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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澎:新冠疫情下的日本社会:影响、课题与前瞻

更新时间:2022-01-12 00:48:27
作者: 胡澎 (进入专栏)  
7%。[11]疫情下,一些企业通过解雇员工、缩短工作时间、降低工资等做法减少生存压力,降低疫情带来的损失,导致雇佣环境恶化,而日本政府公布的完全失业率并没完全体现出雇佣领域受到的冲击。一是临时工、合同工、小时工、派遣工等非正规雇佣群体从事的是短时间工作,未被包含在完全失业率中的统计中。二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有劳动合同,但疫情下工作时间减少甚至无活可干,实际收入大幅减少,这部分人也未被包含在失业率中。三是非正规雇佣劳动者中学生和家庭主妇人数较多,不少人担心感染而没有出去工作,呈现隐性失业现象。

  

   疫情期间,到职业介绍所求职的人数增加,求职难度随之加大。一些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到期续聘时候,出具的条件十分苛刻。例如,东京迪士尼公司针对合同工提出异常严苛的条件,必须承诺同意半年收入22万日元才可续约。[12]公司此举其实是希望员工主动提出辞职。

  

   疫情加大了日本的相对贫困化程度。2021年1月8-14日,有机构对日本主要企业负责人实施了“社长100人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有将近70%的企业在“紧急事态宣言”期间收入同比减少,其中45%的企业“收入小幅减少”,21%的企业“收入大幅减少”。[13]2020年,申请生活保护高达22.3622万件,比前一年增加了0.8%。[14]

  

   疫情对非正规雇佣劳动者影响尤甚。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问题2008年雷曼危机后得以凸显。在此之前,在非正规雇佣劳动者中女性、特别是专职主妇占大多数,她们的劳动仅被看作是补贴家用,非正规雇佣的工作环境不稳定、低工资、社会保障不完善等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2008年金融危机后,不少中青年男性加入了非正规雇佣者的队伍,没有相应的福利和业绩奖金,缺少教育和培训机会,没有晋升空间,即便工作时间再长,收入也很难增加。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生存问题以及引发的结婚难和少子化问题开始受到关注,政府也相继修改了《劳动基准法》《劳动者派遣法》《雇佣对策法》《临时工劳动法》《劳动契约法》等相关法律。同时,2018年正式开启了劳动方式改革,各地也出台了一些改善非正规雇佣劳动者问题的具体措施,但成效并不显著。疫情之下,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生存问题凸显,且呈现异常严峻的局面。总务省2020年12月1日发表的《劳动力调查》表明,2020年10月,非正规劳动者人数同比减少了85万,是连续8个月的减少。[15]

  

   针对疫情下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困境,日本政府出台了多项援助措施。如:设立“紧急小额资金”以及“综合支援资金贷款”,援助疫情下失业、停业导致工资收入减少陷于窘迫的群体;各地政府和民间组织纷纷开通热线电话,邀请律师或专业人士解答有关失业、劳动合同中止、房租滞缴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16]对停业期间开不出工资的中小企业的员工(包括临时工)一天最多援助1.1万日元;对单亲家庭,儿童抚养津贴家庭给与10万日元的援助;收入减少的二人家庭可贷款200万日元,单人家庭可贷款155万日元;对收入减少、缴纳不上房租的劳动者提供原则3个月、最长9个月的房租补贴;对疫情期间无法打工、生活陷于窘困境地的学生减免学费、发放奖学金等。但这些援助措施对于缓解雇佣环境的恶化、贫富差距大的拉大只能起到杯水车薪的作用。

  

   (四)远程办公等新型工作方式兴起

   2020年4月“紧急事态宣言”发表后,作为抑制感染症扩大的措施,避免面对面接触和上下班风险的远程办公、居家办公、错峰出勤等新型工作方式兴起。不少学校、培训机构也纷纷实施网上教学、网上辅导等教学方式。远程办公给日本人的居住方式、生活方式带来了极大变化。

