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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漫谈阅读与写作

更新时间:2022-01-14 08:53:25
作者: 王安忆  
真的太灰暗了,书本上的世界和真实的存在格格不入;她却跟我相反,她在文字里看到了她的生活,她显然比我更热爱她的现实世界,这个现实世界可能在文字里变得更有趣。我就想到一个问题:这两个世界,一个是文字的、想象的世界,另一个是我们实际上生活的世界,我们怎么样来对比这两个世界的力量呢?我很难说服自己现实和书本里是一致的。但是,我们怎么处理文字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呢?或是我们全面投降,服从于现实生活?或者是用文字抵抗现实,那么又该如何抵抗?等许多时间过去,我渐渐想到,我必须有一个强大、更合理、更有说服力的文字世界,才能抵抗当时所身处的这个灰暗、让人打不起精神、平淡无意义的世界,这可能就是我们写小说的人的内心驱使。我要特别提到一个老先生——金克木的话。金克木先生有一本类似《论语》的杂文集,书名叫作《文化卮言》。其中一节的标题为《诗与真》,谈到歌德的自传,他说:“我们中国人经常将假和真对立,却很少把诗和真并列。”他怎么解释这句话呢?他说:“我们可以把真作为一个不变数,不论是指真理还是指真实。那么假便是负号的真。但是诗却是正负号的,又真又假,又假又真。”我理解这个正负号的“诗”,是经过两次否定,从真到假,再从假到真。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要创造一个和现实世界对抗的存在,不是用假来对抗,而是用诗。这个“诗”,我以为是泛指一切艺术虚构,对我们来说,就是小说。那么我们如何建设一个小说的世界呢?用什么准则建设小说的世界?阅读又怎样帮助我们建设小说里的世界?

  

   五 文字里的生活

  

   童话与悖论

  

   我想先从我的阅读生活来与大家分享我的成长经历。我似乎回想不起我是怎么学习识字和阅读的,好像生来就会了,阅读对我来说很自然,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就看见了文字。我的生活似乎从来是分成两种,一种是在实际当中度过的,就是吃饭、睡觉、和父母相处、和小朋友一起玩耍;另一种生活则是在文字里,它给了我一个另外的空间。

   我初始的阅读,大都是童话和民间传说。有一个童话故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故事讲述一个勇士受到上天的指令,让他去捕捉一只玉鸟,于是登上冒险的征途。上天以很郑重的语气派遣他,他就以为这次出行会很困难,艰险重重。想不到一路顺风顺水,很快就到达了玉鸟所在的宫殿。宫殿的门敞开着,也无人看守。进到深处,玉鸟独自立着,丝毫没有反抗,顺从地让勇士捕捉在手。玉鸟对勇士说:“我可以跟你走,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我给你讲故事,你听了我的故事不能叹息,你一声叹息我就飞回去了。”于是,勇士就松开手,玉鸟立在他的肩头,往前走去。玉鸟讲了第一个故事,勇士忍不住发出叹息,玉鸟就飞回去了。勇士返身抓回玉鸟,再一次上路,玉鸟讲了第二个故事,勇士又叹息了。玉鸟飞回去,勇士回去抓,第三个故事开头……来回反复,一直到第九次,第九个故事,勇士没有叹息,方才成功捉到玉鸟完成上天的任务。我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故事的具体内容,既想不起玉鸟让勇士叹息的故事,也想不起最后勇士不叹息的那个,可是它的结构却深印在我脑海。人的记忆很奇怪,像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在选择,安排你记住什么,忘记什么。也许就是玉鸟故事中被我遗忘的内容的部分,从此变成一个逼迫,逼迫我不断地想象故事,使人叹息、叹息、叹息到不叹息的故事。人家的故事忘了,只有编自己的故事。

   还有德国的《格林童话》,其中一则故事,说的是一个力大无穷的傻子。有一天,他跑到邻国去,看见城门上贴着告示,因城堡出现怪物作祟,很多勇士信心满满地进去,不是落败而逃,就是被怪物吃掉,没有一个人成功征服怪兽。国王非常不安,于是发出公告,许诺说谁能征服怪物,夺回古堡,就把公主嫁给他。这种模式的故事有很多,包括意大利歌剧《图兰朵》和中国戏曲《西厢记》,只是结尾各不相同,《西厢记》是老太太毁约了。这则童话故事则很朴素,傻子斩杀怪物,天下太平,国王立刻兑现承诺,把公主嫁给他。公主对他也没什么大不满,并不觉得他傻,只有一样使公主纠结,就是他不懂得害怕,任何事情都不能使他怕得发抖。公主有一个很聪明的宫女,就像莺莺小姐的红娘,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严冬寒冷的早上,凿开河上的冰,捞了一桶鱼,提到卧室,把傻子的被子掀起来,一股脑浇在他身上,傻子不禁浑身战栗,大叫道:“哎呀!我知道什么是发抖了!”从此他们就过着幸福的生活。

