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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伟:后发多族群国家的政党建构:类型、测量及成因

更新时间:2022-01-15 10:01:09
作者: 张建伟  

   内容提要:在诸多后发国家中,族群分野是政党建构的重要社会基础。在族群分野的基础上,各政党采取了不同的政党建构策略,导致了政党形态的分化:某些政党倾向于采取包容性战略,最大可能地从不同地区或不同族群吸收支持者,由此形成了多族群政党;某些政党则采取排斥性战略,明确地将自身的政治基础建立在某一族群之上,由此形成了单一族群政党。与单一族群政党的离心作用相比,多族群政党因其包容性而具有较强整合与稳定作用。同样是多族群国家,为何有些国家的政党形态以单一族群政党为主,而有些却以多族群政党为主,需要结合族群因素、制度因素、精英关系、执政地位、国际干预等视角进行考察。

   关 键 词:多族群国家  政党建构  单一族群政党  多族群政党

  

   不同的政党形态与政党体制对多族群国家有着不同的影响。学者们通常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党形态以单一族群政党为主,这些单一族群政党为了攫取各自族群的支持,会在政治宣传中使用煽动性、冲突性言论,由此产生政治离心力进而引发族群冲突,给新兴民主带来致命伤害[1]。与此相反,多族群政党的政治立场通常更为温和,为了顾及政治联盟内不同族群的利益,多族群政党通常不会采取过激的宣传手段,因此具有较强的向心作用。不同政党形态与政党体制对多族群国家具有不同的政治效果,但同样是多族群国家,为何有些国家占主导的是多族群政党,而其他国家以单一族群政党为主?在同一国家内部,为何有些政党的策略是建构多族群政党,而有些政党却选择组建单一族群政党?本文尝试从族群因素、制度因素、精英关系、权力地位、国际干预等视角来回答上述问题。

  

   一、后发多族群国家的政党建构:形成与分化

  

   随着二战后原有殖民体系的瓦解,大批被殖民国家作为新兴民族国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然而独立建国后不久,不少国家都产生了国家治理方面的诸多问题,如贪污腐败泛滥、治理水平低下、政治文化幻灭等,其中最严重的当属族群冲突。其原因在于,大多数新兴国家都属于后发多族群(民族)国家,其内部的族群分野常常因引入多党竞争而政治化,在有些国家甚至导致内战与种族屠杀。在此背景下,后殖民时代的族群政治逐渐成为显学,围绕族群冲突产生的原因与解决对策,产生了大量的跨国及国别研究。

   许多学者注意到,对于这些后发多族群国家的国家建构而言,除了实现暴力垄断、组建官僚机构、司法机构等措施之外,有效的政党建构也是必不可少的政治选项。这是因为在族群的利益表达与平衡方面,现代政党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政党负责将不同族群的利益需求输入政治体系,并通过政治体系实现族群间利益的妥协与平衡。也有学者注意到,很多后发国家缺乏充分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致使其政党建构缺乏坚实的阶级基础。因此在这些国家中,政党的社会基础并非像西欧先发国家那样建立在阶级分野之上,而常常沿着既有的族群分野展开,产生了“一个族群,一个政党”现象,最典型的如非洲的尼日利亚。在尼日利亚第一共和国时期(1960-1965),三大政党“尼日利亚喀麦隆全国会议”(NCNC)、“行动小组”(AG)、“北方人民大会”(NPC)分别以东部的伊博人、西部的约鲁巴人、北部的豪萨人为基础组建。这些以族群分野而非以阶级分野为基础进行组织和动员的政党被学者们界定为族群型政党[2]291。

