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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开展写作生涯

更新时间:2022-01-14 08:50:09
作者: 王安忆  
从乡村到军队再到城市,生活面很广。而我基本上是并行线的:没有完整的校园生活;有短暂的农村插队落户经历,作为知青,又难以真正认识农村;在一个地区级歌舞团,总共六年,未及积累起人生经验又回到上海城市;再到《儿童时代》做编辑,编辑的工作多少有些悬浮于实体性的生活;再接着写作,就只能够消费经验,而不能收获。有时候我听同辈那些作家,尤其来自农村的,他们讲自己的故事时,我都羡慕得不得了,怎么会那么有色彩,那么传奇,那么有故事?城市的生活是很没有色彩的,空间和时间都是间离的。我虽然有过两年的农村生活,可是因为苦闷和怨愤,农村的生活在我看来是非常灰暗的,毫无意趣可言。回想起来,其实我是糟蹋了自己的经验。

   记得我在农村时,母亲写信给我,说我应该写日记,好好注意周围的人和事,可以使生活变得有乐趣,可我只顾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都没有心思去理会其他。这是一个大损失,我忽略了生活,仅只这一点可怜的社会经验,也被屏蔽了,这时候,便发现写作材料严重匮乏。等到把雯雯的故事写完,我好像把自己的小情小绪都掏尽了,就面临着不知道写什么好的感觉,可写作的欲望已经被鼓舞起来,特别强烈,写什么呢?就试图写一些离自己人生有距离的故事。

  

   写作与个人经历的距离

  

   开始写与自己人生经历有点距离的故事,我的文学创作似乎又继续顺利地滑行,取得了一些奖项、好评和注意。其中有获得全国奖的短篇小说《本次列车终点》。《本次列车终点》讲述青年陈信终于完成夙愿,从乡下回到上海建立新生活,却发现上海并非想象中那么完美,在上海生活并不容易。他努力争取回到一直想念的上海,以为可以将断裂的生活接续上来,可是那个断裂处横亘在他的人生里,使他失去归宿感。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一个和我有距离的故事,因为我写的是一个男性,他的生活状态和我也不太一样,但回头再看,这故事还是有我的个人经验。我离开八年再回到上海,以为一切皆好,事实上却感到失落。你以为你还能在这城市找回原来失去的东西,但时间流走了,失去的依然失去,你再也找不到,就像刻舟求剑,你再也找不到你的剑了。就是这么一个心情,还是和我个人有关系。当时我确实在努力寻找一些和我有距离的故事,企图扩大自己的题材面,但从某个角度来说,我还是在自己的经验范围里。小说里的男主角“陈信”不是我,又是我,他一定是和我靠得最近的人,如果我不理解他,不同情他,那为什么要去写他呢?同时,他又和我存在着距离,这距离可让我看得清楚。举个也许不恰当的例子:中国著名京剧大师、男旦梅兰芳,他是一个男性,身在其外,懂得女性要怎样才有吸引力,所以演得比女人还像女人。可能有时候作者必须与小说里的人物保持一些距离,如果没有距离,就看不清楚他,或者会过于同情和沉醉,那就变成一种自赏自恋。所以说作者与小说人物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你要和他痛痒相关,另一方面又要对他有清醒的认识。

   当我写《本次列车终点》的时候,题材上已经落后了。我写的是知青生活,可是从时间上来说,我已经错过了知青文学这班车,知青文学浪潮已经过去。80年代真是不得了,时间急骤地进行,先是伤痕文学,然后是知青文学、“右派”文学,然后又是反思文学,波涛迭起,后浪推前浪。知青文学早已经遥遥领先,壮烈激情,感天动地。时间上说,已经是在尾声。内容上,且不在批判的大趋势里,而是好像有点反动,写一个知青终于回到城市,面对新生活的困顿,怀念起旧生活,而这恰巧是知青文学所控诉的对象,于是又不能纳入知青文学思潮的主流。所以评论者给我定位时也感觉蛮犹豫的,他们把我定到知青文学里,因为我是知青的身份,但最安全是把我定在女性作者,这是肯定不会有误的。

