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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新立:金融海啸的成因与防范

更新时间:2022-01-15 12:39:12
作者: 郑新立 (进入专栏)  

  

   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一场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犹如海啸从天而降,席卷全球。在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两年多的时间,人们终于看到了复苏的曙光。这次危机教给我们什么?它产生的根源在哪里?如何吸取教训,寻求防范危机再次发生的正确途径,使世界经济走上安全发展之路,是后危机时代每一个关心经济全球化前景、关心世界经济未来的人都不能不认真思考的严肃课题。

   危机过后,各国经济界都从不同角度对其成因进行总结。概括起来,比较流行的观点有三: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过多导致世界经济失衡说;二是金融衍生产品泛滥导致经济过度杠杆化说;三是政府债务膨胀导致主权债务危机说。这些貌似公允的观点,经过发达国家主流媒体的反复传播,使不少人误以为这就是危机产生的根源。

   诚然,如果站在某些国家和利益集团的立场上,或从某一侧面来看,这些结论都有一定道理,但绝非这次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发展中国家利用劳动力和资源等优势,吸引资金、技术,加快了经济发展,出口有了较快增长,这是生产要素在全球优化配置的结果。在出口增加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扩大了进口,对发达国家增加就业、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力。而发达国家跨国集团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又直接为其提供了利润增长点。这种互利共赢的经济活动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是多个国家共同进步的历史趋势。综观世界发展史,发展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均衡则是相对的。近代以来,英国、美国都曾长期作为主要出口国,长期保持贸易顺差。时至今日,美国仍是服务贸易主要输出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仍是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品的主要出口国。把发展中国家主要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说成是导致世界经济不均衡以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完全是本末倒置。

   金融衍生产品泛滥导致经济过度杠杆化,是引发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但造成金融衍生产品泛滥的原因又是什么?为什么对风险极大的金融产品包括信用违约掉期产品各国投资者会竞相购买?为什么金融衍生产品泛滥出现在美国而不是别的国家?上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之后,美国曾吸取教训,通过了加强金融监管的法律,而到了八十年代,这些法律被认为是妨碍金融业的发展而被废除。在金融衍生品泛滥时期,美国经济学界和政府的有识之士也曾提出过加强金融监管立法,但这些法律一提交到国会即遭到否决。为什么自称代表选民利益的国会议员们会放任金融衍生产品泛滥?其背后受哪些利益驱使?总之,金融过度杠杆化只是一种表象,其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政府债务过度膨胀导致主权债务危机,是产生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但仍然不是根本原因。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对货币发行具有倒逼机制,必须保持在财政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合理比例之内,超过一定比例就意味着必须增发货币,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解决。美国长期依靠财政赤字和政府发债来满足开支需要。金融危机后,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持续上升,2009年底,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1.4万亿美元,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0%;债务规模为11.87万亿美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3.4%,在发达国家中处于很高的水平。美国的高赤字率和高债务率没有引发通货膨胀,利率水平较低,得益于其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地位,吸引了外国资金和廉价商品的流入。可见,无论是危机之前或之后,美国政府大量举债只是对金融海啸能量的积累起到助推作用。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是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离的条件下出现的,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毕竟有限。所以,主权债务危机也绝非金融危机的根源。

   爆发金融海啸的根本原因是美国长期滥用国家信用,利用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地位,推行经常项目和财政预算双赤字政策,维持国内居民的过度消费和政府的超额支出,不断积聚了金融海啸的巨大能量。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利用全球垄断地位,掩盖国家信用风险,颠倒债务债权国的风险关系,把大量国际资本引入风险高度集中地区,使金融危机的防范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经济全球化使国家信用成为国家竞争力和经济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国家信用可以降低一个国家政府和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相反,滥用国家信用,特别是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滥用国家信用,侵吞其他国家的财富,积累和传播金融风险,最终必然给本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带来灭顶之灾。

   美国成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策源地,又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依托国家信用制造的金融产品,必须与其实体经济规模相适应。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使美国经济犹如一个建立在沙滩之上的倒金字塔。金融危机前,作为底部的次贷约两万亿美元;普通房贷约12万亿美元;包括资产抵押债券(CDO)和信用违约掉期合同(CDS)在内的企业债约62万亿美元;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美国各大金融机构持有的金融衍生品达300万亿美元左右。这样一个头重脚轻的金融大厦,其中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崩塌。如果说历史上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由物质产品生产能力过剩带来的,那么,在金融业高度发达的今天,金融产品依靠国家信用形成毫无节制的供给能力,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全球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找准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源头,我们就要积极探索避免危机再次发生的治本之策。这是全球经济学界和各国政府共同的历史责任。

   首先,要加强对金融业的全面监管,重建银行与资本市场之间的防火墙。

   对各类金融企业,包括银行、股市、债市、保险、基金、投资机构、住房信贷等加强监管,特别是对金融衍生产品加强监管,已成为后危机时代各国的共识。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批准加强金融监管的法律,这是总结金融危机教训所采取的正确行动。除了要将非银行金融机构全部纳入监管范围,还应当重建银行与资本市场之间的防火墙。美国吸取三十年代大危机教训,曾立法限制银行对企业持股,这对防止非银行企业倒闭引发银行倒闭进而带来整个经济崩溃,起到了有效作用。这个法律在八十年代被视为推行新自由主义的障碍而废除了。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应当重建银行与资本市场的防火墙,这对维护银行运行安全和存款居民的利益至关重要。