   小时候,只觉得故事有趣,后来想起来,这有趣里藏着许多隐喻:为什么公主把懂不懂得害怕作为一个人智商的标准,害怕和智慧有关系吗?过度诠释一下,又似乎有关系。中国人不是讲求敬畏天地吗?再有,如果这傻子是有智慧的人,懂得害怕,那么他就不可能征服怪物,娶到公主。这么一来,故事不是没有了吗?所以,他又必须是一个傻子。这是一个悖论,小说往往都是悖论。

   童话是很有意思的。意大利的卡尔维诺收集编撰过一部《意大利童话》,其中一个故事说的是野兔和狐狸。有一天,狐狸在树林看见兔子快乐地跳来跳去。狐狸问兔子为什么那么高兴,兔子回说它娶了一个老婆。狐狸恭喜兔子,兔子说不要恭喜它,因为它的老婆很凶悍。狐狸说,那你真可怜。兔子说不,也不要同情它,因为老婆很有钱,带给他一栋很大的房子。狐狸再道恭喜,兔子又说不要恭喜它,因为房子已经一把火烧掉了。狐狸说可惜可惜,兔子说也别觉得可惜,因为它那凶巴巴的老婆也一起烧掉了。

   我们写小说常常是这个样子。从起点开头,经过漫长的旅程走到终点,却发现是回到了原点,但是因为有了一个过程,这原点就不是那原点。所以我们又很像神话里那个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把石头推上去、落下来,再推上去、落下来……永远在重复做一个动作。但这一次和下一次不同,就是那句哲言:“人不会两次涉入同一条河流。”幼年时看童话故事,觉得很好看。它建设了一个奇异的世界,是在现实生活里不可能发生的。慢慢地,成年以后,我对童话的认识似乎递进着、常想常新,今天想是这个样子,明天想又有不同的感受。童话故事看似是孩子的阅读物,但其实,它的意味和形式,隐匿在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里。阅读童话的经历实际上一直如影随形于我日后的文字生活。

  

   校园小说

  

   再长大一点,开始上学,对童话的热情转移到接近现实生活的阅读。对于一个学龄孩子来说,最恰当的读物莫过于“校园小说”。上一章提过“校园小说”的模式来自苏联,把少年儿童的生活写得很严肃、高尚,因少年儿童是未来的英雄,被赋予实现人类理想的重任。例如说当时非常著名的苏联儿童文学小说家盖达尔,他的小说《铁木儿和他的队伍》里的铁木儿成为少先队员的学习模范,很多学校成立“铁木儿小队”,一种浪漫的激情充盈在我们的学校生活里。铁木儿系列的小说里,有一篇名叫《雪堡司令》,我至今还能记得。

   故事讲述街上有两队小孩,分属对立的两派力量,其中一派就是铁木儿。就像我刚才说小时候两条弄堂的小孩争斗打架,而小说将这种小孩子的罅隙政治化了,因而也变得严肃。铁木儿领导的一班小朋友很正义,不欺负弱者,做好人好事,而他的对手是一个特别调皮捣蛋的孩子,专门欺负小女孩。双方有一场战争,是争夺一座雪堡,即用积雪堆起来的堡垒,相持几日,胜负不决。有一天,铁木儿忽然带领队伍撤退,将雪堡让给“敌方”。原来,铁木儿从母亲口中得知,那个孩子的父亲在前线牺牲了。故事很动人,孩子们拥有着美好的品德,高尚的情操,并且抱负远大。

