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安忆:开展写作生涯

更新时间:2022-01-14 08:50:09
作者: 王安忆  

  

   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我已写作三十多年了。很多读者会问,这三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有什么转折性的变化呢?我是怎样开始写作的呢?我想我可以从我的第一篇文章说起。

  

   一 写作生涯的开端——一篇没有面世的文章

  

   1977年,我写下第一篇获出版社接纳的文章。当我写这篇文章时,“文革”还未结束。那是1976年上半年,历史还是按照前十年的节奏和去向进行,当时的年轻人正处于动荡、不确定的命运当中,有的做工人,有的做农民,亦有的得到工厂或农村的推荐得以求学。但还是有些事情开始变化,沉寂已久的出版业慢慢恢复起来,出版界开始想要出版一些杂志、书籍,报纸也有一点点要恢复文艺副刊的迹象。那时上海有一家出版社计划出版一本知识青年的散文集,就是在“文革”期间停业多年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当上海文艺出版社策划出版这本散文集时,吸引了很多喜欢写作的文学青年投稿。其实“知识青年”这个词在当时的界定相当特殊,它指的是受过教育但又没有完成教育的青年,这些青年分布在城市和乡村各个地方,但更是指那些从城市来到乡村的中学生。其时,我已经离开农村,在一个三线城市的歌舞团体工作,但身份仍然是知识青年。我的一篇散文就获这本书的编辑接受了。有意思的是,担任我这篇散文的编辑,是当时很具影响力的知识青年张抗抗。张抗抗可以说是知识青年作者的先驱,在70年代已经出版长篇《分界线》,当时被上海文艺出版社借调来做编辑,成为我的文章的责任编辑。这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她不比我年长几岁,可是已是一个成熟的作家,由她担任我的责编,我这篇文章已经成功了一半,最后也真的录用了。

   可是政治环境很快产生了极大的变化。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了,“文革”结束,这本书的立场变得很尴尬,是否该出版呢?对这些青年来说,他们都经过了漫长的组稿、改稿、最后定稿的历程。书已印成册了,我们眼巴巴地等着书籍出版发行的这一天,可是意识形态的大转变远远超出这本书里的思想。在这本书里,我们所表达的生活理想,例如决心永远坚定地站在工农的岗位,永远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未必言不由衷,但多少是受形势的驱使。事实上,这种价值观在1976年,特别是后半年,已受到很大的质疑。整个上山下乡运动在青年们的具体遭际中受到质疑。以这样运动的方式处理青年的命运是不是妥当?年轻人是不是还应有更合理的生活追求、更多机会的选择?求学是不是一件正当的事情?教育是不是要延续下去?如何评定前十七年中国教育制度和教育观念?所有的疑惑在这个时候全都露出水面,获得正当性与合法性。所以出版社最后把这本书的出版搁置下来。然后,又过了些日子,出版社写了一封信给我们,信的内容说:由于形势的变化,这本书不进入发行,已印刷的成书送给各位一本留作纪念。可惜我那本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书名也忘了,只记得我的那篇散文名字叫作《大理石》。第一篇印成文字的写作没有问世,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开端,自己个人的写作受到社会的承认,原来把自己写在本子上的文字变成铅字、公开展现是可能的,所以我也愿意把自己写作的开端定于1977年。虽然这篇散文没有机会面世,但它还是跨越了一个写作社会化的过程。这一篇短短几千字的散文,可说是开始了我写作的道路,建立了我的自信心和兴趣。有时候我们不能让年轻人过于失望,因为失望会挫败意志,而我是很幸运的,我的写作没有遭受过多的失望,所以能一直保持信心。

  

   二 创作儿童文学的阶段

  

   接下来命运好像变得顺畅起来。1978年,虽然政府没有说外地的知识青年可以返回自己的城市,但政策开始松动,知识青年有很多回城的途径,例如说身体不好,或者父母有一方退休等等,都可以回城,我也在1978年调回上海。