   其次,要打破信用评级的国际垄断,建立客观公正的国家信用评级体系。

   客观、公正地对各个国家及企业的信用情况进行评定,是督促各国政府和企业提高债务偿还的信用度、合理引导资金流向、规避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目前,全球三个信用评级公司集中在美国,处于高度垄断状态。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前,国家信用被评为AAA的最高信用级别;雷曼兄弟公司在倒闭前,信用级别被评为A+,向全球发布了逆向信用指标,造成许多投资者倾家荡产。建立新的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已成为后危机时代的当务之急。必须彻底更新信用评级标准和评级方法。原有的评级标准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在对国家信用评级时着重私有化、经济自由化程度,把一国货币是否为国际储备货币、把政府借债能力以及人均GDP作为标准,奇怪地把债台高筑的国家的信用等级评得比纯债权国还要高。据计算,凭借这种扭曲的信用等级,每年为发达国家中13个债务国政府外债减少信贷成本675亿美元,为总外债每年大约减少信贷成本2351亿美元,十年共减少6750亿美元和23510亿美元。这些钱本来应当属于借债国付给债权国的正常利息。

   第三,对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金融运行,应由国际金融机构进行监管。

   上世纪七十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货币发行与黄金储备脱钩,美元成为依托美国国家信用的全球主要储备货币。这就使美国可以通过货币贬值向外国转移债务。从1971年到2010年,美元对黄金贬值约97.2%,给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国家带来巨大损失。如果说美元贬值使美元资产拥有者的财富缩水是一个缓慢过程,那么,这次金融危机使一些美元证券资产瞬间化为乌有,说明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其金融安全的影响已超过国界,关系着所有拥有美元资产的居民、企业和外国政府的切身利益。因此,对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金融运行进行国际监管就十分必要和顺理成章了。由国际金融机构履行国际监管职能,也是完全可行的。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专业人士已提出了这方面的设想和建议,值得深入讨论,进一步达成共识。

   最后,建立相互竞争的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是保持国际金融体系稳定的根本途径。

   预测未来全球储备货币体系,可能是由美元、欧元、人民币组成的三足鼎立的货币体系,三者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相互融通,哪种货币出现风险,人们可抛售之;哪种货币稳定,人们会争购之。以竞争和优选机制促使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政府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维护国家信用。这是防范国际金融风险、避免全球金融危机再次发生的根本出路。

   二十一世纪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纪,是构建和谐世界的世纪。实现全球经济持续发展、安全发展、绿色发展,需要各国之间的合作。而保持全球金融稳定,是实现安全发展的前提条件。我们应当以防范金融风险、促进安全发展为目标,扩大国际合作。通过政府和民间的多层次交流、协商,营造良好的国际合作氛围,寻求并扩大共识,以缓解经济全球化与决策分散化之间的矛盾。当前,应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共识并扩大合作:

   第一,加强对全球性金融风险的监测预警。

   信息不对称,是当前防范全球性金融风险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对关系全球金融安全的经济活动,国际金融机构和经济研究机构应当加强信息收集、分析工作,对潜在的金融风险进行跟踪监测、科学预测,及时发布风险预警报告。凡涉及其他国家金融安全的国内金融活动,应实行信息透明化制度。特别是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金融活动,应主动将有关信息提供给国际金融机构和利益相关国家。对金融风险集中的股市、债市、汇市、房市,应重点监测、跟踪分析。对对冲基金的国际投机活动,应加强跟踪监测,并适当加以限制。

   第二,客观评估揭示高负债国家的金融、信用风险。

   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传统的债权债务关系也发生了变化。1986年美国从净债权国变为净债务国,2005年发展中国家持有的外汇储备首次超过发达国家,2008年全球外债总额排名前15位的国家全部为发达国家。对主要债务国的信用风险和金融风险,应给予客观评估和及时揭示,关注主要债务国债务偿还能力的变化,以维护债权国金融资产的安全。主要债务国应当改变靠借贷维持高消费的习惯,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和经常账户平衡,提高偿债付息能力,保持币值稳定,确保国内外投资者的资产安全,维护国家信用。

   第三,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和共同发展中防范金融风险。

   近几十年来,一些后发展国家迅速成长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做出了榜样。应当引导国际资金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把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巨大潜在需求释放出来,形成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在发展中实现金融资产的增值和安全。据统计,2008年,国际资本的90%流向发达国家,仅有10%流向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应当改变。目前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和工业投资已趋于缓和,只有把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资源结合起来,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入,才能创造出新的需求,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应当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投资硬环境和软环境,承认新兴经济体已成为主要债权国、其国家信用已根本提高这一事实,改变在融资条件、市场经济地位等方面对他们的不公正待遇。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内市场的扩大,将增强对发达国家产品和服务的进口能力,为发达国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引导和改变国际资本流向,从主要进入发达国家变为主要进入发展中国家,就能为国际资本找到用武之地,提高资本的价值增值能力。

   第四,加大金融对绿色科技和绿色经济的支持力度。

   实现绿色复苏和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应当加大金融对绿色发展技术和绿色经济的支持力度,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减少环境污染和碳排放。目前,各国财政都增加了这方面的投入,但单靠财政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要创造一种盈利机制,把金融资本引向发展绿色经济和绿色科技上来。这就需要把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结合起来,用财政贴息、资本金补助和设立专项基金等办法,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本投入。美国政府宣布的新能源投资计划给全世界人民增强了信心。要鼓励和扩大有关科技开发和产品生产方面的国际合作,减少低水平重复投入,使有限的资金取得更大的效益,使绿色科技造福于全人类。

  

   2010-09-28 来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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