   另一篇得到全国奖的是中篇小说《流逝》。《流逝》写的不是我个人的经验,是我邻居家的故事。从这点来说,就和我也有关系。故事写一个资产者家庭的女性,在“文革”时经历了非常艰苦的生活,由昔日的少奶奶变成持家的主妇。“文革”结束,拨乱反正,财产失而复得,家庭秩序回复常态,但她在艰困生活中的主动性和价值感却消失殆尽,又回到传统中的附属地位。这故事虽不是我个人的经验,但也包含了我的一些心情:我们都经历了艰苦的岁月,如果那些岁月不给你留下一点遗产的话,你的人生不是白费了吗?写这小说时,我以为那是我经验以外的故事,等到成熟以后回过头看,故事的情绪还是和自己的经验有点关系。

   如果你们将来要写小说,要注意一个事实,新人一定会得到好多好评的,大部分人对新人是很宽容的,会对你说很多好听的话。但当过了新人阶段后,你会得到不同的评价,这段时间一定要冷静。我的作品得到更多人注意后,对我的批评也开始多起来,这些批评可能更客观,标准也更高。无论你能接受还是不能接受,它都是在帮助你,帮助你形成你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批评说我好的地方是从主观世界走进了客观世界,说不好的也是这个,认为我放弃了自我。当时确实也很苦恼,你真的不晓得应该怎么做才好,但可以写作的欲望是这样强烈,无论多么茫然,还是要写下去。

  

   四 第一部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

  

   恐怕大家都不知道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哪一本,大家都只记得《长恨歌》或比较近期的《天香》等,我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叫《69届初中生》。我在1983年下了一个决心,写一部巨著。一方面是对篇幅的挑战,当一个人刚刚开始写五万字的中篇以后,二十五万字的篇幅对于他本人来说就是一部巨著了。那时候有很多成熟的作家在写长篇,写长篇一定有压力,尤其对我这样的一个人来说,因为我写作的体量一般而言都有限。体量,就是又一方面的挑战。由于经验所带来的材料缺乏,还有关注点的向内,我常常被批评不够宏大,那么,就从外部着手,先给出一个宽裕的容器,然后往里添料。就这样,我下决心要写一部长篇。那么长篇靠什么来支撑呢?那时候,我想我已经活了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的生活,还充斥不足这二十五万字的长度吗?于是我调动了所有的经验去写这个长篇,所以这个长篇小说开宗名义就是带有自传性质的,因为它叫《69届初中生》,而我就是69届初中生,这个故事很大程度上消耗了我拥有的生活经验。

   或许我应该先解释“69届”的意思。“69届”就是上世纪的1969年毕业的中学生。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届”的划分又有着特殊的意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正是66届毕业的时间,67、68届且正在就读中,这三届学生我们称作“老三届”,他们是在正常时间里,通过中考而进入中学。之后,从69届开始,考试制度废除,便是以居住地方为划分进入中学。“老三届”这一称呼,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色彩。1983年我在美国,有一次到哈佛大学,有一位美国女学生走到我跟前,她金发碧眼,但一张口竟是一口标准北京普通话,是我们南方人都不会有的“京片子”。她见到我,就说:“我是68届高中的。”我吃了一惊,因为这几乎是我们这代年轻人相遇时自报家门的方式:我是哪一届的,你就大概知道我的年龄、学籍、经历。后来,我才知道她是韩丁的女儿,叫韩倞。

   方才说了,196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一年的初中、高中毕业生都不能升学,于是乎原本要在1966、67、68年毕业的初中或高中学生,全在此时中止学业。所以,一说“66届的”,就知道是已读完三年初中或三年高中的学生,至少接受了一个完整的中学教育;“67届的”则指那些只读了两年初中或高中的;“68届的”就只读了一年初中或高中。而我恰巧是“69届的”。69届是一个非常暧昧的届别,该年的中学毕业生有什么样的求学过程呢?1966年“文革”时,我在读小学的最后一年,正常的话,毕业后我应该升上初中,然后于1969年初中毕业。然而,“文革”把一切打乱,所有的学校教育都中止了,中学生在中学里闹革命,小学生还无法参加革命,就只能在小学阶段滞留,等待安排。所以我们延迟到了1967年的年末,方才进入中学,可是中学教育停止了,政府还是不知道该如何安排我们的学习。有几次“复课闹革命”,也都无疾而终,还有过数度“开门办学”,去工厂和乡村,就这样度过两年中学生活。来到1969年,从理论上说,是我们毕业的年份,可是高中依然没有恢复秩序,而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开始,那时有个说法叫作“一片红”,就是全部到农村去,没有一个例外。之前的毕业生,尚有一定比例留在城市,在工厂或者商业部门,而我们“一片红”。所以,在上海,只要说自己是69届初中生,别人就知道第一你没有读过中学,第二插队落户——去到农村,学习做一个农民。顾名思义,我这本长篇小说,写的就是这样一个69届初中生,也就是我自己。

