术—思想,不妨把这部分工作称作纯学术、为学术而学术。训诂章句、考求名物,皆此类也。《说文解字》可算是典范,它虽然不是一部“思想性”的作品,但它显然比不知多少思想性的作品更重要,没有这部书,多少丰富的思想将湮灭难解。

   艺术创作、写一本哲学著作,直至设计一个实验、从事实证科学的理论工作,这些都需要技术。但创造作品的技术不同于解读的技术。好的小说作家多半不是个学术专家,他依赖于对人生的观察、思考、想象,同时掌握写作的技巧。创造作品的技术不叫学术,而叫艺术。

   我们为什么要去解读文本?有人问一个登山家为什么要去攀登珠穆朗玛峰,他回答说:因为它在那儿。文本在那儿,有一个遥远的生活世界结晶在里面。重新展开那个生活世界,以使我们身处其中的生活世界有所参照,是一项诱人的事业。解读诗三百,解读周礼,解读神话,给我们带来了想象力,扩大了精神空间。《柳如是别传》把一个已逝的时代重新展现在我们眼前,没有陈寅恪的解读功夫,这个时代就难以这样生动地重现。而没有诸多世界的互相参照,现实会是相当狭窄的。前面说到,近两三千年的所谓文明时代,一个特征就是解读文本,人们在诸多世界的互相参照中理解现实。这一点和初民的生活形态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

   惟通过学术工作才能重新展开逝去的那些生活世界,展开那些已经凝固的伟大思想,那么无疑学术研究仍是一种重要的精神活动,是文明得以丰富的一个主要来源。但学术的意义不止于此。前面说到,作品的特征之一是与其他作品相联系,因此,作品天然包含解释的因素。若无学术专家的辛勤劳动,古典作品渐渐封存为天书,新作品就会因为缺少营养而单薄、枯萎。

  

   学术与思想

  

   学术工作能够让结晶在文本中的生活形态和思想重获生机。这一点比较清楚。但人们仍会担心,学术过多会挤压了活生生的思想。有人说,八十年代有思想没学术九十年代有学术没思想,其中包含了这种忧虑。

   学术和思想的关系是近年来常谈起的话题。圣人早告诉我们,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种原则性的表述没挡住宋朝人争论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没挡住清朝人争论考据和义理。类似的争论今天也不少,到处都有学院派和思想派(关注现实问题派)的争论。反对学院派的人主张,一切都是为了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的学术只不过是装饰、炫耀。学院派声称,博学才能精思,没有学术,就是胡思乱想。

   学术和思想好像很不对称,思想是到处发生的事情,学术却是少数专家的工作。有好多时代好多部族根本不识学术为何物,但你不能说人家不想事儿。显然这不是疑惑之点,争论中所说的思想,不是平常想想,而是思想性的作品。思想和学术之争谈的是原创思想作品对学术研究的关系。[21]重要的作品本身多半不是学术工作的结果,诗三百、伊利亚特、敦煌壁画,都不是学术研究的产品。但它们公认极富思想性,从而都成为最重要的学术课题。各种类型的作品和学术的关系有的紧密些、有的松散些,富于原创力的摇滚歌手很少是音乐史家,富于原创力的哲学家却往往是哲学史家。音乐家、诗人、哲学家也各个不同。博学家告诉我们,老杜的诗无一字无来历,但《古诗十九首》恐怕不是这样。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喜好借助解读文本来阐发自己的思想,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就不是。

   在我看,人文真理本质上是历史—解释性质的,所谓“六经皆史”。在这里,创造性活动始终和文本解读纠缠在一起,乃至于思想作品意义上的思想可以恰如其分地叫作“学术思想”。

很多青年人重思想轻学术,在这些青年人眼里,学术工作不过是在故纸堆里打转,远离了思想的活生生的形态,误己骗人而已。年轻人不喜学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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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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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无法还原的象》 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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