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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初识哲学

更新时间:2022-01-18 16:34:42
作者: 陈嘉映 (进入专栏)  
年轻人腰骨嫩。

   在转不开身的洞里,用镐头猛刨一阵,用小铲装了筐,把土石拉到竖坑底,看看堆得多了,就爬回洞深处,继续前一夜躺在板铺上的思考。那是深冬,洞深处比洞口暖和得多。

   经过日日夜夜的思考,我达到了绝对必然性的结论。不必复述当时考虑到的方方面面,其大概如下:每个事件都由无数细小的原因合作促成,这些原因中的每一个,又由无数其他原因促成,如此递推以致无穷,那么,所有事情都已经由诸多前件决定好了。整个宇宙是一个由必然性编织而成的巨大网络,我们的愿望和决定也都编织在这个网罗之中,我们以为自己在愿望,在做出决定,但愿望这个而不是那个,决定这样做而不那样做,这一切早已先于我们被决定好了。这是一个“绝对必然性的世界”,单纯而冰冷。这幅图画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人们之所以看不见这样简单的真理,不是因为不够聪明,而是因为缺乏勇气,人们不敢直面铁一样的必然世界,总想通过辩证法这类魔术为偶然和自由意志留出空间,使这个生硬的世界看上去软化一点。

   在防空洞里的冥思苦想并没有对哲学作出任何贡献。“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这样的俗语说的不就是这个吗?我以为自己不只是重复这种通俗的见识,而是在本体论上提供了一幅整体宇宙的画面。即使如此,这一伟大真理也早就由拉普拉斯和无数前人宣告过了。但是,这一切都不妨碍我觉得自己在心理上经历了一个深刻的转变。我不再缠缠绵绵地希望获释,回到外面那个有声有色的世界。我关进来,是先在事件的一个必然结果,何时获释,自在冥冥中注定,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承受这铁一样必然世界的铁一样坚硬的性情。

   重获自由,是一个阴冷冷的上午,走在街上,同伴陈真极为兴奋,而我却几乎冷漠地对待这一切,陈真为此很感奇怪。我当时真的心中冷漠,还是只不过相信自己应该冷漠处之,现在我已经说不清了,也许当时已无法分辨。不过,那个坚冷的年代,的确要求心里有某种坚冷的东西和它对抗。

   二

   初到农村的那几年里,生活很艰苦,最苦的时候,连续多少天,没有一点儿油水蔬菜,就用辣椒粉干烤大葱下棒茬饭。士志于道,恶衣恶食没什么感觉。白天干农活时在地头读书,晚上更是在油灯下读书。身边的人,在我和嘉曜的带动下,也加入了读书学习的行列,参与讨论、争论。一开始,很多时间用来钻研马恩列的“经典”,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那个时候在读书人眼里都是经典的经典。1970年5月开始读黑格尔的《小逻辑》,这是第一次读到“纯哲学”著作,第一遍就整整读了一个月,以后几年又读过两三遍。最早读到的还有黑格尔的《哲学史》。此后,凡能到手的哲学书无所不读:狄德罗、休谟、培根、孟德斯鸠、亚里士多德、朱光潜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同时继续读马恩列、普列汉诺夫之属。那时找得到的书少,尤其是外国人写的书,能到手的都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歌德、莎士比亚。说不上哪一本对熏陶精神最有价值,但我愿提到歌德的《浮士德》,这部诗剧是古典全盛时期的巅峰之作,多方面结晶了西方文明,充满了开明精神,却不像很多启蒙时期作品那样武断,自青少年以来,这部诗剧就成了我灵魂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我和嘉曜两个,我比较偏于认识-逻辑这一方面,他比较偏于社会-历史方面。此外,中国的古书、诗词歌赋,他一向不大问津,我则一直喜欢,论语、庄子、老子、史记,几回回读仍不愿释手。虽然那时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深度和系统性远不及西方思想家,但这些书读得早,又是自家文字,对性情和学问境界的陶养,其实深过西方著作。宋明理学家虽然也读一些,却不大喜欢,一个个恬然得道的模样,天下再无可疑可惑之事。