   我决定写这个长篇的时候和母亲谈过。母亲知道我是一个固执的人,所以从来不太干预我的创作、我的生活。但她听了我这个计划以后,不以为然地说了一句话,她说:“你现在写这么一个自传性的东西有点太早。”她的话是有道理的,因为我还年轻,生活经历还没积累起来,见识也不足够,远远未到回顾的时候,写一个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不能更好地利用有限的材料,即更好地释放它的价值,会把它都浪费掉。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她这么说也有不对的地方,倘若你错过渴望写作的时机,以后也许你就不会再写了。我今天回过头去看以前的一些作品,我都觉得看不下去,看得背上冒汗,怎么写得那么差,还能一口气往下写,真觉得自己不知好歹。可是有一点我很清晰,如果我那时不写的话,我现在也不会写它了。写作就是这么一回事,一股冲动上来你就必须抓住,不能错过。那时候你对它的认识肯定是浅薄的,可是今天你的认识深刻了,你却可能不会写了。有时候你必须承认你的认识是从浅薄里走出来的,但你不能说它不是我的认识。而且,经验可以储备,而激情却转瞬即逝,没有当时当地的情绪,这经验也许永远不能进入你的写作了。

   这个69届初中生的名字叫雯雯,就是我前面写的《雨,沙沙沙》里的那个雯雯。我写的时候好像有点负气,想把我的经验一股脑用完算了,同时也作一个告别,我要告别这雯雯了,告别我个人的经验,我要举办一个隆重的告别仪式,从此和她一刀两断,不再写她了。虽然这小说可说是我的自传,但却也出现一个分裂,它的分裂在什么地方呢?这小说的前三分之二,有很多细节都是我的亲身经历,从这个雯雯出生、落地、看世界,一直写到她上山下乡。可是到将近结束,大概最后三分之一的阶段时,她发生了一个裂变,我把她从个人经历中摘开,纳入普遍的人生中。我让她从农村回到上海以后,就和所有的69届初中生的命运一样,到了一个街道工厂,手工业作坊式的生产单位。上海有一个街区叫“田子坊”,它是一个很有历史意味的地方。坐落在城市中心地带的大型里弄房屋,居住着这城市的中等市民。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时期,许多小型工厂在此落地。不要小看这些作坊式的工厂,很多著名的品牌就是从这些小作坊里出来。上海领先全国的民用品工业,有着它们的一份。“文革”后,虽然已经开放高考制度,但69届初中生因为没有得到中学程度的教育,往往从高考的福利中缺席。当然,也有极少数人,挤上了这班车,可谓69届里的人凤。而普遍性的命运是,回城以后,进入这些作坊式的小工厂工作。这些作坊式的工厂往往是集体经济所有制,得到的社会福利都是低一等级的。然后,到了改革开放时代,这些工厂几乎无一幸免地关、停、并、转,员工下岗,提早退休,成为城市弱势群体。雯雯回城以后,我把她安排到这样一个弄堂工厂,加入普遍性的人生。这时候,雯雯已经和我分离了,小说由此从自传体裂变,因为我的命运没有像她那样,我是经过努力,走上另外一条比较特别的人生道路。不过,在这个分裂里我得到一个体验,放在美学的范畴里讨论也可以,就是到底文学的本质是书写个体性的命运,还是普遍性的命运?“个体”与“普遍”的关系我们怎样处理?

  

五 写作的再发现——美国留学的启蒙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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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小说六讲》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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