   1978年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关闭了十年的文化单位陆续开放,很多报纸、杂志都筹备复刊了,我幸运地进了《儿童时代》杂志社。上海有《小朋友》《儿童时代》及《少年文艺》三本杂志,创刊于50年代初期,分别面向幼儿、小学、初中三个年龄阶段,三本刊物同时在“文革”中停刊。此时,杂志社一方面邀请老编辑回来——那时老编辑已分散各地,有的到学校教书,有的做普通职员,亦有的到外地工作,同时也吸纳年轻人。因为我曾有作品发表过,在当时来说是很难得的,算是有了一点成绩,所以得以加入《儿童时代》杂志社。来到杂志社后,需联络小学,于是我接触到许多的小学生,就开始写儿童生活的小说。

   中国的儿童文学在我们那个年代,也许直到今天,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的校园小说影响。比如说加入少年先锋队是我们的理想初级阶段,为更高理想——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做准备,我们要留意品行、公德、操守,同学之间要有高尚的人际关系,这些题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从苏联的校园小说过来的。

   写儿童小说给我带来好运气,一出手就似乎有回报了——我的一篇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获得全国儿童文学奖——在这些杂志复刊的同时,许多文学奖项也恢复了。这是一个以70年代末期为背景的校园故事,但情节的核心则来自我小时候的经历。60年代的小学,每一个儿童都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戴上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加入少先队是很重要和光荣的事,不加入就好像被逐出孩子的小社会似的,很羞耻。少先队有着和成人组织相同的组织结构,按各人学习成绩、行为表现、社交能力的优异,形成梯级式的管理层,包括小队长、小队副,中队长、中队副和大队长、大队副。二年级加入少先队,就要在班级建立少先中队,进行小干部的选举。我在中队长的选举中得到全票,但是老师——此时还担任少先中队的辅导员——心仪的是另一个女孩子。那位女同学长得很漂亮,除了成绩不怎么样,她真的很优秀,既活泼又热情,积极协助老师的班务工作。总之,她确实合乎中队长的标准,但可能因为老师对她的喜爱太过明显,多少出于嫉妒心,同学一致不愿意投票给她。于是,她得了零票,而得不到老师欢心的我,得到全票。这个老师虽然不喜欢我,但我很喜欢她,她是一个快活的老师,很平等地对待我们。她居然有能力把所有的票数挽回,从我这里搬给了那位同学。这件小事情在我心里也造成了一点小伤害。多年以后,我写小说时,就把这不满和委屈的情绪发泄出来。

   我把《谁是未来的中队长》这个故事设定在70年代末期这个环境里,题目定在怎样才是一个好孩子,好孩子的人格应该是怎样的。我赋予我不愉快的童年经验一个新的价值判断,就是我们要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个性,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写作的人某种程度上都是生活的弱者,他们可能在很多地方未能实现自己的妄想,所以要在写作里想象自己是一个强者。想不到小说发表在《少年文艺》上引起极大的回响,在读者座谈会上非常受欢迎。这篇小说似乎很能反映受到打压的小孩的心情,于是就得到全国优秀少年文学的二等奖,由于一等奖空缺,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成绩。在这样的鼓励下,我继续写了一些儿童小说,但心里却感到不满足。我经常在想:为什么我不满足于写儿童小说?回想起那个年代,其实现在也一样,很多作者都是从写儿童文学开始文学创作的,我觉得我们多少有一点把儿童文学看成幼稚化的文学,觉得它的门槛比较低,容易入门,进去以后才正式开始文学创作。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的儿童文学还是带有幼稚化的文学色彩,所以我感到不满足。到80年代,我开始写真正文学意义上的小说。很多评论家也好,记者也好,他们很希望我表述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走上文学道路的。我总是感到很困惑,我应该从那篇没有发表的散文算起,还是从儿童小说写作算起,或者,从80年代发表所谓成人小说算起?