  

   疫情之前,日本劳动者的“过劳”现象存在已久,且相当普遍,并为国际社会所诟病。大多数公司职员居住在东京周边的郊区或卫星城,从居住地到市中心的公司,每天的通勤时间单程要1-2个小时。长时间劳动和远距离通勤不仅让劳动者身心疲惫,还造成工作与家庭很难兼顾,同时也是少子化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远程办公实施后,通勤成本大大缩减,和家人共处的时间增多,十分有利于女性兼顾工作和男性参与家务劳动,起到了平衡家庭与工作之间矛盾的作用。同时,一些有条件实施远程办公的商社、企业可以不用在市中心租写字楼,办公空间大为压缩,可节省一笔高昂的房租费用,对于促进企业创新、增强企业竞争力十分有好处。疫情期间,多个舆论调查表明,较多的受访者非常认可远程办公这一新型工作方式,希望疫情结束后也继续实施。

  

   但也要看到,像医疗、物流、销售、环卫等领域是不可能实现居家办公的。网上授课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了家庭的贫富差异,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网络环境和电子学习设备完备,而有的低收入家庭没有网路设备,上网课受到影响。另外,父母是否居家办公,对儿童的照护也不同。地方学校和大城市的学校在网络、在线教育的设施方面存在差异,私立和公立学校的在线教育也存在差异。如不妥善解决,有可能会影响到教育的公平性。

  

   (五)疫情下的“孤独”与“孤立”问题

   为防范疫情,远程办公、线上课堂、减少出行和聚集、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让不少日本人心理压力增大。居家工作空间狭小、工作与私生活界限模糊,也造成了一部分日本人内心焦虑。随着新冠疫情的长期化,对疫情的忧虑、担心失去工作、收入减少、就业不顺利、生活陷入困顿等导致不少人心情抑郁。有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对日本的未来持悲观态度。疫情下,儿童的抑郁倾向也值得关注,由于长时间在家隔离,缺少和同龄孩子之间的游玩,一些孩子出现了情绪低落、郁郁寡欢的迹象。日本的“孤立”与“孤独”问题凸显。德岛大学副教授山本哲也团队面向约1万人实施了网络心理调查,2021年1月发布的结果显示,“紧急事态宣言”期间,有18%的受访者呈现抑郁状态,且达到了需要治疗的程度,有48%的受访者表示精神压力大。[17]另外,东京等大城市独居女性多,疫情严重的情况下,不少人心理压力增大,孤独感倍增。一些生活陷入窘困境地的女性缺少亲人的关爱与社会扶持,独自承受痛苦,甚至失去生活勇气选择自杀。2020年日本自杀人数为21081人(较前一年增加了912人),女性自杀人数攀升至7026人,增长了15.4%,仅次于雇佣环境恶化的1998年的23.5%。[18]2020年6月以后,大多数日本人的生活和工作回归正轨,又有些人对原先的工作环境和生活节奏产生了明显不适。

  

   “孤独”与“孤立”问题并不是疫情期间才产生的,它已在日本社会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在日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职场、人与社区之间的联系通常用“缘”来表示。伴随着少子老龄化的进展、终身雇佣制的衰落、女性更多地走向社会以及年轻人婚姻观念的变化,“社缘”(公司里的人际关系)、“血缘”(家庭关系)、“地缘”(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淡薄,人与人之间疏离感增强。2010年,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无缘社会》将镜头对准了那些没有朋友、没有亲人,与家乡和家庭断绝联系陷入“无缘”处境的群体。近年来,一系列“孤立”与“孤独”现象引起人们的重视。日本的单身家庭数量明显增多,特别是独居老年人增多,而独居老年人的贫困发生率较高,“孤独死”现象时有发生;不想谈恋爱、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的年轻人增多。2015年男性的终身未婚率达23.37%、女性达14.06%;[19]丧失社会行为、自我封闭的青少年的“蛰居族”已经高达数十万人……

