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哲生:我的胡适研究之路
二○一二年十一月应邀出席在杭州举行的「司徒雷登与中国近代教育」学术研讨会,我以《胡适与司徒雷登—两个跨文化人的历史命运》为题发言,以後将此题衍成长文,发表在《史学月刊》二○一四年第一期。在写作该文时,我发现台北远流版《胡适的日记》(影印本)有被抽除的痕迹,也就是说,根据远流版整理的《胡适日记全编》实际上并非「全编」,整理者对前此的删除处理显然不知不觉,这在胡适文献整理中当然是一个有待弥补的「问题」。二○一三年夏我应日本东京大学之邀,作为时两月的访问,利用这次访日机会,我遍搜胡适着作的日译本及胡适与日本的相关材料,颇有收获,拟根据这些材料写作《胡适及其着作在日本》。可以说,每年或每隔一年,我都会在胡适研究领域发表一篇研究论文,以显现自己的新心得、新斩获,与同行分享。
大体来说,我的胡适研究可以二○○○年为界,此前我着力胡适文献整理和胡适思想研究,包括对时人比较敏感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研究。此後我开始关注对跨文化语境中的胡适学术、思想、活动研究。我认为,胡适研究要取得新进展,必须突破地域、国别的限制,胡适长期在美国生活、学习、工作,他是中西文化交汇所造就的文化钜人,他的域外经验值得发掘,我们需要从这一视角考察胡适、认识胡适、反省胡适,对胡适的思想、学术才会有比较深入的理解,而这正是迄今胡适研究相对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
总结自己的胡适研究工作,我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成果,包括着作《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和收入《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两着的相关系列论文。二是整理文献,主要有:《胡适书信集》(三册,与耿云志先生合作)、《胡适文集》(十二册)、《胡适全集》(书信第二十三—二十六册,与耿云志先生合作)。此外,我还编辑了一些与胡适有关的资料汇编。如《胡适妙语》(岳麓书社,一九九五年)、《胡适文化学术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九六年)、《胡适告诫人生》(九州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容忍比自由还重要—胡适与他的论敌》(时事出版社,一九九九年)、《读书与治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九年)、《追忆胡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年)、《解析胡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年)、《再读胡适》(大众文艺出版社,二○○一年)、《中国的文艺复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二○○一年)、《胡适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二○○五年)、《胡适论哲学》(安徽教育出版社,二○○六年)等,这些工作算是对胡适作品及其研究的宣传、普及吧!
胡适研究从一块「禁区」,到逐渐突破,发展成为学界瞩目的显学,是改革、开放以後学术界思想解放潮流推动的产物,也是老、中、青三代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这一学术发展进程中,我有幸加入这一研究群体,自认做了一些奋力前驱、添砖加瓦的工作。但毕竟为学力所限,在研究中仍不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顾後瞻前,感慨万千,时光荏苒,自己不再年青。当自己跨过「知天命」之年,深感时不我待。胡适研究经过学界同人的努力,今天已蔚为大观,那种在「左」的岁月视胡适为「禁忌」的时代早已过去。实事求是研究胡适是我们清理历史、卸掉包袱、走向未来的重要基础。从发展的眼光看,胡适学研究如要更上一层楼,在学术界真正占有一席之地,并对推动整个人文学术事业发挥先驱作用,确需我们用心经营,细加耕耘。为此,自己规划未来的胡适研究工作:一是继续围绕胡适,选择一些较少触及而又存空间的论题,撰写系列学术论文,以拓展胡适研究的深度;二是继续搜集胡适书信,待时机成熟,增订《胡适书信集》。这就当是自己清理过去胡适研究工作的两项承诺吧!
欧阳哲生
二○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京西水清木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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