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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简论进士统计和推介中的几个问题——以明代余姚进士为例

更新时间:2022-01-17 17:04:10
作者: 沈登苗  

  

   改革开放后,由中国心理学会奠基者张耀翔教授百年前提出,著名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进一步发挥,“科举学”首创者、原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积极呼应的————进士是人才分布乃至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最佳资料”的论断,[1]被人们广为接受,加之学术和现实都有广泛的需求,使得进士地理分布的研究方兴未艾,已成为当今科举学或区域文化史研究的一个热点。

   但由于专业内外一起上,多层次的课题各显神通,故虽然也出现了诸如吴宣德的《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毛晓阳的《清代江西进士丛考》(江西高校出版社2014年版)等学术精品,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笔者初步梳理,除了重复劳动和学风,存在的比较突出的两个问题是统计标准不一和成果推介夸大。本来,早就想对此做个专题,苦于没有时间,一直搁置着。由于近日读到的关于明代余姚进士的一篇文章,正好涉及到这两个问题,故笔者先就此作简要的分析,一方面,可为今后做专题积累素材,另一方面,也借此机会率先推出大家关注的一组进士之最,也许有助于他人避免不切实际的猜测和“横空出世”的“记录”及无效的劳动。

   我对余姚明代进士是二十几年前关注的,当时统计出余姚在明代出进士376人(对籍贯登记中既有户籍又有乡贯的“双籍进士”按乡贯计,详下),全国县级第三名,浙江县级第一名,[2]使我感到惊讶。这就是科举时代中国四大思想家(朱熹、王守仁、黄宗羲、王夫之)[3],余姚占其半的基石。

   近日,在微信“宁波风物”上读了《探泗门科举文化博物馆:看“姚江人物甲天下”》(以下该文简称《探》)一文,又引起了对余姚明代进士的兴趣。

   首先,为家乡(笔者的出生地曾属余姚)创办了余姚“科举文化博物馆”而感到高兴,以后有机会一定去参观学习。

   然后,术有专攻,从《探》提供的相关数据和陈述看,进士统计和推介中的常见问题也同样存在。

  

一、文章的数据来源口径应该一致


   在各地进士的统计中,许多人往往是“多多益善”,户籍、乡贯[4]的都统统收入。《探》的统计也不例外。但由于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且只要说明并未作不对称的比较,也并无大碍;此因三言两语说不清,待日后有机会作专题讨论。在此仅说说同一文章的统计数据采集口径的问题。

   我们先看《探》中的以下这段话:“据吴宣德著《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一书著录,有明一代,共开科89次,全国登科进士24862人,按籍贯(应称户籍——本文作者注)统计,其中浙江人占3444人,排名全国各省第一,而绍兴府进士数为836人,排名浙江全省各府第一,余姚作为明代绍兴府八县之一,进士总数竟达388人,远超其他七县,排名绍兴府第一。”

   按一般的理解,上面的数据似都出自吴宣德的《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一书。可事实上,这里的数据全国、浙江与绍兴的,用的是吴著的数据,而余姚的是《探》自己的数据,而吴著该栏的余姚数据,只有323人。在一段比较完整的数据链里,数据的来源怎能有别呢?而且,这对于没看过吴宣德原著的读者来说,通常会误认388人的数据也来自吴著。如果他人转引,更是以讹传讹了。

   另,由于明代的“双籍进士”较多,吴宣德教授在大作中提供了“双籍”者,按户籍和乡贯分别统计的二组数据,供读者选用。由于明代余姚的双籍进士乡贯属余姚的进士,大大多于户籍属余姚的进士,故事实上,《探》的数据已倾向于乡贯了。则《探》应该取吴著同表(第261、262页)右边的“贯”(乡贯)栏的数据。该栏的浙江、绍兴、余姚的数据分别是3716、933、375(双籍全计则为377)。则余姚的数据两者就比较接近了,这有助于《探》的论证。

  

二、嘉靖十四年(1535)乙未科余姚出17个进土“创科举纪录”了吗?


   在进士人数研究中,许多地方往往会称自己在某一方面第一,或曰“甲天下”、“冠华夏”。由于这非常迎合地方政府对外宣传的口吻,一旦提出,就会迅速流布;常常以讹传讹,不亦乐乎。这些情况有的是非学术性的自说自话,或者说受命而作。但所谓假做真时真亦假。一些想当然的“记录”,或多或少会影响进士乃至科举研究的科学性、可信性和可借鉴性。 因此,对这些夸大的推介做点辨析也不无意义了。  

   《探》称嘉靖十四年乙未科余姚以17个进土之多,创一县单科考取的“科举纪录”。虽然在明清进士分布中,一县一科获17个进士的确罕见,在本人的“数据库”里,[5]似乎除余姚外,仅福建莆田县在正德十二年(1517)丁丑科获18个进士(其中俩人系莆田所在的兴化卫)。但“科举纪录”不限于明清,我们尤其不该忽略出进士最多的赵宋王朝。

   姑且不论嘉靖十四年乙未科余姚出进士17人是否准确?因为笔者与多洛肯教授的统计都是16人(其中2人系乡贯属余姚的双籍进士,另,据相关史料的初步核对,该科并无计入余姚的“罗恩”其人)。[6]我们就按17人讨论。

   计量史学中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运用哪一层次的数据,就得对那一层次的情况有基本的掌握。你要提出全国第一,得进行全国性的比较才算数。因此,要回答科举时代县级单科考取的进士之最这个问题,应以中国科举社会历朝、历科全国每县的进士数据为支撑。惜《探》似乎忘了这个前提。由于唐代和元代的进士不多,我们姑且省略。仅讨论宋、明、清。

   从现在公开的资料看,目前学术界对宋、明、清全国的县/科年的数据无一不空白。这意味着,目前科举学界的专业人士,尚不能提供中国科举史上某县某科的进士之最,则《探》的这个“科举记录”从何而来?