  

   三 文学创作的开始

  

   80年代,我到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第五届文学讲习所学习,参加学习的学员都是已经非常著名的作家,包括张抗抗、贾平凹等。当时贾平凹已是成熟的作家,就没有来,名额给了另一个也是写作经验成熟的作家,他也没来,于是文学讲习所多了一个名额。宿舍是四人一间房,但只有三名女生,所以这个名额就指定是女生。讲习所最后决定把这个名额优惠给上海,因上海这个大城市只有一名学员,就是竹林,当时已经写了长篇《生活的路》,影响很大。这个名额落到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说明当时年轻作者都是儿童文学出身。出版社推荐了三个女孩子,我是其中之一。文学讲习所特别强调是给写作者提供文学补习,所以不建议高校学生参加讲习所,这是一个补救的方法,给没有机会受教育的青年补一课。上海推荐的那两个女孩子其时都在读大学,所以这名额就给了我。我只写了《谁是未来的中队长》,还有几篇谁都没看过的散文,可是机会落到我头上,至今想起来还是觉得幸运。尤其是后来又多出一个名额,就近落在北京,来的是一名女生,我们又搬进一间五人宿舍。老师们都说悬得很,要是她比我先到,就没有我的事了。

   我在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成人小说,名叫《雨,沙沙沙》。《雨,沙沙沙》以现在的文学归类概念,可算是青春小说,故事讲述一个名叫雯雯的女孩子,经历了插队落户回到城市,和我经历非常接近。她面临爱情问题,选择怎样的爱人和生活,这是很普遍的青春问题。她向往爱情和未来,不知道要什么,只知道不要什么。然后,在一个雨天遭遇一个偶然的邂逅,于是模糊的向往呈现出轮廓,就是“雨,沙沙沙”。开始的时候,人们很容易觉得我是因为母亲的关系才得到学习的名额——我母亲是60年代崛起的作家,她的名字叫茹志鹃,代表作《百合花》几十年都收在中学语文课本——所以对我别有看法。《雨,沙沙沙》这篇小说出来,大家都感到耳目一新。80年代的时候,写作还延续着长期形成的一种公式,题材和母题,都是在公认的价值体系中。以此观念看,《雨,沙沙沙》就显得暧昧了,这个女孩的问题似乎游离于整个社会思潮之外,非常有个人性,所以大家都觉得新奇。那个时代社会刚从封闭中走出来。现在许多理所当然的常识,当时却要经过怀疑、思考、理论和实践才能得到,叫作“突破禁区”。今天的常识,就是那些年突破一个又一个禁区得到的。当时有个同学说《雨,沙沙沙》像日本的私小说。我们那时候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私小说,后来才知道是类型小说的一种,写个人私密生活。我非常欢迎同学给我的小说这么命名,对当时以公共思想为主题的意识形态来说,“私”这个字的出现,是带有革命性的。

   《雨,沙沙沙》是我走上写作道路的标志,主角雯雯就像是我的化身,一个怀着青春困惑的女性,面临各种各样的生活难题和挑战。她对社会没有太大的承担,对时代也不发一言,她只面向内在的自我。这小说刚出来时引起大家的关注,因为那时的小说潮流是以《乔厂长上任记》《在小河那边》为主体,承担着历史现实批判、未来中国想象的任务,有着宏大的叙事风气。我这个带有私小说色彩的小人物出现,一方面大家觉得她很可爱,另一方面又觉得她和中国主流文化、话语系统不一样,也有点生疑。总之,引起了关注。就这样,我虚构的这一个在文学主流之外的女孩子“雯雯”,忽然受到众多评论家的注意。有一个著名的评论家叫曾镇南,当时谁能够得到他的评论都是不得了的。他写了一篇评论,并发表在重要的评论杂志《读书》上,题目叫《秀出于林》。后来又有上海的年轻评论者程德培,写了第二篇,这篇评论文章的题目直接就叫《雯雯的情绪天地》。我觉得他这篇文章的命名有两点很重要,一个是“雯雯”这个人物,一个是“情绪”两个字,意味着一种内向型的写作。事情的开端很引人注目,可是接下去就不好办了,因为我的生活经验很简单,不够用于我这样积极大量的写作。外部的经验比较单薄,我就走向内部,就是评论家程德培所说的“雯雯的情绪天地”,我就写情绪,可没有经验的支持,内部生活也会变得贫乏。

我的生活经验在我们那一代人之中是最浅最平凡的。像莫言,他经历过剧烈的人生跌宕起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0920.html
文章来源:《小说六讲》上海人民出版社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