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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澎:新冠疫情下的日本社会:影响、课题与前瞻

更新时间:2022-01-12 00:48:27
作者: 胡澎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日本肆虐以来,至今已经历了四波感染高峰。新冠疫情不仅给日本民众的健康带来损害,也让日本经济、社会遭受重大打击,还直接影响到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疫情也暴露了日本社会长期存在的低生育率问题、非正规雇用问题、数字化落后问题以及日本人的“孤立”与“孤独”问题。同时,新冠疫情下,远程办公、远程教育的兴起带来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新冠疫下少子化、数字化、性别不平等、东京一极集中等课题值得关注,从中可窥探后疫情时代日本社会的几个发展趋势。

  

   关键词:新冠疫情日本社会 少子化 数字化远程办公

  

   截至2021年5月,新冠疫情已在全世界肆虐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至今仍无结束迹象。这次疫情波及范围广,感染人数多,对世界经济、各国社会乃至国际关系的影响极其深远。日本遭受此次新冠疫情的打击也颇为沉重,截至2021年5月5日,已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617622人,重症患者1114人,死亡10547人。[①]新冠疫情在日本蔓延以来,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日本政府的应对措施、疫情中暴露出的社会问题以及一些新事物、新观念的产生值得我们系统地梳理、分析和研究。

  

   一、新冠疫情在日本的蔓延及政府的应对

   2020年1月15日,日本发现了首例新冠肺炎病例。2月初“钻石公主”号邮轮被爆数百人感染,其中包括大量日本人。由此,疫情的焦点从“钻石公主号”邮轮转移至国内本土。拥有相对成熟的灾害应急管理体系的日本开始应对这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2月25日,日本政府制定了《新冠病毒感染症对策基本方针》。3月12日和13日,旨在防控新冠疫情的《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修正案分别在众参两院获得通过。3月26日,首相官邸设置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本部”。截至2021年5月,日本政府《新型冠状病毒等对策特别措施法》基础上共发布了三次“紧急事态宣言”。

  

   第一次2020年4月7日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4月7日到5月6日期间东京都、大阪府、埼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兵库县和福冈县实施紧急状态措施。[②]4月16日,紧急状态宣言范围扩展到全国所有的都道府县。“紧急事态宣言”实施期间,并未封锁城市,而是采取了最大限度控制疫情扩散、收治重症、让症状轻的感染者居家隔离、把医疗资源优先留给重症患者的做法。同时,呼吁广大民众自我防范、自我约束、自觉减少不紧急不必要的外出,提出避免密闭、密集、密切接触的“三密要求”。在企业、店铺、学校和民众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下,这波疫情逐渐趋于平稳。5月25日,提前解除紧急状态。6月下旬开始,疫情出现反复,东京都新增病例呈现增长趋势。7月以后,东京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保持在三位数,多次创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的新高。同时,全日本范围内出现了第二波感染高峰。疫情初期,厚生劳动省在补充预算中追加了医疗福利等机构援助、扩大新冠病毒检车和疫苗开发的预算,但仍出现了医疗防护用品缺乏,呼吸机、人工肺等新冠肺炎治疗所需医疗设备有限,医疗人员和仪器操作人员不足等状况。进入11月中旬感染人数持续增加,不断增长的感染人数让日本的医疗体系压力倍增。东京都医院床位使用率一度紧张,一些新冠阳性患者被迫在家等待医院床位,还有一些患有其他疾病的患者被拖延治疗和手术。2020年12月21日,日本医疗界9团体联合召开记者会,发布“医疗紧急事态宣言”,指出疫情快速蔓延给医疗资源造成重大压力。

  

   2021年1月初,日本每天的感染人数超过3000人,重症患者人数居高不下,进入了第三波感染高峰。2021年1月7日宣布第二次“紧急事态宣言”,1月8日至2月7日期间,东京都、神奈川县、埼玉县、千叶县的餐饮店等被要求缩短营业时间至晚8点,酒类销售限制在上午11点到晚7点,居民被要求减少出行、晚8点以后尽量不外出。由于日本发现变异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攀升,“紧急事态宣言”期限延长。4月初,新冠疫情再次反弹,大阪等三府县实施“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之后扩大到东京都、京都府、冲绳县以及埼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爱知县。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5月黄金周期间大规模的人口移动和密切接触,2021年4月23日宣布了第三次“紧急事态宣言”。4月25日至5月11日“紧急事态宣言”实施期间,东京都、大阪府、京都府和兵库县的大型商业设施晚八点停止营业,体育、音乐等活动晚9点之前停止,重点街区餐饮店缩短营业时间。由于印度新冠疫情呈暴发式扩散并殃及多个邻国,截至4月25日,日本已经发现了21名印度变异病毒感染者,已经是第四波感染高峰。这一感染力极强、致死率极高的病毒如在日本蔓延开来,极有可能让不堪重负的日本医疗体系面临崩溃。鉴于这一波疫情的凶险,“紧急事态宣言”从5月11日延长至5月31日,还追加了爱知县和福冈县。

  

   疫情初期阶段,日本政府的精力主要放在防止感染的扩大,主要经济活动让位于疫情防范。2020年全年,日本政府的工作重点是防止感染扩大、防止境外输入、加强医疗体制、积极筹备疫苗注射工作。日本政府希望在控制住疫情同时逐渐回复经济,既希望阻断疫情的蔓延,又希望把疫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力保东京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召开。疫情最为严重期间,国际航线停运,海外旅行团纷纷取消行程,外国游客大幅减少,旅游景点基本处于关闭状态,这让本就不景气的地方经济雪上加霜。2020年7月,日本政府为提振地方经济、支援遭受重创的旅游业,实施“Go To Travel(去旅行)”和“Go To Eat(去吃美食)”旅游补贴项目[③],可惜好景不长,疫情再度来袭不得不宣布暂停。