   政党政治的族群化及由此产生的族群型政党给这些民主基础本就脆弱的国家带来致命后果。在这些多族群国家,不同地区的族群之间常常存在宗教、语言、文化习俗等诸多差异,甚至是严重的分歧与对立,而自由竞争的选举体制为大打族群牌的候选人打开了大门。各政党候选人为赢得选举胜利,通常会有意识地诉诸族群情感与族群议题。一旦政党之间的竞争围绕族群分野展开,族群问题就会被带入政治中心,由此引发的族群冲突不仅威胁新生的民主体制,而且可能引发整个社会体系的动荡。族群型政党加剧族群冲突的关键在于“族群竞价机制”,即族群型政党的领导精英为了本人或群体的利益,常常在选举中提出过高的要求,最终破坏了民族团结并导致民主崩溃甚至种族隔离制度[3]。尼日利亚第一共和国(1960-1965)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就源于其三大族群政党相互倾轧,彼此之间恶性竞争导致政治失序,最终致使民主体制为军人政变所推翻。

   族群型政党的产生及其恶性竞争,给新兴国家的民主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然而,也有些多族群国家摆脱了上述陷阱。这些国家虽然存在多元族群,但其政党建构并未以单一族群为基础展开,出现“一个族群,一个政党”的现象。具体包括两种情况:其一是非族群型政党占据主导地位,即主要政党之间的竞争在族群性之外的维度展开,如独立后至军事政变之前这段时期的菲律宾(1946-1972)。菲律宾属于族群分裂的社会,但在1972年军事戒严法实施之前的26年里,菲律宾的主要政党之间的竞争并没有沿着族群分野展开[2]302-303,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自由党两党都不属于族群型政党。

   其二是多族群政党占据主导地位,如非洲的赞比亚。虽然同为后发多族群国家,但该国的大多数政党都属于多族群政党,这些政党都建立在多族群之上,以单一族群为动员基础的政党极少存在。不仅执政党如此,甚至该国的反对党通常也采取跨族群的动员策略,而避免像其他国家那样倾向于诉诸单一族群动员[4]。多族群政党(或政党联盟)被认为具有较强的整合与稳定作用,因为多族群政党(或政党联盟)倾向于采取包容性战略,最大可能地从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吸收支持者,而不是将自己的政治基础建立在某个特定族群之上。

   因此,从族群维度来看,后发多族群国家出现了两次分化。按照政党的动员基础是否是族群性为基础,可以将其分为族群化的政党体制与非族群化的政党体制,前者由族群型政党主导,后者则主要由非族群型政党主导(如菲律宾);按照族群型政党是以单一族群政党为主还是以多族群政党为主,可以将族群化的政党体制进一步分为单一族群政党为主的政党体制(如尼日利亚第一共和国)和多族群政党为主的政党体制(如赞比亚和印度)。

  

   二、后发多族群国家的政党建构:类型与测量

  

   在唐纳德·霍洛维茨的开创性研究之前,学术界通常按照政党的意识形态对政党进行分类,将不同政党放在从左到右的意识形态光谱上[5]。这样的政党类型学侧重于对欧洲(尤其是西欧)政党现实形态的概括,一旦将其应用到非西方社会——尤其是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后发国家,其局限立即凸显。在这样的社会中,族群、部落、宗教、语言等社会分野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常常要超过以阶级分野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分歧。因此,如何研究那些族群分野凸显的后发国家政党与政党体制,是比较政治研究者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其中基础的工作是如何对这些国家的政党和政党体制进行有效的分类,因为没有有效的分类就无法进行后续的深入研究。

   在这样的背景下,唐纳德·霍洛维茨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按照政党的族群属性,将政党划分为族群型政党、多族群型政党与非族群型政党[2]298-302。按照他的标准,如果一个政党从某个特定族群获得压倒性支持,并以维护该族群的利益为目标,那么该党就是(单一)族群政党;如果一个政党在组织上涵盖了处于冲突中的两个(及以上)族群,那么这个政党就是多族群政党。而对于非族群政党,霍洛维茨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明。

