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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澎:从“一亿总中流”社会到“差距社会”——日本全民中产社会的形成与分化

更新时间:2022-01-12 00:41:12
作者: 胡澎 (进入专栏)  

   内容简介:二战后,日本在实现经济崛起的同时,实现了“一亿总中流”的全民中产社会。20世纪70年代,国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升,社会总体收入较为平均,行业之间、城乡之间差距均不大。这一中产阶层占绝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十分有利于日本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其形成得益于战后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教育领域出台的一系列缩小社会差距的政策和措施。20世纪80年代末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曾创造了“平等神话”的日本社会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在经济长期低迷以及少子老龄化日趋严峻的背景下,非正规雇用、收入差距拉大、阶层固化等问题日益突出,中产阶层分化并向下流动的趋势显示出日本正在从“一亿总中流”社会走向“差距社会” [1]。为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和措施,以阻止“差距社会”的形成。

  

   关键词:日本;“一亿总中流”;全民中产社会;差距社会;中流意识

  

   二战后,日本通过经济高速增长实现了共同富裕,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上,为世界后发现代化国家与地区做出了表率,故日本有“一亿总中流”即全民中产社会之说。日本的中产阶层在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经济、凝聚共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从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流意识”逐渐扩展到普通国民,并于20世纪70年代植根于国民意识深处。[2]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发展滞缓,就业形势严峻,非正规就业人数和低收入家庭增多,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3]上升,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上流”与“下流”社会阶层两极分化以及中产阶层向中下层流动的趋势。这一系列现象表明:日本正在由富裕、均质的“一亿总中流”社会向贫富分化日趋严重、机会和结果不平等的“差距社会”转变。

  

   一、日本全民中产社会的形成

   全民中产社会具有国民收入差距较小、国民社会地位均等、国民观念意识趋同等特征。战后日本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第三产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城市白领阶层迅速扩大。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Vogel,1930-)认为:“新的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元素是‘新中产阶级'的大规模出现。‘老中产阶级'(独立小业主和地主群体)在权力和影响上已经有所下降,并终于被‘新中产阶级’——即大公司与政府部门的白领雇员所取代。”[4]中产阶层的代表是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团块世代”[5]群体,他们大多是白领和有技术的体力劳动者,受过良好教育,为日本的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企业忠诚、对工作尽职、乐于奉献、富于牺牲精神的中产阶层价值观也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对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强大推动力。

  

   那么,日本中产家庭的“中流生活”是怎样的呢?195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大批年轻人从农村地区来到都市成为工薪族,组成“丈夫在外工作,妻子在家料理家务”的标准家庭。他们搬入新建的“团地”[6]或分期付款的公寓,过着典型的工薪阶层生活,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都十分相似。1959年度的《经济白皮书)和《国民生活白皮书》提出了“消费革命”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电视、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普及,显示出中产阶层的新消费倾向。20世纪70年代中期,彩色电视、空调、小轿车等进入一般家庭。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是这样描述“中流生活”的:拥有自己的房产和汽车,家电用品齐全,孩子若是想要接受高等教育也可如愿,偶尔全家也可以有一些休闲娱乐活动,也就是说具备所谓“体现宽裕生活的条件”的那种生活状态。[7]换言之,直到20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之前,日本国民只要努力,人人都能过上幸福指数颇高的“中流生活”。

  

   大多数日本人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比较满意,自认为属于中产阶层,过着和大多数人一样的“中流生活”。社会学家橘木俊诏观察道:“一直以来,日本被认为是平等社会,并因此引以自豪,(略)日本的收入分配平等性高,并没有太大的贫富差别。而且,很多日本人能够感觉到自己处于中流阶层。”[8]他这句话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厚生省的“国民生活实态调查”显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中产阶层收入差别不大,受教育水平、生活水平、消费能力比较均衡,就连生命周期、国民意识都极为相似。内阁府从1958年开始、每年进行一次的《国民生活舆论调查》(1948年开始不定期进行调查)以及日本社会学会自1995年开始每十年进行一次的《社会阶层与社会移动全国调查》(SSM調査)均印证了这一点。这两个调查都有对自己所处生活水平和社会阶层的设问,选项分为“上”“中上”“中中”“中下”“下”几个项目。1965年以后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自己处于中流(中上、中中、中下)的回答居高不下。60年代中期超过了80%。另言之,有超过80%的国民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生活满意度相当高。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流意识”不仅被日本媒体讴歌,也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全民中产的社会结构和心理意识较为稳定,即便是在所谓的“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的经济低迷期,国民普遍生活水准并没有受到严重影响,“中流意识”也依然存在。

  