   1971年夏天,同伴们或当兵、或招工、或上师专、当职业运动员,青年点只剩下嘉曜和我,和别的青年点也越来越少来往。我们两个,除了看青这类活计,很少出工了,只是夜以继日地读书、思考。麦子熟了,我看麦地,轰麻雀,手里拿着一本俄语辞典走在麦地里,走在天光云影之下,口中念念有词地背着单词。

   小小一只井蛙,哪晓得天高地厚?那时候的计划是把天下的知识都学到手里。按照我当时所知的学习心理学,我这样安排一天的时间——

   早上,俄语。因为早上记忆力最好。

   上午,自然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天文学、语言学。

   下午,历史、经济学。

   晚上,哲学。因为在晚间思考最活跃。

   我天生好学,而且心怀大志。巴尔扎克说,凡有为的青年,二三十岁时都用过一番苦功。何为有为,何为大志?在当时,读书的热情是和“政治抱负”结合在一起的。天下倒错,必有翻天覆地之日,要在这个政治大变动中有所作为,就需积攒才能。当时有很多志向远大的青年,其中很多投身于现实,在农村、工厂展现才能,得到提拔。我们从根本上反对当时的体制,绝不肯与现实同流合污,于是只剩下一条路:读书。

   “政治抱负”在那个泛政治的时代有着含糊不定的广泛意义,在那个泛政治的时代,提拔为小队长或车间主任主要是一项政治任命,依赖于政治表现,听古典音乐、读外国书或古书,则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征兆。一切作为和抱负都带有政治色彩,更不用说研读哲学了。直到前几年,交谈中听到我教哲学,还有人顺口应道:吽,搞政治的。这话就是从三四十年前来的。

   当真说到政治,我们大致有这样一些看法:资本主义是没落的社会形态,将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战胜、取代。”文革”前的中国,虽然走了很多弯路,但总体上统领着社会主义阵营,是对抗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大本营,是历史发展的前途和希望。”文革”把中国引向政治黑暗。一旦时机成熟,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将起而推翻江青一伙”文革”派的统治,让中国重新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引领世界人民走向共产主义。

   这些观念互相之间不协调,有些信念有点儿古怪,例如,我们那时对三年饥荒时期发生的灾难已有相当的了解,对反右、反右倾等运动有相当的批判,但我们仍然相信“十七年”本质上是正确的。例如,我们对西方世界已有相当了解,对那里的自由民主和高科技充满向往,但我们仍然相信世界的希望落在中国。1969年夏天,我们几个人躺在房前宽敞的场地上,用小收音机收听苏联的对华广播,听到美国阿波罗号登月的消息。我们头顶上就是皎洁的月亮,是嫦娥和吴刚的月宫,现在那里降下了钢铁的机器,踏上了人类的脚印。那时我们对历史进步观没有任何怀疑,对技术进步抱持百分之百的信心,我们把登月听作不带阴影的人类壮举。我们知道在技术进步的道路上,中国落后于美国和苏联至少几十年,但我们仍然相信社会主义中国曾经并且马上又将引领世界历史的发展。

   稍加分析就能看到,这些想法夹杂着两套内容,一套是从小被教会的社会发展史,另一套是对现实的体认。

   思想要求信念与现实相协调。当时努力思考,得出一种大见解:发达国家通过压榨殖民地人民,不仅积攒了财富,同时也减轻了对国内工人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把阶级矛盾转化成了民族矛盾,从而在国内能够施行一定程度的民主,能够发展科技;所以,要实现共产主义革命,唯一的途径是加紧反殖民主义的斗争。资本家无法从殖民地获得足够的剩余利润,就不得不加紧剥削本国的工人阶级,激化本国的阶级斗争并最终导致自己的灭亡。要成功地战胜殖民主义,首先要把社会主义大本营中国建设成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强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观和强国梦合为一体。在塞北农村耪大地,心里念着世界革命,那份热情颇为可嘉;但这种凭一二未经考察的理论三五残乱的资料就得出世界大规律的做法,其为治学,可笑自明。

