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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崑:重新发现卢梭之二

更新时间:2022-01-12 21:36:25
作者: 张崑  

  

   在《重新发现卢梭》第一讲里,我们从激情说起,讲到卢梭所发现的真爱模式,也就是只尽义务,不求回报不去索取,而把所有的得到,都看作并非必然的天赐的恩宠。

  

   基于这种源于宗教献祭的“义务与天赐”的真爱模式,真的能使相爱的男女结合在一起吗?现实提供了许多反例,比如天主教中最精通宗教献祭的神父却要禁欲独身,还有更具象征性的,是卢梭从对华伦夫人的爱中,发现了真爱,但却没有彼此成为终身伴侣。

  

   如果爱情仅仅是尽义务,那么,一味的付出,不求回报,是否意味着并不寻求相爱的人长相守? 所谓真爱,终究还是解决自己是否懂得爱的问题,而非解决人与人之间相互结合的问题。后者,也是卢梭一生所钟爱的两个主题,“爱情”和“友情”中的后一个。

  

   找到真爱,仅凭自己一个人就能做到,创造友情,则必须依赖人与人之间相互的行动。但是,行动,又意味着什么呢?

  

   §1.贬低沉思以利于行动

  

   我们继续从上一讲的激情,探讨友情。在古希腊,人的各种激情总是某个神灵挑拨的结果。就像在荷马史诗里,充斥着这样的句子:

  

   “雅典娜这样说,打动了这个蠢人的心”。

  

   “女神一番诱说,纷扰了海伦的心胸。”

  

   “言罢,灰眼睛的雅典娜离他而去,而图丢斯之子则快步回返前排首领的队列——他早就怒火满腔,渴望着和特洛伊人拼战。现在,他挟着三倍于此的愤怒,像一头狮子,跃过羊圈的栅栏......”

  

   同样,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激情也总是由他者激发。比如作为激情一种的愤怒,亚里士多德认为是由轻慢引起的。他解释说:“轻慢是对于无足轻重事物的看法的具体表现;所有坏的事物和好的事物以及所有可以成为这样事物的事物,我们都认为是值得重视的。”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轻慢分三种,即轻视、傲慢和侮慢”,都是由他人引起的。到了近代,斯宾诺莎带来了一个大逆转,他说:“轻蔑是对于心灵上觉得无关轻重之物的想象,当此物呈现在面前时,心灵总是趋于想象此物所缺乏的性质,而不去想象此物所具有的性质。”可见,斯宾诺莎认为的轻蔑,与任何他人无关,而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依赖于他人的表现。这个差别,也体现了笛卡尔之后的近现代思想和古典思想的差别。在斯宾诺莎看来,某种“激情”可能是一种较大的圆满向较小的圆满过渡,或反之,总之只与自己的理智有关。可是,等到卢梭写爱情小说的时候,沉思中理智把握得再好“激情”,总要在行动中经受再一次艰难选择。卢梭认为,来自上帝的“激情”都是好的,来自他人的“激情”才是坏的。所以,斯宾诺莎在理智中贬低的从较大圆满向较小圆满过渡的痛苦激情,正是卢梭眼中那些坏的激情。

  

   即便理智首先在沉思中分辨出好的激情或坏的激情,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做到的。所幸,还有第二次机会,在社会行动中,每个人根据具体形势由自己的自由决断再选择一次。这样,沉思与行动之间的距离就被拉开了。斯宾诺莎的“激情”,经过卢梭,就被识别出只是沉思中关于“激情”的知识,而非行动中的“激情”。由于行动很可能将导致直接的后果,其重要性就远远超出了沉思,甚至让理智在沉思中所分辨出的关于激情的知识变得无足轻重。更进一步,激情本身变得不重要,沉思与行动的区分才更重要。

  

   沉思与行动孰轻孰重。借用现代经济学的一个例子,可以体现出来。经济学家张五常在《科学说需求》中举例说:“话说有一群人,每个都是白痴,对世事茫然不解。经济学者却假设他们每个人明智地争取最大的利益。事实上,这些人都是白痴,所以这个经济假设显然是错了。这些白痴听说汽油站很好玩,于是每个人都开办油站了。因为是白痴,他们之中有些把油站建在荒山之上,有些建在密林之中,也有些建在海上的。没有公路汽车经过,油站怎可以生存呢?但他们当中有几个同样的白痴,却糊里糊涂地把汽油站建在公路旁。过不了多久,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只有在公路旁建油站的白痴能生存。事实上,他们是不知自己所为的。”白痴当然不是一种歧视,而是一种比喻。在造物主这种尺度面前,有知识和没知识的人的区别显得如此之小,可以说人人都是白痴,每个人都是大千世界中的小蚂蚁,翻山不见岭,渡海不知船。在大规模的群体中,沉思相比行动,重要性大大降低了。一旦人们意识到构建出实际效果要靠行动,那么,人与人相互结合艺术的内涵,就全变了,普通人对于那些具有伟大智识的英明领袖的依赖,就变得滑稽可笑了。那么,作为本质上就是乌合之众的普通人,怎么才能结合在一起呢?

  

   现在,我们就回到了卢梭发现真正的爱情之后所面对的新问题:友情如何可能?

  

   §2.友情如何可能?激情、德行与理性的位置

  

   友情如何可能?这个问题也可以放大一些,问人与人的相互结合如何可能?或者这样问:人类如何可能在同一个小小星球上和平相处共同生活?

