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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祖陶:归元古刹度金婚

更新时间:2022-01-16 15:12:42
作者: 杨祖陶 (进入专栏)  

   肖静宁(小轨)写在前面,“归元古刹度金婚”是“燕园结缘”的末篇。每年的一月对我而言总有一种难以摆脱的惆怅,因为杨工的生日、忌日、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都在一月。亲爱的杨工:你在天国好吗?在我们钻石婚的前3天你离我而去。5年了!独处的我,对你的思念一点也没有减少。现以你的这篇美好的金婚纪念文章诉说我的怀念与依恋…… 感谢爱思想平台对“燕园结缘”系列的发布,感谢爱思想网对我们的一贯支持。

  

   自从1954年岁末在汤用彤先生家邂逅小轨后,我的心时常被从未有过的激情与理性震荡着…… 1957年1月25日小轨终于成为我的新娘,老一辈学者与年轻学人云集的盛大而别致的婚礼,何等令人难忘!我被幸福笼罩着。在此我要一千遍、一万遍感谢汤家两代人的恩情;感谢婚礼的实际的、没有名义的主婚人代子(现著名学者乐黛云教授)的风趣与热情;感谢恩师金岳霖先生亲自从城内赶到郊区现场对我的爱的叮咛;感谢所有关心和祝福我的朋友们!不知不觉时光流入2007年1月25日——我和小轨的金婚季节。那天,阳光明媚,蓝天白云,天气虽冷心里热 。我们来到汉阳“归元寺”,坐在宁静的参天古树下的长椅上,神清气爽,回味着我们意味绵长、平中出奇的50年……。

2007年1月25日归元古刹度金婚

  

   1.我成家后,我们在北大才斋的生活是非常简单的,才斋位于未名湖旁,是德、才、兼、备四个单身教师楼群中的一个。那里有一个小卖部,东西不少,有时连我们稀罕的沙田柚都可以买到。还有教工食堂,那真叫好,师傅都是乐呵呵的,与教师打成一片,看不到生活的重压的痕迹。我和小轨有时去吃宵夜,这在北医是不可想像的,小轨喜欢吃炸土豆,还有四川担担面。周日下午4、5点钟一道骑自行车去颐和园,正是游人返回时,行人稀少,完全处于自由自在的境地,或漫步到17孔桥,或登上元佛殿,或在后海划船,尽情享受美丽风光,披着黄昏时的绚丽彩霞并肩骑车回到北大。才斋离校礼堂不远,常有著名剧团来演出,我们观看了“杨乃武与小白菜”,“二度梅”等传统剧目,最难忘的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关汉卿》,是由著名演员舒绣文主演的,感人至深。我们也一道去汤家看望汤先生和汤师母,与代子、一介他们一如既往、淋漓尽致地谈笑风生。

   但是,好景不常!正当我们为自己的美好的一切而感谢命运、感谢生活,对未来充满憧憬、充满希望的时候,随着1957年夏季形势的风云突变,不仅是我和小轨的平静而甜蜜的生活方式很快就打破了,从大的方面看,整个知识界与新政权和党的领导之间的那种自觉的和谐的“蜜月期”一下子就结束了,而且是一去不复返了。记得当年,一方面公开号召帮党整风,组织各种会议大鸣大放,党报以极大的醒目的版面“如实”地报导知识分子头面人物的各种言论,言论自由好像达到没有边界的程度,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听小轨讲她们学校反右的情况,很有意思。医学院学生觉得北大的大字报水平高,小轨与同学专门来北大看大字报。最有名的是北大物理系学生谭天荣、还有人民大学林希翎的大字报,小轨很好奇,觉得他们懂的真多,能写出这样的大字报来。小轨读的是医科,思想很单纯质朴,给党提意见还真的提不出来。由于小轨一向活跃,表达能力比较强,大家推举她来写大字报,她写的是关于临床医学见习课的一点具体意见:“病床太紧张,十几个人围着一个病人,触摸肝脏得不到实际的体验,病人也受不了”。虽然是领导号召大家大鸣大放的,但善良无知的年青人哪里知道后来的一切呢?40多年后一个出身好的老同学来武汉见到小轨,说每天晚上他都要打着电筒抄大字报,与支委分析情况,决定性质,区分香花和毒草。众所周知,任何运动首先都要发动群众。小轨记得当时大班组织大家开会,让某个受了极大委屈和不当处理已离校的同学回校“鸣放”,很有煽动性,大字报一下子爆炸,有的团总支干部、少数民族同学都因听了“鸣放”写了言论偏激的大字报,被认为是“右倾”言论而受到批判,有的险些被划为右派。哎呀!小轨回忆起来有点后怕,说大家都有面临掉入陷阱的可能。我因为回哲学系不久,没有什么可鸣放的,只对王太庆划为右派说了几句话,被领导认为有点“糊涂思想”而放过。可以说,我和小轨当时对反右的认识是很差的。对1957年夏季的形势,我也没有料到后来的严峻。

