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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开展写作生涯

更新时间:2022-01-14 08:50:09
作者: 王安忆  

  

   1983年发生了很多事情。除写长篇小说外,我还去了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这两件事情似乎是同时发生的。记得1980年我在北京文学讲习所学习时,讲习所邀请了几位嘉宾,其中就有创办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聂华苓和她的先生保罗·安格尔(Paul Engle)。保罗·安格尔是很有名的诗人。随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年轻的李欧梵,当时他已经在美国大学任教授。他们向我们介绍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美国文学,同时也介绍了一些台湾文学。报告会的其余时间里,聂华苓老师让我们提问。我们三十几个学员大多是全国范围有点名声的作家了,可是一个问题都提不出来,因为不了解,不晓得提什么好,就这么木然地看着他们。那时候,中国刚刚结束离群索居的历史,世界离我们特别遥远。场面有点尴尬,等了半天,有一个来自广州的作家,当时也已经得过全国小说奖的孔捷生,请他们谈谈琼瑶。广州是率先开放的地方,比内地作家见识要多,但能够提出来问的也就是琼瑶,似乎不属于他们几位要回答的问题。但是聂华苓是一个友善的人,她很耐心、很客观地谈了琼瑶。当他们介绍这个国际写作计划时,表达了一个理念,就是希望能够有很多声音在这个地方发出,而不仅是以欧美为中心的主流。没有想到三年以后,我真的随母亲茹志鹃一起到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仿佛做梦一般。

   果不其然,写作计划邀请的作家多有来自世界边缘、第三世界、后发展、政局动荡、前途不确定的国家地区。所有作家按地缘政治体制划分,安排各个小组,每个小组举行一场报告会。于是,全世界的问题都展现在我面前,给出一个世界性的景观,让我有可能对自己经验的价值重新进行判断,自己经历的那一点困苦没什么大不了,我的中国经验很可能是片面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启蒙,让我张开眼睛,不总是看着自己那一丁点事情,而是学着越过自己的经验去看旁人的经验。

   在写作计划中我认识了台湾作家陈映真。80年代初期我从一个封闭的世界走出来,什么东西都是第一次看到。我到美国前,没有见过超级市场,没喝过可口可乐。那时在内地,可口可乐都是在酒店出售,用特别的外汇券才能买到。我也没有吃过肯德基炸鸡、汉堡包、比萨——在欧美小说里被译作“意大利脆饼”,什么都没见过,就这样两眼一抹黑的。到了美国以后,世界好像一下子打开了大门。美国是一个富裕国家,而我们是从物质匮乏之中过来的。我最感到惊讶的是,美国无论餐馆、咖啡馆,纸巾是随便拿的,在我们的国度里有什么是可以随便拿吗?没有。我们下乡的农村有一个规定,收花生或者收瓜的时候,我们可以随便吃,可是不能带走。因为吃是有限的,再怎样敞开吃都是有限,要是带走就难以计量了。但是80年代,中国的发展非常快速。记得我是在美国第一次见到纸盒软包装的饮料,可是当回到上海的时候,上海也有了,那一年的时间节奏特别紧密,多少东西从无到有。我在一个物质匮乏、思想封闭、政治动荡的社会,度过成长的阶段,错过了学府教育。相反,贫瘠不公的乡村经验则使我充满着愤懑的情绪,就像是一个过期的青春叛逆者,就这样来到了什么都是敞开的美国,从物质到意识形态,全都向我敞开着。在这个敞开的世界,如果没有陈映真的提醒,我可能很快会变成一个物质主义者,推而远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终结论者,具体地说,也许我会留在美国,从留学生做起,纳入另一个生活领域。

   陈映真倒也不是说美国有什么不好,他只是对我的经验表现得不怎么有所谓。当我去向他描述“文革”,描述我们的生活,描述我们这些年很不幸福的遭遇——这是那个时期我们与外面世界交流的主要话题,总是能够引起强烈的反应——陈映真的态度却很平淡。他的意思是说,人人都有不幸,你看我们这些作家,哪一个是幸福的,哪一个不是来自有很多问题的地方?所以我特别感谢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所创办的国际写作计划,这给予我一个重要的思想经历,让我有可能建立一个宽广的认识背景,重新检验我的个人经验,这些经验当然不能说不算什么,可也不见得算什么,还有更不幸的事情在我们说话的同时发生。对我而言,这称得上是一个启蒙。