   霍洛维茨的奠基性工作启发了很多学者,他们在霍洛维茨的基础上,依据族群属性对政党进行了创新性分类。范·科特以拉丁美洲的土著印第安人为基础,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族群型政党:单一族群型政党、土著排他型政党、基于土著型政党[6]。单一族群型政党是声称代表某一特定族群利益的政党,其含义与霍洛维茨的族群型政党差别不大。土著排他型政党是只代表土著群体利益的政党。而基于土著型政党在代表土著利益的同时,也吸纳那些支持土著利益的非土著群体。这样划分的现实依据在于,拉美印第安人作为一个独特的族群,其内部同样存在着语言、部族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若干亚族群。因此单一族群型政党与土著排他型政党的区别在于,前者只是以某个国家中印第安人的某个亚族群为政治基础,而后者则以某个国家中的全部印第安人为基础,而不包括其他非印第安族群。基于土著型政党的包容性更大,因为印第安人在拉美各国中的人口处于绝对少数,不少印第安人政党实际上也向非印第安人开放,由此就形成了此类政党。

   霍洛维茨与范·科特对政党所作的类型学划分具有开创性贡献,但他们所提出的相关概念缺乏有效的操作性,尤其是将其应用到具体的国别研究或比较研究时,其局限性就明显地体现出来了。比如,霍洛维茨认为单一族群型政党需要从某一特定族群获得压倒性支持,但多大比例的投票支持才算是“压倒性支持”?是过半还是超过三分之二?霍洛维茨实际并未给出清晰的界定标准。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詹姆斯·斯卡里特给出了更具操作化的定义。他将(单一)族群型政党的门槛设定为90%,即只有当一个政党的支持率有90%及以上来自某个特定族群时,这个政党才真正属于(单一)族群型政党。如果这个数字在67%以下,那么该政党就不属于族群型政党,可能是非族群政党。如果这一数字介于67%与90%之间,那么这样的政党属于潜在的族群型政党。潜在的族群型政党可能接近于(单一)族群型政党,也可能接近于多族群政党,要判断其最终的归属无法仅凭数字的支持率,而是需要引入其他的指标,如政党领袖的角色、政党所推选的候选人数量、政党在选举中的明确诉求等[4]。

   在霍洛维茨与斯卡里特的族群型政党概念的基础上,尼克·奇斯曼与罗伯特·福特同样按照政党的族群属性对政党进行分类,并对指标进行进一步细化。他们将政党分为族群型政党、潜在的族群型政党、存在主导族群的多族群政党、不存在主导族群的多族群政党、非族群型政党等五种类型。每类政党来自某个族群的支持率范围分别是,族群型政党为85%-100%,潜在的族群型政党为66.6%-85%,存在主导族群的多族群政党为50%-66.6%,不存在主导族群的多族群政党为33.3%-50%,非族群型政党为小于33.3%[7]。

   从上述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不同学者从族群维度对政党所做的类型划分,基本上都是受到霍洛维茨的启发,是在霍氏类型学基础上的细化发展。以霍氏的类型为基础,可以发现这些类型学与霍氏类型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见表1)。虽然学者们用不同的量化指标对政党进行了分类,但他们都强调了(单一)族群型政党、多族群型政党、非族群型政党之间的区分。与非族群型政党相比,单一族群政党与多族群政党在多民族国家更为常见,因此解释单一族群型政党与多族群政党的形态分化显得尤为必要。

  

   三、多族群国家的政党建构:成因探源

  

   通过上述的类型学梳理后可以发现,单一族群政党与多族群政党之间的分化构成了后发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现实。要解释的问题在于,同样是后发多族群国家,为何有些国家主导的政党形态更多是多族群政党,而其他国家的政党形态主要是单一族群政党?在同一国家内部,为何有些政党的策略是建构多族群政党,而有些却选择组建单一族群的政党?

   从现实来看,每个多族群国家中不同政党体制的形成,不仅受到族群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多因素的影响。概而言之,形成后发多族群国家中不同政党形态的因素至少包括以下五个。

第一,族群结构的因素。族群结构是影响政党建构的直接因素,族群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与族群的地理分布状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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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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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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