   北大的情况比北医严重得多,经常听说,某某先把某某打成右派,后来自己又被别人打成右派。我敬重的学长,王太庆、汪子嵩先后打成了右派就是明显的例证。到底什么是右派啊?谁能理得清。令我和小轨最最不可思议的是,在1957划右派已经过去了的1958年,由于追求数字,又补划了一批,我们的好友、小轨的偶像——乐黛云(代子)也被网入了,这真是晴天霹雳!小轨目睹了当时汤家的沉闷和不安,没有一个人说任何一句话。代子的儿子才出生不久,代子丢下儿子“双双”下放劳改去了,一年以后,代子以惊人的意志度过“劳改”,成为戴帽时间最短的“摘帽右派”,小轨目睹了代子打电报向远在贵阳的父母“报喜”。

   1957年是大转折的一年,50余万党内外知识精英被打成专政对象,加上打擦边球的“内定”而不公开戴帽的,严重右倾受到批判重新安排的就不计其数了。知识分子与体制的短暂的和谐关系结束了,对知识分子是绝对不放心了,特别是对搞文科的知识分子除了改造就是改造。1957年10月,我们结婚还不到一年,北京大学哲学系部分师生就由副系主任汪子嵩(他1958年也补划为右派)带队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去了,在那种形势下,只能是丢掉一切含情脉脉的温柔,踏上劳动化、革命化的征途。小轨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就在我准备行装即将出征的时候,可怜的小轨因患流感高烧的吓人——41度,她躺在北医菜园胡同的女生宿舍里。令人雪上加霜的是,由于措施失效,小轨的尿检成妊娠阳性,在绝对不该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意外!我是万般无奈地抛下了她,心一狠就只能走了。牵手带来的温馨与甜蜜就这样短暂地消失了,往后的日子如何是好。回想起来,我是多么愧疚,多么心痛,我完全无法尽到我应尽的责任。坚强的小轨非常好胜,当时政策不允许人工流产,她硬是住集体宿舍,吃学生伙食怀下了这个不速之客,而且她的行为举止,她的学习成绩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1958年元旦我是在农村过的,当时也不过什么新年,印象最深的是学习新的“两报一刊”社论,我是自觉地跟上那种形势的。我在那天的日记本上写道:“在劳动生产的熔炉里,锻炼成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这的确是我的自觉行动。那年的春节当时规定:下放劳动锻炼的教师干部要“就地过革命化的春节”,后来还是让大家回去看一看,我回到家,第二天就要走,小轨哭成泪人,她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那是纪律啊!能回来一下已是弥足珍贵了。我们下放的是贫瘠的山区,劳动很累,生活很苦,人变的又瘦又黑又干,我也想多休息几天,但不敢朝那方面想,面对小轨,我也没有办法说什么。心爱的小轨!我只有请求你的原谅了。不过小轨还是有觉悟的,要求进步的,她严格要求自己做好应做的一切。我也就一门心思竭尽全力在上清水锻炼和改造自己了。我们每天都要背上背篓,带上工具和午饭,走十多里山路,去收玉米、打核桃或割柴禾,直到傍晚才回到村里。后来又在河滩里搬运大鹅卵石修建一条可通汽车的河潍公路。当领导号召下放教师、学生为山区发展作贡献时,我曾进行了利用山区矿石制造水泥的试验,成天搞的灰头土脸,幻想一旦成功,老乡们就可以在这里办起水泥厂了,不过幻想终究没有成为现实。我还和数学系一位下放教师一起企图利用山涧落差发电。为此我俩还把北京大学大教室的日光灯连座带管偷偷地卸下来运到乡下的工地上使用。不错,电居然发出来了,我为之振奋,工地上的灯管、灯泡也亮了,但工率太小,又没有往村里输电的任何设备,最后还是报废了。下放一年,搞了不少花样,但并没有为山区作出一样真正的贡献。留下来的也许只有老乡们对大学知识分子也能吃苦、劳动、跟他们打成一片的印象吧!