  

   新冠疫情让日本社会既有的“无缘化”趋势更加明显。2021年2月19日,日本政府决定在内阁官房之下成立专门机构——“孤独、孤立对策应对办公室”,菅义伟首相任命“一亿总活跃”大臣坂本哲志兼任“孤独与孤立对策大臣”,并从厚生劳动省、文部科学省、内阁等部门抽调31名职员。“孤独、孤立对策应对办公室”能在多大程度上消除民众的不安情绪,能否真正解决愈加严峻的“孤独”与“孤立”问题,还有待观察。

  

   三、值得关注的几个社会课题以及对日本社会的前瞻

   疫情下日本出现了诸多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少子化、数字化、性别不平等、东京一极集中等课题显得尤为严峻和紧迫,并预示着后疫情时代日本的走向。

  

   (一)少子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

   少子化一直是困扰日本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自1989年日本总和生育率创下历史新低、造成“1.57冲击”以来,日本社会一直深陷少子化泥淖。少子化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年轻人晚婚、晚育、不婚、少生和不生。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以及个人的多样化选择也对结婚和生子意愿产生影响。少子化反映了当今日本社会年轻一代的“生存困难”。对经济的不安以及教育费的担心,让不少家庭不敢生或不敢多生孩子。调查数据表明,越是高收入群体结婚和拥有孩子的比例越高,而低收入群体中未婚的比例高。在30多岁的日本男性中,正规雇佣劳动者的未婚比例为30.7%,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的未婚比例则达75.6%。[20]。而女性正好相反,收入越高,未婚率越高。

  

   为扼制少子化的进展,日本政府出台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儿童、育儿支援法》《下一代培养对策支援推进法》《育儿护理休假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各地也纷纷出台了不少具体措施,如:结婚支援,缩短劳动时间,促进育儿休假制度,倡导男性休育儿假,扩充保育设施,改革性别分工意识,支援女性再就业,扩大生产和育儿的各种补助,减轻父母在养育和教育子女的负担,减轻低收入家庭的经济负担,对多子女家庭进行支援等。2019年日本实施3-5岁“幼儿教育、保育免费化”。2020年面向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实施了免除大学、高中的学费、扩充奖学金的制度。另外,对患有不孕症又想拥有孩子的夫妻,政府在治疗不孕症上给予一定补助,也在酝酿在2022年将不孕症治疗纳入医疗保险。2020年5月,日本政府鉴于少子化的严峻程度,制定了新的少子化对策大纲,提出了总和生育率1.8的目标以及实现的具体途径。即:对年轻人在结婚、怀孕、生产、育儿等人生重要节点上予以支持,创造有利于工作和家庭兼顾的环境,对多子女家庭经济上的援助等。然而,日本的低生育率现象并未得到扭转,特别是地方的人口减少现象依然日趋严重。2019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36,比前一年减少了0.06。2019年86.5万的新生人口数量再次跌破历史记录,被称为“86万新生儿冲击”[21]。

  

   新冠疫情再度加速了日本少子化的进程。在疫情和经济不景气的双重压力下,年轻人的恋爱和结婚受到较大影响,特别是男性非正规雇佣劳动者结婚难现象愈加显著。有民间机构预测2021年日本出生人口将低于80万。[22]日本似乎正在陷入一种少子化恶性循环的境地,即:新生人口数量减少→生产、育儿的市场随之缩小,产科和小儿科经营困难,儿科医生转行其他科室→生产和育儿市场萎缩→政府在育儿方面的预算减少→育儿环境恶化→新生人口数量减少→少子化程度愈加严峻。

  

针对少子化现象,重要的是对年轻人一代开展全方位的援助,缩短劳动时间,探索灵活、多元化的工作方式,让年轻人工作和家庭兼顾,营造一个让年轻人安心结婚、安心生养孩子的环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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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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