  

   要理解卢梭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他与狄德罗的友谊说起。今天我们知道,狄德罗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主持的百科全书,正是今天的维基百科的祖先,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壮观的知识梦想之一。

  

   成年的卢梭离开夏梅特,去巴黎闯荡,刚到巴黎不久,就认识了和他年级相仿的狄德罗,并很快成了好朋友。

  

   1749年夏天,卢梭听说狄德罗被捕关在巴黎郊区的万森纳城堡,就从巴黎步行去看望他。途中休息的时候,在随身携带的一份《法兰西信使报》上,看到第戎科学院刊登的下一年的有奖征文题目:《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助长了风俗的败坏还是促进了风俗的净化》。这个题目激发了卢梭的热情,他一路思考,到万森纳又得到了狄德罗的鼓励,进而一气呵成写下论文投稿,后来果然获奖成名。

  

   在这本《论科学与艺术》中,卢梭挑战了当时人们对“科学与艺术”进步的崇敬之心,且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批驳:“我们的风尚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每个人的精神仿佛都是在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礼节不断地在强迫着我们,风气又不断地在命令着我们;我们不断地遵循着这些习俗,而永远不能遵循自己的天性。”

  

   这样的一篇论文,如果仅仅是标新立异,怎么可能获奖引起轰动呢?我们且看卢梭自己的的解释,他在文中说:“我自谓我所攻击的不是科学本身,我是要在有德者的面前保卫德行。忠诚对于善人要比博学对于学者更可贵得多 。”在这里我们看到,卢梭使用了一个概念:德行。用后来黑格尔的术语“时代精神”来说,“德行”正是1749年的时代精神。为什么?“德行”这个词在古希腊不就是哲学家们口中常见的词吗?要知道,在古希腊,“德行”总是某个人的德行,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第一次把“德行”用来形容一类人,使之成为某个群体、某个民族、某个社会的“德行”,从而赋予了“德行”一词社会学的意义。

  

   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1748年以匿名的方式在日内瓦出版,11月中旬就到了世界文化的中心巴黎。12月爱尔维修热情称颂这本书是“世界上最美好、最伟大的著作”。由于在诗和数学上不太成功,爱尔维修于次年,也就是1749年转向哲学,加入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派。卢梭如果在这期间读到《论法的精神》,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当然,不是每一个读孟德斯鸠的人,都能抓住他思想的要害。即使过了几百年,依然如此。

  

   卢梭吸取了孟德斯鸠关于“德行”的社会学思想,把“科学与艺术”这一主题从知识进步中剥离了出来,置于到社会背景下考察,从而发现,个别人知识无论怎么进步,即便发现了真理,一旦进入社会,也只是个人意见。如果不保卫社会本身的一般规律,也就是“德行”,那么,个别人知识的进步,对社会也可能是有害的。过去,古希腊的智者认为,人们之所以作恶,是因为无知。所以,解决的办法,是人们要承认自己的无知,进而通过求知去解决作恶的问题。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本来正是求知路上的进步。但是,卢梭一出道,就给“进步”观念来了一次迎头痛击。

  

   这里还出现了另一个关键词“天性”。天性,也就是自然,当时可以说是几百年人类思想发展的主要线索之一。在中世纪,以“自然理性”的方式思考重大问题,起于安瑟伦,面对伊斯兰教的入侵与异教徒的兴起,安瑟伦试图用自然理性的方式证明上帝存在,他开创的传统后来形成了经院哲学。安瑟伦之后,上帝存在的证明随即走出沉思,转向现实层面,也就是要求在人世间证明上帝的现实存在,而不仅仅是智者的思想中,否则就不是真的证明。

  

   在这种时代精神呼唤之下,托马斯 阿奎那提出“存在即行动”,并且进一步意识到,上帝的现实存在,不仅是对基督徒而言的,对异教徒也是一样的,一个对基督徒存在而对异教徒不存在的上帝,显然不是真的。因此,他在《反异教大全》中提出:“和基督教的异端辩论,可以诉诸彼此共同的《新约》权威;和犹太教徒辩论,可以诉诸彼此共同的《旧约》权威;但是伊斯兰教徒和异教徒是既不接受《旧约》也不接受《新约》的,和他们辩论,就需要诉诸于自然理性(naturalem rationem)。”在这一思想传统中,霍布斯与洛克所主张的“人的天性”正是按照“自然理性”去认识人的原初自然状态的结果。所以,基于“人的天性”,去思考人与人相互结合中的“德行”问题,在当时,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既立足于先贤的思想遗产,又回应时代精神,最终得以开创出了人类启蒙的新局面。这个新局面,就是将个体的问题,置入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处境中去思考。卢梭的策略,可以说是贬低知识以利于行动,在轰动和争议当中,去回应那个时代所遭遇的重大现实问题。

  

我们看到,在卢梭初出茅庐的时候,一方面,他已经占据了时代精神的制高点,另一方面,他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前人的思想成果。我们不能据此判断说卢梭的思想是极端推崇“天性”的。要知道任何一位思想家的思想,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初出茅庐的卢梭和思想成熟的卢梭,尽管有着连贯性,但差别是巨大的。大致上是从1740年代末到1760年代初他写完《爱弥儿》,这也是卢梭和狄德罗从亲密朋友到友情破裂的十几年。在这段时间里,卢梭立足“天性”和“德性”,一步步发展完善了自己的思想。他是如何开始的呢?回到我们前面讨论的“激情”。与他在自己成名作中所采取的方式一样,卢梭把自己在爱情中发现的“激情”,也拿到了社会处境下。斯宾诺莎思想的激情,是在沉思之中的,而卢梭的激情,还要延伸到行动之中。当然这很容易带来一个误解,就是卢梭为了肯定激情,否定了理智和理性。事实当然不是如此,卢梭自己曾经做出说明:“用理性去教育孩子,是洛克的一个重要原理;这个原理在今天是最时髦不过了;然而在我看来,它虽然是那样时髦,但远远不能说明它是可靠的;就我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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