   二、全民中产社会形成的原因

   日本的中产阶层是在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逐步形成和扩大的。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采取的若干政策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一)战后民主改革为全民中产社会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二战前的日本社会是严重不平等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6。华族、大财阀、地主、雇农等阶层等级森严。农村和城市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的差距相当大。产业内部熟练工人、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差距也非常大。战争、空袭等导致建筑物受损严重,个人资产严重缩水,客观上缩小了贫富差距。战后民主化改革,特别是解散财阀、废除贵族、农地改革等消除了财产占有的不平等,为实现分配基本公平打下了基础。战后成立了许多工会,1945年,工会的加入率超过了50%,保障了工人工资、待遇等方面的权利。1946年颁布的《日本国宪法》以及1947年颁布的《教育基本法》保障了日本国民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这一系列民主化改革使日本社会迅速趋于平等。

  

   (二)经济高速发展提高了国民人均收入,实现了共同富裕

  

   1955-1973年,日本经历了长达18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68年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青壮年人口从农村流向东京、大阪、名古屋等三大城市圈,带来都市圈人口的过密和农村地区人口过疏现象。1962年东京人口达到1000万。为此,池田勇人(1899年12月~1965年8月,1960年7月~1964年11月三度出任首相)内阁时期实施了“全国综合开发计划”[9],有效地缩小了城乡差别,改善了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日本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政策,例如:对农产品采取贸易保护措施,鼓励农村开发特色产品,鼓励农民开展兼业经营等。这些政策切实提高了农民收入和农村生活水平,城乡一体化得以实现。从日本各县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来看,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1960年代之前地区之间差距最高,1970年前后开始大幅缩小,石油危机之后,除了泡沫经济景气的2003年,一直处于差距缩小的状态。

  

   为使全体日本国民共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1960年池田内阁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0],提出了从1961年度开始为期10年实现国民收入翻倍,达到西欧先进国家水平的目标。由此,各行各业工薪阶层的收入普遍提升,日本收入分配差距状况得到极大改善。1961至1970年的10年间,国民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了1.4倍。另外,日本的税收政策有效缩小了阶层差异。如:房地产税抑制了过高的房价,高档商品也因消费税而相应多征收。

  

   (三)教育的均等化保障了中产阶层的再生产

  

   庞大的中产阶层的形成与基础教育的普及、教育水平的提高、城乡教育机会均等有很大关系。战后日本在《教育基本法》的基本原则下,各都道府县均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保障了教育的公平化以及教育质量的提升。日本对全国基础教育实行高度集中的标准化管理,在学校设置、教育经费、办学条件、师资配置、管理方式、教学设备、班级编制等方面都制定了标准,保证了日本各地中小学校均衡发展。

  

   教育财政体制的实施也是采取中央、都道府县、町村三级共同分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主要来自地方自有财政收入、国库支出金和“地方交付税”。[11]《孤岛振兴法》、《人口过疏地区教育特别措施法》《大雪地带对策特别措施法》等法律政策中都有对落后地区进行财政支持的规定。因此,日本农村和城市的学校财政分配比较均衡。

  

   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义务教育入学率几乎达到100%,高中升学率超过70%,大学升学率也达到40%。即便农家子弟也能接受高水准的教育,报纸、杂志、电视的普及又弥补了城乡在信息获取方便程度上的差距。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一批一批农村和地方的年轻人进入城市,成长为具备现代工人阶级素质的劳动力或企业、政府机关的白领阶层。

  

   私立学校在日本教育中占据重要位置,培养了大量人才。国立大学86家,公立大学95家,私立大学597家,私立大学占比达到76.7%。[12]私立大学和短期大学的学生占到了80%。基本上只要想上大学都能上大学。另外,日本对职业技术教育非常重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扩大了职业高中的招生人数,对课程内容也进行了改革,大量受过专门技能训练的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能够迅速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

  

   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升入大学、短期大学的比例不断升高,教育领域的性别差距也在缩小。1975年女性大学的升学率为12.7%,短期大学的升学率为20.2%,合计32.9%。男性大学升学率为41.0%。[13]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走入家庭成为专职母亲,对下一代国民素质的提升做出了贡献。为了让子女在学历社会竞争中胜出,大量专职主妇成为培养子女的“教育妈妈”。另外,教育的均等化在培养中产阶层上显示了优势。日本基础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精英,而是培养公民。让每一位受教育者成长为社会有用之才,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内生动力,与中产阶层的社会使命是一致的。

  

   (四)“全民皆保险”的社会保障体系维持了社会公平

  

   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风险分担”和“再分配”的双重作用。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平等性和普遍性的特点,支付和负担比率设计相对公平,照顾到不同收入阶层的支付能力。特别是养老金、医疗、生活保护、失业保险、儿童津贴等向弱势群体倾斜,维持了社会的公平。

  

战后,日本的社会保障是围绕贫困者的最低生活保障和安全网的建构展开的,先后制定了旧《生活保护法》(1946)、《儿童福祉法》(1947)、《失业保险法》(1947)、《身体障碍者福祉法》(1949)、新《生活保护法》(1950)、《社会福利事业法》(1951)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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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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