   要经过好几年,这些观念才逐渐改变、修正、调整,最后形成一个相对合理的整体。但按照我现在的看法,总体的社会历史观念体系,不可能是一个环环自相紧扣又环环与事实相扣的完全协调的体系。就此而言,当时我们意识不到自己的政治观念相当芜杂,包含相当明显的矛盾,并不是不可思议的。这些不协调的观念当时是一个含含糊糊的整体。观念体系的严整只能相对而言。我甚至想说,一些观念事实上的共存就是它们成其为整体的证据。只有当我们产生或接受了某种新的见识,承认了某些新的理据,原有的观念体系才显出凌乱矛盾。这和形式论证是不一样的。在数学中,我们很少引入新的概念和新的论证方法,因此,论证的理据看起来像是外在于论证过程的。在数理范围内,我们公认理据的范围和理据的条款,由此可以明确地判定某些证明为对某些证明为错。然而,越到观念的深处,论证的理据就越发内在于论证过程本身,我们接受何种理据,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持有何种观念,受到具体精神诉求的制约,而且,为信念提供理据的方式极为繁复多样,离开证明越来越远,直至很少有明确的证明过程,而更多是一种影响。在观念深处,我们较少谈论对错,更多谈论不同、差异,更多谈论深度和道性。

   我们的“政治抱负”是坐落在这样一种社会历史观中的抱负,观念体系是芜杂的,坐落在其中的政治抱负难免也含含糊糊。就我个人,所谓政治抱负,其中有一大堆是打小从古书里汲取来的建功立业之念。男儿天生是来治国平天下的,用什么治国,把天下平成何种模样,似乎无须多问,反正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是肯定的。当然,在塞北的一个角落里运粪除草不像是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姜太公当年不也就钓钓鱼吗?但韩信不还向人家漂母讨饭吃吗?重要的是长本事,为建功立业的那一天做好准备。而长本事,按照寒窗十载然后出将入相的模式,主要是靠读书学习。也不知孟夫子说的有没有统计学上的证据,反正口中念念有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1969年的一阕《水调歌头》,大致写下了当时的心态。

   水调歌头——送嘉曜返京荒岭连天际

   四野走狂风

   乘风万里南去

   挥手送飞蓬

   我处洮河地远

   兄住九衢星近

   谈笑自相通

   弹得高山曲

   会与子期逢

   西湖水

   天山雪

   桂林峰

   涛来浪去

   留得几个是真雄

   漫道青门瓜老

   坐待风云际会

   万卷贮胸中

   昊天有成命

   莫叹物华空

   现在回过头来想,如果狭义地理解政治,我从来没有过认真的政治抱负,当时所谓政治抱负,更多是年轻人对现实的不满与古书里帝王将相的抱负杂烩在一起。可读书和“政治抱负”的结合对我此后的读书生涯确乎有某种影响。无论如何,和这种“政治抱负”相应,读书的内容从诗词歌赋偏向于历史、政治、哲学,同时,读书不再只是个人的修身养性,悠哉闲哉,而被视作一项事业,应当夜以继日,应当严格计划。读书成了一项“事业”,虽不是狭义的功利之事,却在广义上有点儿功利,不像小时候那样主要是自得其乐。我肯定受益于自己的学习习惯,但越往后,我就越经常羡慕自得其乐的读书。

   三

不管那时的思想学问多幼稚,政治见解是否完整,但那时的哲学思考与政治见解的确是完全混在一起的,我们讨论黑格尔的形式/内容,讨论康德的经验/先验,同时就在讨论”文革”的性质,革命的可能性,人类的未来。在嘉曜的引领下,我们早就否定了”文革”、林彪、江青一伙。接着,我们进一步确认,不是林彪、江青一伙欺上瞒下把”文革”闹糟了,”文革”的确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本人亲手发动、亲自领导的,毛的晚年应被否定。到1971年夏天,嘉曜得出了结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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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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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无法还原的象》 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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