   分裂也是从阅读校园小说发生。我姐姐早我三年参加了少先队,我父亲当时还在军队,就给我姐姐寄来一本书作为她加入少先队的礼物。现在的礼物都是巧克力、游戏软件之类,那个时代的礼物也是严肃的。那是一本精装的书,书名已经记不清了,封面上是一个孩子的雕像,是关于一个苏联少年英雄的真实故事。他的名字叫莫洛佐夫,1918年出生,然后1932年他十四岁的时候,因举报他的富农祖父隐藏粮食被杀死。中国60年代的少年英雄刘文学,遭遇和他很相像,同是和侵吞集体财产的歹徒斗争,失去了生命。可是这个苏联小英雄莫洛佐夫和刘文学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个男孩子所揭发斗争的人是他祖父,最终,他死于祖父的手里。于是,这故事就变得更悲惨,令人非常难过。因为这是他的至亲,血缘和阶级的敌对关系,给英雄的事迹蒙上阴影。多年以后的今天才得知,原来这位少年是时代所塑造出来的人物,是由一桩家庭的悲剧演绎而成的。我不打算评价这个事件,我只是想说当时阅读的忧愁。

   其实这是一个先兆,预示着我逐渐分裂对文字世界的信赖。这本书让我觉得这世界的残酷,甚至比现实生活更不可依靠。很快,生活就进一步地加剧分裂的状况。1966年,“文革”发生,我早早结束所谓“学业”,到了农村。我身边携带的书,除方才说的农村小说集,还有一本长篇小说《艳阳天》,是当代中国作家浩然所著,写的是人民公社新农村的生活。小说里的农村景象光明开朗,前途美好,有阶级斗争,可是不像那个男孩的故事那么混淆阴沉,而是黑白敌我清晰,感情就不会受到严峻的拷问。有爱情,没有私欲,建立在公德和理想之上;有新旧观念的较量,总是进步的胜出。宣传画上拖拉机行驶在光芒四射的田野上的图景,在小说里演化成生动具体的人和事。这和我所在的农村,在气氛上不大一样。

   我们村庄上,有一个富农的家庭,男人已经死了,老婆带着一儿一女度日。这一家人都长得漂亮,高高的个子,五官端正。女孩子很苗条,她的外号也很妙,叫“铁嘴”。她很会说话,言辞犀利,男人都不是她的对手,几个来回就败下阵来。她不仅嘴厉害,干活也是一把好手。在我们那里,割麦子是用长柄镰刀,叫作“放大刀”。我在托尔斯泰的小说里读过用大刀割草的场面,工具和姿势都类似“放大刀”,干活的都是男性壮劳力。可是,每每地,这个“铁嘴”女孩子都能进入“放大刀”的行列,她从来不落人后。

   割麦的情景回想起来真有些戏剧化。我们的农民其实自有美学,割麦的季节里流行的装束:上身不穿衣服,光着膀子,肩上系一方白色的纱布,很彪悍也很俊美。在一列白披肩的队伍里,有一件花布衫,就是“铁嘴”。庄上人公认她是个人才,私下都为她惋惜,因为她的富农成分,一直没有寻到婆家。到我离开那个村庄的时候,她已经二十岁了。在农村,二十岁对于女孩,是个很可怕的年龄,很难有匹配的对象。她的弟弟也很秀美,同样娶不到媳妇。这一儿一女的婚事都是老大难。这是我在农村看到的阶级分野日常化地体现在个人命运上,和《艳阳天》里斗争的方式不同。书本里的世界固然美好,但却是简单的,它无法覆盖现实的复杂性,所以就变得脆弱。但阅读的经历,在我几乎成为信念,我并不因此而放弃,而是企图寻找出一个更有力量的文字里的世界。

   我在农村里独自度过十七岁的生日。生日时,母亲送我一本小说叫《勇敢》,是苏联女作家薇拉·凯特琳斯卡雅所著,写的是上世纪上半叶苏联开发远东、建设共青城的故事,感情很激昂,合乎社会主义史诗的创作原则。母亲送我这本书是希望我振作,对目前的生活唤起一点热情,不要颓唐下去。当然她也知道书本和现实的距离是非常大的,可是除此,还有什么别的路径呢?我们都是容易被书本激励的。

这本书如果按照金克木先生的说法,就是“假”,但是小说确实写得很动人,这就是文字的能量吧!一群青年人在一片荒地上,从无到有建起一座城市是多么激动人心!乌托邦永远吸引着爱幻想的年轻人,但是成长会告诉我们,乌托邦的不可实现在于它的不合理和不人道。前面说过,那个少年英雄出生在一个伦理混乱的家庭,本来是个不幸的孩子,却因为政治需要被塑造成英雄。而《勇敢》所写的开发远东,正是在中国黑龙江边境,带有扩张的意图,结果也是失败的。在不断阅读和学习中,你会发现,在你非常投入、寄予很高理想的那个世界也是有谎言的。这是对我们提出的警告,警告我们,与虚假对立的不只是真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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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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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小说六讲》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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