   不过,如果对进士的地理分布有较多涉猎,对现有的成果有基本的了解,通过技术处理,还是能大致找到这个“纪录”的。

   史料表明,在多数情况下,进士较多的县一般是府附郭县,则单科进士较多的县/科年,可以从出进士较多的府附郭县切入。

   与以上的资料相关联,目前学术界尚未提供比较专业的全国府级进士的累积统计数据,但进士总数第一名的府是福建福州府是毫无悬念的。

   据美国学者贾志扬先生和我国时贤乔亦婷女士的成果推算,[7]福州仅在两宋出的进士(不含特奏名、诸科及武进士,下同)人数,在2800-4500之间。[8]笔者比较有把握地说,如果严格按原属地的户籍统计,仅2800这个进士人数,都超过历代累计的第二名(如果今后数据出来的话)。又由于福州在唐、元、明、淸的功名竞争都不俗。福州(府、路)的进士累计数在4200-5900之间,绝对是全国第一。且遥遥领先。换句话说,有的地方争全国府级进士总数第一,实在应望而却步,因为差距不是一点点,第二名的数据很有可能是福州的“腰斩”。

   由此可见,如果从宋代福州的两个附郭县:闽县、侯官切入,不仅中国科举史上哪个县哪个科年的进士第一能八九不离十,而且哪个县进士最多也能基本锁定。

   果不其然。据对叶兴松、林展飞编的《闽侯进士录》的粗略统计,闽县在宋代的科举考试中,录取的进士达765名(不含宗室及侯官、怀安,下同)之多,其中在南宋有8个科年的进士达到或超过18名,最多的是南宋淳祐十年庚戌(1250)科闽县考取的进士竟达63人之多。[9]据对《宋代登科总录》(以下简称《总录》)淳祐十年庚戎科的核对,两者一致的为59人,《总录》增加1人,小计60人。不过,《总录》载该科籍贯为福州宗室的进士有15人,这其中应该有一部分属闽县。另,《总录》“附录·未确定榜次登科人·进士科”有4816人,与此关联,南宋淳祐十年庚戌科录取进士513人,《总录》考证到的仅413人,正好缺100人,未考证到的占该科进士总数的19.5%。[10]据此推算,本人初步认为南宋淳祐十年庚戌科录取的闽县进士在70-80之间(说实在,这是拙作动笔前自己也不曾料到的),[11]是莆田、余姚那两科的数倍!又从相关资料获悉,闽县历朝累计考取的进士远超1300人。

   由以上的史料可以归纳为人们期待的中国科举史上的一组进士之最:  

   南宋淳祐十年庚戌科福建闽县考取的进士,应该是中国科举史上县级单科考取最多的一科;一个朝代考取进士最多的县是宋代福建闽县;历朝累计考取进士最多的县也是福建闽县;一个朝代考取进士最多的府(州、路)是宋代的福州;历朝累计进士最多的府也是福建福州府。

   而且这五个第一,都是第二名所望尘莫及的。


2022年1月9日初稿

1月19日修改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杨玉圣主编:《学术共同体文库》)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以此破解“钱学森之问”。

   [1] 参阅张耀翔:《中国人才产生地》,《晨报副刊》第1480-1481号,1926年;何炳棣:《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载缪进鸿、郑云山主编《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221页;刘海峰:《科举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期。

   [2] 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

   [3]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347477096.html,2022年1月2日访问。

   [4] 明代的“户籍”可理解为今天的户口所在地。对于当时大多数人来讲,户口所在地往往同时也是祖居地、出生地,故一般意义上讲的明人的籍贯、地贯、本籍、地籍、贯址、贯(特定场合也包括乡贯),就是户籍,即户贴、黄册上登记的地址。明代的“乡贯”,系原籍、祖籍,即祖上原先居住占籍的地方。我们将这些籍贯登记中既有户籍(现籍),又有乡贯(祖籍)的明代进士称之为双籍进士。详见沈登苗:《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历史地理》第20辑,2004年。按:以上理论,也大致可作中国古代户籍与乡贯的定义。

   [5] 笔者撰《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一文的原始统计资料。按:限于条件和学识,笔者当初对明清的“双籍进士”都按乡贯计,现清代的已按户籍修正,且都按学界公认而非仅地方志所载的计。

   [6] 资料来源:龚延明主编、邱进春点校:《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点校本·中)》,宁波出版社2016年版,第582-622页;多洛肯:(《明代浙江进士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300页。

   [7](美)贾志扬:《宋代科举》,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289-298页;乔亦婷:《宋代进士的时空分布及成因》,《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8] 详见沈登苗:《论明初吉安在中国历史人文地标中的独特地位——以科举为中心》,《科举学论丛》2021年第一辑。按:贾志扬与乔亦婷的统计结果的差距之所以如此大,是因为前者是按百年前的地方志统计的,很不完全。后者是按21世纪初的专项研究成果——《宋代登科总录》统计的,几乎完全。

   [9] 据叶兴松、林展飞编著:《闽侯进士录》,福建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36-137页统计。

   [10] 龚延明、祖慧主编:《宋代登科总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13册,第6707页;11册,第5899-5972页。

   [11] 此外,南宋全国进士府级第二名的温州府所属各县,也有6个科年一县的进士达到或超过19人,其中咸淳元年(1265)乙丑科,永嘉县和乐清县考取的进士分别为38人与34人。详见陈永霖等著:《宋代温州科举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4-48页。按:据该书第48页记载,咸淳元年乙丑科温州登甲榜者共计97人,若此数据准确,则该科可能是中国科举史上一府一科考取进士最多的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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