   陈映真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开拓我面向的广度和深度。在写作计划前半部分,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是在爱荷华城度过,然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旅行全美。陈映真亲自安排了我的旅行,这一期的中国大陆作家除我母亲和我,还有老作家吴祖光先生。旅行中,我们有分有合,我和母亲基本沿着陈映真设定的路线。80年代初期,在海外的华人大多来自港台,他们或者求学,或者移民,成家立业,有比较好的生活环境;而大陆的留学生刚刚起步,货币不能自由通兑,生活都非常拮据。多少是因为大陆留学生当时的处境,让我最终放弃在美国留学的念头。我是很怕吃苦的人,插队落户已经吃了一遍苦,不想再来一轮,美国既吸引我,又让我畏惧。但那时候没有一个人认为我应该回去,都说已经出来了,回去干什么?还有很好心的人主动帮我申请奖学金。旅行的一路上,陈映真安排我们见他的朋友,我记得我们一路的旅行常是到他的朋友家住,他们大多是海外保钓运动的健将,有一些被吊销护照,不能够返回台湾,留在美国。他们一夜夜地跟我们谈话,谈他们的经历、谈他们的认识、谈他们的命运、谈他们多年研究的结果,听他们谈美国、谈台湾、谈亚洲、谈对中国的期望。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我也是理想主义者,但他们的理想更是建立在整个后发展民族的境遇里,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有着深入的研究,而我此时的理想只是停留在西方世界提供的摹本。对一个青年来说,就像是一下子打开了眼光,知道面前还有很长的路,而且不是只有一条路,而是有很多条路。没错,那时候的我们是怀有挫败感的,但是我们不是写小说、从事文学的吗?可不可能用我们的想象力开拓一个世界呢?这就是陈映真对我的启蒙,它影响了我迄今几十年以至于未来的写作生涯。

   从美国回到上海,应该说是处在一个困难的时段。一方面是美国的经验有压倒性的优势,把我的经验贬值了,觉得自己的经验那么单薄、没有深度,我还可以写什么呢?另一方面,已有的六七年的写作实践也在告诉我,从美学角度来说,光用自己的经验这点东西也是不够的,该如何继续写下去?这个困境底下的潜在的问题就是,当时你为什么写作?如果是为了宣泄感情,我已经宣泄过了,是不是还要继续宣泄呢?如果继续宣泄的话,你还有没有供宣泄的资源呢?其时,我的生活处境已经改变,上山下乡很苦闷,没有出路很苦闷,思想的禁锢很苦闷。可是现在,思想解放,我回到城市,并且有了自己的事业,生活和精神都有出路了,我已经不那么苦闷,我需要宣泄的是什么呢?经过许多时间,我渐渐知道现实生活跟美学生活是两种生活,既有关系又没关系,当你决定要做一个写作人,那你就是要做一个在美学生活里的人,做一个在文学生活里的人。

   有一位作者阿城,称自己会算命,我们聚会时就叫他算命。算到我时,他故弄玄虚的,说不好算,因为我的命运已经托出去了。托到哪里去了呢?托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所以不能按照现实里的生活来推测我的命运,我们写作人是按照另一种逻辑生活的。现在我想到阿城这句话,虽然有些胡扯,但还是觉得很有意思的。我们这种人,是在一个虚无的空间过着生活。回到刚才的话题,一方面我现实生活里的命运不断地改善,使我的激愤缓和了,过去拥有的经验在贬值,进步的认识在削减它的价值;然而,另一方面,写作本身却向我要求更高的价值。我被一种创造的欲望压迫,好像如果不写作的话,都不知道要干什么好。可是写什么呢?生活里其他什么都激动不了我,只有写作,可是写作的资源却消失了。写作当然是和成功有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成功是有快感的。张爱玲说成功要趁早,趁年轻好好享受成功的福利,这句话不全对,但也有一点点道理,就是它让你有价值感。不过,比成功更重要的是写作本身的快乐,如果它是件非常无味的事情,也许你就放弃了。

  

   六 生活经验——重要的是内心

  

   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匮乏的年代,尤其是大陆的孩子,多是独生子女,没有经历过争夺的日子。生活在富裕的社会,他们的生活确实是比较顺利。顺利的生活带来的却是平淡,缺乏丰富性。但是真正来衡量一个人的生活是不是丰富,恐怕更取决于心理经验。