  

   随着疫情的蔓延,新冠疫苗疫苗的接种工作也分期分批地开展起来。2021年2月17日,首批接种对象为医护工作者,4月12日启动了以65岁以上老年人为对象的疫苗接种工作。由于日本不生产新冠疫苗,疫苗供应速度有限,再加上地方的接种准备不够充分,导致疫苗接种工作进展较为迟缓。

  

   为应对疫情下的民生问题,日本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紧急援助措施。如:给每位日本国民(在日外国人也可申请)发放10万日元的“特别定额给付金”。疫情对中小企业影响较大,日本有359万家企业,其中358万家是中小企业。[④]因此,日本政府把对中小企业的援助作为重点,满足一定条件的中小企业和个体营业者可向政府申请补助。在“紧急事态宣言”实施地区,对响应政府号召、缩短营业时间、限制就餐人数的餐饮企业给予相应补助,规模较大的餐饮店在承诺不解雇员工的情况下可向政府申请雇佣补贴。

  

   二、新冠疫情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新冠疫情对日本最直接的影响是东京奥运会的举办。疫情下也凸显日本出生人口减少、非正规雇佣劳动者收入减少、就业不稳定、社会差距拉大、孤独和孤立等既有问题。同时,远程办公等新型工作方式也给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

  

   (一)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波三折

   1964年10月,日本成功地举办了第18届夏季奥运会。这是日本第一次举办奥运会,举办之前,基础建设和重点场馆及相关配套工程相继兴建,世界上首条高速铁路开通,被称为“奥林匹克景气”。东京奥运会为蒸蒸日上的日本经济进一步注入了活力,塑造了良好的国家形象,也给日本人带来了强大的自信。2013年9月,东京成功申请到202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意味着隔时半个多世纪东京将要举办第二次奥运会。政府和民间都对此次奥运会寄予厚望,希望能刺激持续低迷的日本经济,振奋国民精神,提升日本形象。然而,新冠疫情的蔓延给这些美好的初衷泼了一盆冷水。围绕东京奥运会的举办可谓一波三折。首先是召开时间被延期至2021年7月23日至8月8日,造成的直接、间接经济损失难以估量。关西大学宫本胜浩名誉教授预测奥运会延期一年的情况下将损失约为6408亿日元,停办将损失4.515万亿日元。如现场无观众的情况下,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将高达2.4万亿日元。[⑤]其次是日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因歧视女性发言遭到国内外批评,不得不于2月12日辞职。东京奥运担当大臣桥本圣子接任会长。围绕奥运会还出现了一些令人烦心的事。如:2021年3月25日,奥运圣火传递第一天就出现了火炬熄灭的情况,似乎预示了不好的兆头;在火炬传递期间,有数十名火炬手纷纷放弃传递资格;还有一名负责火炬传送工作的人员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

  

   2021年3月中旬以来,变异病毒在日本的蔓延速度加快,3月20日,东京奥组委正式宣布海外观众将被禁止入境日本观看奥运会,并对90万张海外观众门票进行退款。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称,疫情加重情况下“取消东京奥运仍是可能选项”。随着印度变异病毒的蔓延,日本民间要求停办奥运会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不少人认为一场没有观众的奥运会已失去了举办意义。同时,日本的医疗系统已不堪重负,再抽调数万名医护人员保障各国选手和工作人员的健康恐很难操作。随着奥运的临近,日本民众反对的呼声日益高涨,2021年5月5日,有日本人在网上发起了叫停东京奥运会的签名运动,两天内已有超过23万人签名支持。在疫情如此严峻的情势下,既要保障奥运会的顺利举办,还要控制和阻止疫情传播,这无疑是一件异常艰巨的任务。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奥委会和日本民众之间的博弈仍在进行,东京奥运会能否举办充满不确定性。

  

   (二)新生人口数量减少,少子化现象加剧

   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世界多国出现了出生数量急剧减少的现象,日本人口减少的步伐也向前迈了一步。据总务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4月1日,日本总人口为1.2541亿人,较上年同时期减少了52万人,人口减少已连续多年。[⑥]截至2021年4月1日,日本未满15岁儿童为1493万人,较2020年减少了19万人,是自1982年以来连续40年的减少,创历史新低。[⑦]2020年的新生人口降至87.2683万人,比2019年减少了2.5917万人。[⑧]疫情下新生人口数量的减少有经济原因、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一是疫情对日本经济和雇佣影响较大,完全失业率上升,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平均工资和奖金相应减少,年轻群体生活艰难,导致不愿结婚、生育的人群扩大;二是担心孕期去医院检查或生产有一定的感染危险;三是民众对疫情何时结束、经济合适恢复以及后疫情时代日本社会的前景不甚乐观,这一社会心态影响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四是疫情的长期化以及“三密”等要求让人与人的交往大为减少,不利于年轻人的相亲、恋爱。2020年婚姻数量为53.7583万对,比2019年减少了12.7%。[⑨]另外,因防控疫情的需要,不少新人不得不取消了预定的婚礼。结婚数量直接影响到怀孕的人数,据厚生劳动省统计表明,2020年1-10月怀孕人数为72.7219人,比前一年减少了5.1%。[⑩]结婚率和出生率的减少将让日本社会的少子化程度更趋严峻。

  

   (三)雇佣领域受疫情冲击较大

新冠疫情使得日本的经济活动受到很大影响,2020国内生产总值(GDP)创下1955年有统计以来的第二大降幅,比2019年下降4.8%,仅次于受雷曼危机影响的2009年的5.(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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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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