   小轨似乎具有一种很强的在特殊年代、特殊个人状态下生存的能力。1958年春季开学后她进入四年级的第二学期了。除了上大课,还要骑着自行车在指定的医院科室进行临床课的见习,她的同窗好友周家璧充当她的“保护神”,有一次在一个路口小轨从自行车上歪倒下来,周家璧吓了一大跳,好在一切平安无事。除了临床课的奔波,1958年的大跃进的形势已经来临了,在医学院最讲究的是移风易俗的爱国卫生运动,当时是带着白手套检查卫生的。处于特殊情况下的小轨照样爬上高的楼层擦拭玻璃窗,而且以自己擦的最亮而心中沾沾自喜。

  

   2.1958年8月19日是小轨的预产期,我请假匆匆从上清水劳动基地赶回北京,送她到青岛四姐家生产,母亲也住在四姐家。那时的胆子也太大了,8月17日才上了开往青岛的火车,在火车上我们吃了好多特甜的大西瓜,乘客对我们都报以好奇的眼光。按照预定日程18日当天把小轨一送到青岛我就要返程的,母亲和四姐百般挽留,我次日才走。8月19日我们的不速之客、第一宝贝的一声哭叫就宣布她如期地来到了人间!当天下午5点小轨认定自己开始“节律性”的发作,我才陪她一起步行到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等她住下后我去为她买点饼干。这时才感到原来青岛的食品已明显地短缺了,我走了一条街又一条街,即使是繁华的大街大店也缺货了。等我8点钟赶回时,小轨已经顺产生下了体重为2900克的可爱的女儿,她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母亲啊。我隔着病房的窗户看到了刚刚来到人间的女儿。然后就匆忙赶火车回京了,回到上清水已经晚了一天。我感谢我的只看了一眼的女儿,由于你准点地到来让我幸福地看到了你,否则不知哪一天才能见到你啊!由于当时赶英超美的大跃进形势,这次与小轨的道别就一点伤感也没有了,因为彼此都努力克服了应当克服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女儿刚刚满月,小轨就下决心告别了女儿和青岛的亲人,而按国家规定应有56天的产假,特殊的大学生身份使她顾不得那么多了,孩子就交给我的三姐带,那是一万个放心、一万个感谢的。临行前,小轨又亲手给女儿缝了一件柔软宽松的白色绿花边的别致上衣,待女儿甜美地入睡后吻别了。小轨像一个战士一样归队了,到了学校就打报告参加民兵训练,以高昂的情绪参加大办钢铁等各种热气腾腾的活动。1958年出生的女儿取名“小熔”,是与我和小轨都身处大跃进的“革命大熔炉”中有关的,我们一个劲地、盲目地要跟上时代,热情可谓高涨,不叫苦,不叫累。当小轨进入医学教育的最后阶段——临床实习,小轨当实习医生不久,我们下放一年也满了,我们又恢复了在北大的周末相聚的生活,我们有时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小轨在北京市儿童医院实习时表现了很好的素质和能力,当时好像有预分到该医院的说法。她看到儿童医院的托儿所办的非常好,婴幼儿的食谱很讲究。小轨很想念孩子,我们又不能去青岛接她,于是我们又采取了一个有点冒险的行动,托小轨的家住青岛的同班同学杨熙贤、冯宗琏将才几个月的女儿从青岛带到北京来。1959年的上半年,我们两人是在北京度过的,小轨继续做实习医生,星期天最重要和最开心的活动是我赶到儿童医院托儿所与小轨一道看女儿,看到她一天天长大,在小床里会坐,艰难地百折不挠地学会爬(因为小床空间很小,只能在一个方向爬),直到扶着小床的栏杆站立……

  

3.1959年秋天,小轨终于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本科毕业了,我们的女儿小熔也已经满周岁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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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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