   普鲁斯特一个人躺在床上,生活是优渥的,不需要谋求衣食,一天到晚沉浸于冥想。他向我们证明,冥想的能量同样足够促成伟大的小说家。当然,普鲁斯特肯定写不出像莫言的作品,莫言拥有着极其丰富的外部生活,多姿多彩。莫言的乡村里有无数农人,经历着同样的人和事,可是能成为莫言的就只有他一个。因此,莫言之所以为莫言不只是取决于他的外部生活,更取决于内部,也就是冥想。我们身边存在着很多事物,每个人都有反应,反应的差异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世间的生活,大体上差不多,在彼此相像的经验底下一定是存在着差异,这就要看个人体察的能力,如何发现事物,又如何表现事物。

   哲学家和作家是相反的。哲学家可以在很多不同的东西里发现相同的东西,但是作家,则是在看似相同的东西里发现个别性。一般人眼睛里彼此很相似的事情,在作家眼里,却会不相像。还有的情形是,很多事情在当时当地来看并不觉得怎么样。过去以后,当你经历过更多的人生,有了认识,再回过头看,才发现独特性。所以,作家又是一种总是在回顾里生活的人。因为,我们写的任何东西其实都已经发生过了,都是过去式。我曾在澳门大学郑裕彤书院做工作坊,同学们交上来的作业差不多都是写校园生活的,大家笔下的校园生活所见略同,不外乎爱情、友谊、师生关系、宿舍起居。这些人和事近在当下,来不及拉开距离审视。我说能否谈谈你们从小生活的地方,当他们谈到从小生活的地方,谈到他们的父母,气氛就变得活跃起来了,特殊性开始呈现起来。这些遥远的事物,其实是带有起源性质的,它潜藏在表面相似的经历里,使共同的生活分化。当然,今天的生活确是越来越走向同质化,这是一个困扰全世界作家的问题,所以作家笔下最常出现的就是主流以外的人。流浪汉、精神病患者,或者是性取向异常的人,为什么这类人会成为作者笔下的故事呢,因为主流生活已经格式化,唯有往主流外面的边缘地带去寻找艺术的对象。但这只是一个策略,本质性的还在于内心。

  

   让经验释放更大的价值

  

   几十年的写作实践,我可自称是一个职业作家,“我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常常浮现在我心里,最初的答案已经不够解释了,新的又是什么?经过很长的时间,终于有一句话来回答媒体,回答评论者,也回答我自己,就是“我要创造,我渴望创造”。我渴望创造的是我在现实里无法实现的一种生活,无法兑现、仿佛是乌有之存在,但在某种程度上又和我的生活有关系,如果没有在现实生活中积累起的情感的容量,我不可能产生创造另一种存在的欲望。好比我现在是一个木匠,我造一张桌子,我用的材质是木头,但这木头不是块死木头,它是由一棵树长成的,这棵树是有生命的,由巨大的生命力促成的一个占位。我这个木匠为了某一种自私的需要,很残酷地把这棵树给斫下来,造成一张桌子,这张桌子则在空间里形成一个全新形态的占位,另一个从无到有。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这些写作者也有残忍的一面。我们可以把自己活生生的经验割裂下来送出去,有时候割裂下来送出去的东西还不见得有价值,它的价值还抵不上那经验本身,可是渴望创造的欲望很强,就顾不上这些了,哪怕把我活生生的经验变成一段死木头,样子难看极了,我也得去做。我曾经在浙江乌镇参观一间床博物馆,里面陈列着很多木床,造得非常华丽,有的就像一间小房子,有几进,第一进是起居,第二进是盥洗,第三进最里面,才是卧床。床架帐屏顶棚布满雕镂,有花卉、虫鱼、鸟兽,还有各种仙俗故事,最壮阔的是一整部三国。最使我感到有意思的不仅是它工艺的繁复,而是木匠造床的规矩,不收工钱,收红包,一个大红包。原因是木匠给人造床是要折寿的,造棺材则是积德,这是个奇怪的理论,一定有着现代人不能解的伦理。造床的木匠是要留名的,木匠会做一块精致的木牌,刻上自己的名字,非常具有仪式感。我想这确是一件需要隆重对待的事情,一棵活生生的树造成一张床,让它在新造型里复活。要造一张好好的床才对得起这棵树,就如我们要写一部好好的小说才对得起我们经验的生活和感情。因此,我在不断地认识我的经验,寻找更好的方式表达,使我阅历过的时间在另一种时间里释放出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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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小说六讲》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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